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海蒂：生态文学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定位，理论家对“生态文学”的阐释似是而非语焉不详，不过关注和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学的突出特点与责任意识。欧美几十年前也兴起了写山水、荒原、旷野即写大自然的热潮，名之为“自然主义写作”。爱默生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他说，“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更是声称，“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在他们眼里，荒野寄托着人类的情感，因为心灵格外需要野生自然的滋润。中国美学家李泽厚在其著作《美的历程》中写道：“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豪华，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丘园泉石长久于院落笙歌。”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写作专注于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写自然生态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对人类心灵的启迪、对人类未来的启示，提示人类要与自然和谐共处，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受《当代人》盛邀，我与张炜、刘东黎、王剑冰三位老师一起谈谈“生态文学”、生态与文学、作家的自然情怀等话题。

生态文学的源头及核心理念

杨海蒂：张炜老师的作品《融入野地》，重申了荒原的魅力以及其对现代人心灵的启迪，因而被视为当代中国“生态文学”名篇，但是张老师本人好像并不认可“类型文学”，听听您的高见。

张炜：《融入野地》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一篇散文。当时因病几次住院，长期行动不便，思念半岛，心向旷野，《融入野地》是这种神往的产物。它写得很慢，在床上用托板，写了一个多月。

我没有写过生态文学，但认为所有杰作都是这种文学。专门写生态，我从文学的角度不会理解，从文学之外能理解。所以我们谈“生态文学”时，起码是临时离开了文学。研究者分类是必要的，但创作者不能按分类去写，那就糟了。托尔斯泰最“生态”，但不能专门分在这个类里。文学在研究者那里有各种类：女性文学、煤炭文学、儿童文学、海洋文学、寻根文学，多了。但作者一般不要自觉地进“类”，否则就会麻烦不断，缩手缩脚。

人与大自然这个母亲母体生命基础关系是天生的，命定了是文学的核心表达，而一旦进了“类”，就做小了、想浅了。文件号召保护生态，文学仅仅响应号召，或具体地细节地生动地响应，都不是好的文学之举。

作家具有天生的警惕各种类型化写作的本能，并会在这种警觉中得以成长。将文学类型化，一般是为了满足较为低层的、与深入的文学阅读相隔膜的那部分受众。作家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归属于某种类型，说到底是一种妥协性策略，是文学的通俗化。回避文学的类型化，从本质上看不仅是一个写作学问题，而且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诗学问题。类型化的文学属于通俗文学，所以只有在这个范畴内加以讨论才有意义，而且它大致是批评家们的事业。

刘东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就曾读过张炜先生的《融入野地》，感触很深，那里面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自然情怀，艺术表现力非比寻常。“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融入野地》）；时隔多年，我仍能忆起当时读这部作品时的感慨与触动。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都在留意着张炜先生最具精神延续性的思考，在张炜先生近来出版的文学课讲义《文学：八个关键词》中，荒野就是其中之一。

“与荒野对话，就是与永恒对话”（《荒野：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之三》），这和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荒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思想力量。那里呈现着不受现代性规范、未被现代性驯化的异质性和多样性；然而，又不能说与人类漠不相关。在那里，大自然不再抽象，而是各得其所、自由自在，“万物（包括人类）并育而不相害”。在那里，人类重新拾起与本真自然世界的情感联系，通过对荒野的回溯，重建人与世界的完整性，使人类的价值返归自然的深处。

王剑冰：我以为，生态就是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而生物泛指一切有生命的物体，它们与自然环境相互依赖又相互促进。《礼记·乐记》中有“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我们人类及其它生物有幸共同居住于一个地球大家园中，这个家园属于最大的生态系统，有着山河湖海、森林湿地及乡村城市。那么，可以这样认为，生态文学是反应自然生态与人类关系的文学。其就像一汪湖水，以最佳的视角和状态，反映出所见之景象。当然，这个景象包括生态危机与自然危害。生态文学本身就具备自然责任感与社会使命感，有着本能的生态意识。张炜兄的《融入野地》应该属于生态文学范畴。

其实，研究自然与生物的学科与关注自然生态的文学一直是并行并存的，只是叫法不同。郦道元的《水经注》，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其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其涉及有地域景观及风土人情，涵盖文化历史、水利地理、民族宗教等多种学科，文笔绚烂，语言清丽。我们从李白、杜甫的诗中，都能找到来自于《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也有《水经注》的影子。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他的《石钟山记》中引有一整段《水经注》的文字。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由此可见述写自然的文学传承。

郦道元之后，有明代的徐霞客，他的游历，不单单是寻奇访胜，更是为了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寻找大自然的规律，足迹遍及今天的21个省区。他一边探幽寻秘，一边观察记录，人文、地理、动植物无不涉猎。经30年之辛，撰写成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详实丰厚的地理学珍贵文献，也是一部笔力精到的游记或者说生态文学。

他的很多文字都是那样的生动、鲜活，显现出对语言的理解及驾驭能力。比如他写丹江漂流的句子，“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浓桃艳李，泛光欲舞”，将当时的状态、景物、气势都描绘出来。再看《滇游日记》：“江流捣崆中愈骤，崆中石耸突而激湍，或为横槛以扼之，或为夹门以束之，或为龃龉，或为剑戟，或为犀象，或为鸷鸟，百态以极其搏截之势，而水终不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过之，或挟而潆之，百状以尽超越之观。”一连九个“或”，构成深峡陡崖的磅礴气势。

感慨我国值得自豪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郦道元与徐霞客，早已被世界公认和称颂。到了21世纪初叶，欧美生态文学作家被介绍进来，梭罗就是典型的一位，他沉迷于故乡的林野、湖泊与大地，写出了《瓦尔登湖》《野果》等多部书写自然的作品，他的生活方式及写作方式对我国生态文学的影响很大。

刘东黎：贝斯顿在《遥远的房屋》开篇就宣告了他永恒的写作主题：“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贴近土地，是人与自然合一最朴素的体验方式，也是在广袤自然之中发现美的过程。生态文学，就是将有关万物的思维、理念充分地情感化、形象化，使人类在大自然中产生深沉美丽的心灵反应，由此沟通了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

张炜先生不太认同生态文学这样的“类型文学”或“类型化写作”，我也有过相关的思考。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生态文学及其书写，既不像是一个文学种类（体裁），也不像是一个派别。可以说，生态文学（我本人思考更多的是“自然文学”，为避免混淆，我姑且以生态文学来称呼），它本身就像是一种氤氲混沌的生态，是人类主动修复与自然关系的文化形态。它有助于让一个人养成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

为什么它显得不太兼容？为什么人们不容易认同它与其他类型文学的划分？史怀哲说过一句话，“文明的唯一目标，是个人精神与道德臻于完美”，这才真正是生态文学的目标。生态文学让我们更具认知美的能力，而认识自然万物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它把人的生存带入存在的澄明中，用一种诗化的生活方式，让一个真正的文明世界得以成立，并追求良好的长久生存。

我们一定要看到，生态文学的关切点，其实不是自然之“物”，而是天道、人事与物象，是一种直面我们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人生实践和情感体验。可以说，它是一种更加超越的文学情感，是更加遥远的友情和关怀。

从环境伦理观的角度思考，它是人类阐明深层道德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也带动整个世界，去领悟对非人类主导区域（海洋、荒野等）的义务和责任。相形之下，这种那种类型文学的限定，的确是显得有些逼仄了。

生态文学写作

杨海蒂：剑冰老师写下大量散文名篇，其中很多属于“生态散文”范畴，例如刚完成的关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作品，请剑冰老师谈谈这次写作的缘起、感受、心得。

王剑冰：我喜欢行走于山川自然，也写过一些不成熟的文字，关于三江源的考察与写作，我是十分认真对待的。我踏访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大部分区域，并且到达了黄河、长江、澜沧江的源头。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完全是一派空气清新、景色迷人的地质奇观，被称为长江、黄河与澜沧江源的汇水区。这里有昆仑山、唐古拉山等无数雪山冰川，总面积833.4平方千米。在这些冰川下，伸展出无数细流，汇成大波大浪，汇成长江黄河。

我无法完成对这片雪域的描述，它实在是太辽阔，太神秘。在无比广大的荒原中，有时很难找到一条正经的路。这对于少数考察者或旅行者而言，实在是无法想象的艰难。许多地方处于原始的状态，有着很多的未知。那里的人以及其它生灵，同那里的山水一样，有着最本真的纯正度。没有灰尘可以到达这里，没有污染在这里挥发。正是这样的状态，方显现出三江源的奇特。我已经完成了二三十万字的文章，将出版两部专集。我觉得，这样的关注与行走艰难而快乐，实在是应该继续坚持。

刘东黎：几年前我和王剑冰先生一同去了三江源采风，寻根三江源的经历非常艰苦，高原环境对人身体的极限构成了挑战。人在高原一直缺氧，像做梦一样变得恍恍惚惚，神魂分离，说话办事总感觉是另外一个人在行动。似乎灵魂就在身体之外不远处。

我和剑冰兄，共同经历与承受艰苦。他的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是自然而真切的，有一种思想漫游式的美学属性，我读他的书稿，就会想起三江源的经历，我能读懂他笔下时常流露的苦心孤诣，一种沉重感。我组织编写《自然书馆之国家公园》丛书，包括剑冰先生、海蒂女士在内的各位作者，与我进行了反复的探讨。

这种宏大的超越性的文学指向，不是没有边际的，恰恰相反，更是要追求“目光向下”。西方生态文学的经典著作中，笔下也多是动物、植物、农民、牧民、土地、生灵等，是经由探查和吟咏而生成的自然观览文本。亚当·菲利普斯在《达尔文的蚯蚓》一书中指出，“达尔文要我们看着大地和蚯蚓的工作而不是看着天，因为前者才是奇迹发生的地方。仰望天空寻求意义和真理使我们错过我们脚下发生的奇迹”。“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我觉得，这也就是生态文学最有意义和最有趣味的地方。

关于生态文学的创作手法，我们在集体讨论中，也明确了应当采取行走笔记的叙述方式，超越闭门造车式的书斋创作，同时也认为，可以用较大的篇幅，去挖掘描绘每个地域的田野、土地、历史、物候、农事、游猎与征战，这些均指向背后美学性的观察与书写主体，加上富有趣味的叙述风格，展示富有魅力的文化生态和景观。

相对来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看非虚构的生态文学作品，表达方式以第一人称为主，比如像散文、日记、自传及书信等写实的形式，比如说荒野经历、探险游记、表现农村场景和农场生活的散文等，围绕个人经验、历史事件和人生经历展开。

关于生态文学的精神指向，我想起现在社会上有个词叫“内卷”，指社会文化模式不再改革了，年轻人之间陷入了恶性竞争。而我认为这正是生态文学精神指向的反面。有这样一个生态学的知识：一个生物，它的“体型大小”和所需的“活动空间”成正比。借你一亿年，一片溪水也进化不出鲸鱼，一个小岛也长不出气象万千的苍郁森林。生态文学的精神指向是“生生之理”，“而人道最高的仁亦即从此出”。就像鲁迅先生呼吁的那样，“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其立基点也正在于此。“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类似三江源这样历史深远、神话弥漫、风情与内陆迥异的的生态空间，是“野生动物出没之地、未开化和未耕种之地、无序和混乱之地、不毛之地”，是“纯粹的自然”或“野生的自然”，而海蒂女士的《这方热土：海南热带雨林掠影》，则是用文学的手法，再现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被“赋予了意义”的自然空间综合体。

杨海蒂：我选定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个选题，首先是因为我对海南的深厚感情。只要有海南题材在，那就必定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希望将海南生物的多样性写出来。比之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是一个更加广阔、独立不恃的自然地域（或生态单元），对于国家公园而言，自然与人的关系更为凸显。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为例：生态文学，可以是进入东北文化、东北经验的崭新起点。

刘东黎：是的，我们可以将国家公园——这种由国家力量遮护的荒野——想象为人与生物圈较为核心区的一滴水，这滴水是不断漫漶与扩大的，它没有孤立或干涸，反而汇入了江河湖海，遭遇了不同的水系，具有滴水穿石的强大愿念，以及逐渐拓展的涟漪效益。

生态文学，绕不开的乡愁

杨海蒂：生态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也由此认识到另一种崭新关系，那就是人与自然更科学的关系形态。再回到“荒野”这个生态文学的母题上，它是否寄托了人类心灵中遥远的乌托邦以及乡愁？

刘东黎：1933年，詹姆斯·希尔顿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构思出了“香格里拉”这个概念。一位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在飞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马拉雅山万峰之巅中一个山谷，那是一个位于喜马拉雅山东侧边缘地带的幽深谷地，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乐园，有一种梦幻般如痴如醉的宁静，一种终于来到世界某个尽头和归宿的感觉，让人想起《创世纪》中的恩典：“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

在这里，一切美好都具体到可触摸可亲近，每个人的生活都真实不虚、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因为人是自然之子，是荒野的产物。千里冰雪高原的腹地，香格里拉的确与桃花源、乌托邦等很相像。

我曾经想过一个相关的问题：《消失的地平线》算不算是生态文学作品？我觉得是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一种狭隘的类型或体例来界定生态文学。

在这部虚构的作品里，没有惨烈的战场、杀戮或死亡，只有对和平和安宁极度渴望的乱世人臆想出来的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外桃源”。这是一种乌托邦想象，它的指向是“任何理想而臻于完美境界的地方和国家”。在作者心目中，显然，反战、避世、返回自然是其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唯一出路。天堂的纯洁、爱与智慧，是幸福的回忆，是大自然永恒的许诺。

再以三江源为例，那里冰峰雪山、河湖广布，是野生动物的天国乐土。灿烂的阳光与寒冷的空气，提高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率。高寒、荒凉与冷寂，在冥冥之间，仿佛正是为着江河源头的宁静和安全而设置的森严防线；也天然地具有了精神的超拔性，乌托邦意味浓重，是天设地造的生态文学空间。

与荒野相对，人是渺小的。抵制人类中心主义，便成为生态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生态文明是地球上唯一所有物种共存的文明。生态文学也由此淡化了人类自身，凸显了自然万物存在的权利，模糊了人与自然的界限，从而也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王剑冰：2016年，我受大象出版社之邀，主编一套20位作家参与的“乡愁文丛”，其中就有张炜兄的《北国的安逸》，这些著作，按理也当属于生态文学。我们能看出作家们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故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在我们讨论生态文学的时候提到原乡，我觉得在理念上是十分清醒的，生态就是我们的生活，更是我们的乡愁。乡愁孕育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特殊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正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刘东黎：我曾经想到一个问题，生态文学最伟大的可能性是什么？它不仅是在强调人与自然进行亲身接触与沟通的重要性，甚至，在不自觉间，它在试图寻求一种崭新的文化与精神的出路。这是最振奋人心的地方。也许，有朝一日，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岁月里，因为生态文学的引领和润泽，会出产一些人本学意义上的成果。

我们应当进一步去承领、回望荷尔德林、雨果、叔本华、海德格尔等前贤的遗产，重新接续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人文主义的自然诗学，包括重温威廉·巴特拉姆、伊拉斯谟斯·达尔文、梭罗等人的经典之作，那里有一种尊重人性健全的传统，视宇宙万物为秉有灵性的存在，而且有一种蓬勃的有如初创的生机。如张炜先生所说，“旷野即故地”。朝向、回溯文明社会健康遥远的源头，这种文明的返乡之旅绝非是一种倒退，而是新一轮的进发。人类就像是一棵寻根之树，在寻归荒野的进程中有了永久的驻留地，诗与远方在这里相遇，这里是心灵之源，是万物之始，又是文明之根，象征着来路，也象征着去路，伫立在自然和人事亘古如斯的对立与交融之中。

王剑冰：我们应当对自然生态怀有敬畏之心。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这是生态文学应长期坚守的圭臬。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一个自觉认识的阶段，我们的生态文学，更应走在社会认识的前面。

杨海蒂：和各位方家讨论关于“生态文学”的话题，受益颇多，非常感谢！期待下次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