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公布了获奖名单，《白耳夜鹭》（艾玛）、《科恰里特山下》（董夏青青）、《公园》（赵松）、《接下来去荒岛》（王苏辛）、《五月将尽》（张玲玲）五篇短篇小说获奖。主办方邀请评委对获奖者进行了采访。该系列访谈已经获得转载授权。

编者按：

有篇赵松的专访，第一句是“一个穿着西装、背着帆布袋的中年男人……”认识赵松的人会觉得，是一百分的白描。

穿西装，因为他上班，虽然有时候他给编辑的印象是上班的气味很淡，不知道他怎么上班的，但是忽然，他又会出现在艺术展的海报上，上面写：策展人赵松。帆布袋里常常装着书，偶尔装一叠自己书稿的校样，他拎出一角对朋友展示几秒钟，如果顺着这个话题往下聊，他会说出漫长有序的写作和出版计划。中年男人，就是说，他也不是非常年轻了。

赵松已经出版了近十部书，有小说和评论集。他是小说和评论写得都好的作家。他获得首届“短篇小说双年奖”的作品是《公园》。他自己阐释“公园”的意象：“公园，一个向所有人敞开的地方，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地方，一个无需承受任何质疑的地方，一个仿佛能容下任何东西的地方。”他阐释爱写的那类人物：“他们多数都是在日常生活中长期陷在某种困境状态里，待到有所觉悟并进入尽力试图摆脱的过程中，又发现自己其实早已耗尽了能量——这就像一个电器拼尽全力终于把自己的插头摆脱了电源插座，随即就陷入没有电的状态。于是他们就停在了那里，某个偶然停顿的地方，陷入闲置的状态。”

“停”与“闲置”，赵松自己说了出来。我们可以换别的话，另去形容他的小说，但很难避开这两者共同吐露的，他贴近又游离日常生活的叙事味道了。

赵松&张定浩

对谈者简介

赵松，作家、文学和艺术评论家。1972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已出版《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最好的旅行》《被夺走了时间的蚂蚁》《隐》《伊春》《灵魂应是可以随时飞起的鸟》等小说与评论随笔集。

张定浩，《上海文化》杂志副主编。著有文论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批评的准备》《爱欲与哀矜》《无形之物》，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张定浩：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有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

赵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是夜间写作，十点以后到凌晨两点左右，周五晚上有时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最近这两年有了些变化，我更愿意在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写作，就是尽可能在完整的时间段里去写作。

张定浩：很多赞美你的人和批评你的人都会把你的小说归入法国新小说那个谱系，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赵松：也没有什么想回应的。回应赞美，我不知道除了说声谢谢还能说什么。而批评，我确实是没有什么可回应的。有时我也曾想，是不是要像当年阿兰·罗伯-格里耶那样呢？然后我又忽然发现，自己其实早已没有这种兴趣了——有那么多的事可以做，有那么多的好书可以读，而人的精力时间又是那么有限。无论一个人喜欢什么，真到了懂的地步，他往往是沉默的，而不会是到处叫嚷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能做出回应，那么真正应该我去回应的，可能只是那些始终对世界保持着足够敏感度的沉默者。

张定浩：你在一篇谈论让-菲利普·图森的文章中提到过“芝诺式的时间状态”，在另一篇谈论塞林格的文章里你也提到了“芝诺之箭”，能够具体再谈一谈吗？我想很多时候，令小说家们彼此区分或将他们吸引到一起的，并不是表面的流派，而可能正是他们在时间理解上的异同吧。

赵松：无论如何，我们都改变不了时间的不断流逝的状态，生命的从生到死的过程也是如此。我之所以提到“芝诺之箭”，只不过是想说，写作也好，阅读也好，终归不过是人类发明的对抗时间流逝的行为，虽然这些行为改变不了时间流逝的事实，但可以改变人的体验和感觉方式……当然，在本质上这些行为都是徒劳的，不过没有这些徒劳的事情，人可能就不会成其为人了。另外，我对于文学流派始终都没什么兴趣。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比较相近，才导致了这种被流派化认识。换个角度说，他们之所以被归为同类，不仅因为他们的思维写作方式跟前辈们不一样，跟多数同辈们不一样，还在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也非常的大，只不过，在面对那些陈词滥调阵营时，他们会更容易显露某种同类的精神气质。

张定浩：迄今为止，你写的小说主要还是短篇小说。你写短篇一般是从何处着手写起的呢？你是怎么判断一个短篇小说已经写成了，还是要继续修改？

赵松：可能是某个场景，也可能是某个人物的瞬间状态，或是声音，都有可能成为写作的起点。但起点不一定是开篇，只是这个小说的缘起，很可能写到最后，这个缘起已被淹没在小说深处。每篇小说都意味着某种能量，当我感觉到它的充盈之后，就可以停下来了，完成了。

张定浩：小说集《伊春》之后，你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

赵松：其实有两个长篇计划，一个已经有十一万字了，但我倾向于把它们打碎再造，另一个还只是一些片断，需要时间生长。接下来，我可能要集中精力把前者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