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飞氘，科幻作家，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途》等。此外，曾在Science Fiction Studies、《文学评论》等期刊上发表学术类文章。出版学术专著《“现代”与“未知”——晚清科幻小说研究》。作品被译成英文、意大利文、日文等。

1

邵燕君：

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爱荷华大学建立创意写作系统（Creative Writing System）以来，由大学培养创意写作人才的教育模式已被世界广为接受。2009年，复旦大学首设创意写作专业。其后，上海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建立相关机构。北京大学中文系自2004年招收第一位写作方向硕士至今，亦长期致力于大学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培养的探索，不久前又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创意写作在中国大陆高校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一些质疑。比如，创意写作如果只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它又如何能学科化？如果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化，被纳入了严整的学科体制内，它不是又走到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吗？文学创作真的能在课堂上教授吗？大学能培养作家吗？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请您就以上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您的看法。

飞氘：

我作为大学教师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就是“科幻文学创作”，课程要求学生在期末独立完成一篇科幻作品。多数学生选课是出于好奇心，想尝试新鲜事物，有创作经验的是少数，写过科幻的寥寥无几，有志向成为科幻作家的更是屈指可数。这意味着不能照搬常见的写作工作坊模式，也不能完全变成“科幻文学史”或“科幻经典鉴赏”，尽管对经典的鉴赏和学习是初学写作者必不可少的环节。几年下来，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调整课程框架。我曾跟学生说，这门课对于你们完成科幻创作的最大帮助就是，通过学分的机制，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点。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推力。最近我读了朗西埃的《无知的教师》，很受启发：文学写作课的关键不在于教师自己的写作水平如何以及教师能否讲述出多么实用、高超的写作技巧，而是能否鼓励学生树立写作目标并监督、检验学生是否为此充分投入。许多作家都是靠自己摸索成长起来的，学生当然也可以。因此，我现在准备再做一次课程重点的调整：设计一些环节来推动学生自己去探索写作的道路。

2

邵燕君：

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体制内，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项独立的学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也不再是皮毛依附的关系。很多文学批评者没有创作经验，甚至不再是热忱的读者。但近年来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一些著名批评家开始转向创作，成为“新锐作家”。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您是否认为文学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

飞氘：

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都属于广义上的创作活动，不过批评家开始写小说确实是个有意思的现象，我想这充分说明了文学创作的魅力。文学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也许不是必须的，但一定是有益的，而且是有魅惑的，没有“转向”的批评家也许只是成功地抵御住了这种魅惑吧。

3

邵燕君：

伴随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作家制度也发生变化。尤其是网络文学兴起以来，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生产机制和职业作家制度。在这个制度里，编辑的地位在下降，变成了运营编辑；读者的地位在上升，尤其是被称为“老白”的精英粉丝群体成为新“把关系统”。他们不但是主要的付费群体，也积极参与创作过程，他们的各种点评形成的“口碑”也可以吸引“小白”读者，也就是说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批评者颁发象征资本的功能，并且可以直接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作者与其“铁粉团”形成“强制约”关系，作者未必完全接受粉丝的意见，但却不能失去粉丝的支持……您怎么看待这种“强制约”关系？在非商业性的创作中，核心读者群体的存在是否也是至关重要的？您理想中的作者-编辑-读者-批评者关系是什么样的？

飞氘：

我对网络文学了解不多，只是不止一次听说：一些“神作”之所以“烂尾”，是因为读者一直在猜测结局，作者为了不让读者猜中，只得故意避开已有的猜测。在互联网时代，作者和读者这种更实时、更亲密的人际关系，也挺有意思的。

4

邵燕君：

2021年6月21日，创办于1957年的《收获》App上线。1979年1月到1999年的过刊全部上架，新作品单篇上架。2021年7月1日，《收获》联合《小说评论》、喜马拉雅、后浪，举办赛程长达5个月的收获App“无界-双盲命题写作大赛”，邀请知名作家和跨界作者根据每月命题写作，所有使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均可参与。《收获》此举是否意味着纯文学期刊的网络移民？您怎么看待这一新趋向？

飞氘：

我个人还是不太习惯在手机上看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学术文章。如果这个App将来能在一些墨水屏阅读器上方便使用，我想一定会更受欢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