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这是很多中国读者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到的《一面》，这“一面”将鲁迅（1881—1936）的形象刻画在一代人的记忆中。而这“一面”发生的地点便是内山书店。翻开《鲁迅日记》，自1927年以来，内山书店几乎是鲁迅先生隔三岔五必打卡之地，有时候甚至是天天“午后前往内山书店”。他在那里会见朋友、转交信函等，而且他的很多书稿也由内山书店代理发行。1936年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1885—1959）在鲁迅治丧委员会里名列第二位，可见两人友谊之深。因此内山书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仅是对小学课文的记忆，更被看作是与鲁迅先生密切相关的一个历史文化符号。而内山家族，也因此通过书店与中国结缘。

笔者曾经在世界文明大会上偶遇内山完造的侄子（内山嘉吉的儿子）内山籬先生和他的儿子内山深，备感亲切。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以此为契机，我通过远程视频采访了内山籬先生。听这位内山书店的前任社长讲他的故事，讲内山书店的过往，似乎对面坐着的就是一个从上海走来的中文老师，丝毫没有异域感。

被家族“钦定”为继承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内山书店第三代继承人，担任社长达39年，应该说是至今内山书店任职时间最长的社长。您当初担任社长是因为您学汉语吗？

内山籬：事实上我在上大学之前就“钦定”了要继承内山书店。所以学习汉语在考大学之前就已经作好决定了。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都先离开了家，跑到别的行业去工作，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来继承书店了。因此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有意思的是，大学教汉语的老师，都是内山书店的顾客。在我还没有考大学之前，就已经和他们认识。大学头两年是念教养学部，就是学习比较广泛的知识，包括英文、法律等学科的知识。三年级时选专业，我就选择了中国文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1968年欧洲爆发“五月革命”，在它的影响下，似乎全球都掀起了“革命”浪潮。您当时学业有没有因此受影响？

内山籬：我是1968年大学毕业的，之后进入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头两年是硕士课程，如果还要继续研究，就需要再考取博士，研读博士课程。刚进入大学院第一年，学生运动其实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学生运动的加剧，大部分课程都停了，教授也不上课了，我们中国文学系的人也大部分参与了运动，也可以说是“罢业”了。也就是说，我在进入大学院之后，只上了一年的课，后来课程就都停止了。1969年、1970年，虽然身份还是学生，但是根本不上课了，后来因为不再支付学费，校方开除了我的学籍。

我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每天听北京广播，一个是因为学习语言，另一个也是对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非常感兴趣。说实话，在我大学念书最后一年，日本发生了学生运动，我也参加过，但是没有被逮捕。也是受到了国际上运动风潮的影响，当时日本的运动也很热闹，所以没有好好上课。1969年，因为学校也停课了，所以我就开始在内山书店工作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还记得第一次到中国的情景吗？

内山籬：我在内山书店工作不久，便代表书店出访了中国。那是1969年10月，主要是去广州参加广交会，大概了解一下中国的商品贸易情况，主要是看一看。我们当时图书进口主要是通过中国国际书店，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我当时是第一次和他们直接交往。那一次，除了广交会面谈交流以外，国际书店方面还带我和几个同业去旅游，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我们住的宾馆，大部分客人是日本人，宾馆门口有持枪站岗的士兵。不过，这种严格管理，在我们经香港，从深圳罗湖入境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所以，倒也没什么惊奇。有意思的是，因为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情况大部分都不了解，所以日本的媒体，纷纷要我介绍中国的情况。从深圳出境到香港后，驻香港的日本记者都纷纷过来采访我。回到日本后，一些杂志和画册也纷纷要求刊发我们拍的照片。都是因为“稀少”的缘故。

上海故事：鲁迅与内山家族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中国很多读者来说，都听说过鲁迅与木刻讲习班的故事。这个讲习班的“讲师”便是内山完造的弟弟、您的父亲内山嘉吉。在上海探亲的内山嘉吉在鲁迅的一再邀请下，为上海的年轻艺术家开办了木刻讲习班。可能您的父亲也没有意识到，一周的讲习，让他与中日交流紧密相连。

内山籬：我父亲记忆力很强，对很多事情都记忆犹新。所以，经常给我们讲故事，讲他那时候对中国的感觉、印象。我父亲第一次去中国是在1927年。他在文章里写过，也给我讲过，但是现在都交错在一起了，我也分不清哪些是他写的，哪些是他讲给我听的。1927年，他第一次到上海，但是，当时鲁迅还没有到上海。后来我父亲于1928年、1931年又两次去上海，都是暑期，因为他是老师，有暑假。1931年，他再次去内山书店探望兄长，并且住在那里，就在那里他碰到了鲁迅。我父亲是教小学生美术的，在他离开东京之前，给小学生留的暑假作业是让他们用版画/木刻制作慰问信。这里要提到的是，日本有个习惯，在炎热的夏天，人们会互相寄问候卡。当时远在东京的学生们把他们制作的问候卡邮寄到了上海内山书店转内山嘉吉。当内山完造和我父亲在看这些版画作品时，鲁迅先生正好进来，当时鲁迅先生便建议我父亲开一个木刻讲习班，让我父亲教一些在上海的美术学生。刚开始时，我父亲说他并不是木刻专家，虽然在小学教美术，但是自己并不是美术专业毕业的，所以，他婉拒了鲁迅的建议。但是，鲁迅说，那些美术学生也没有学过木刻，教他们就和教小学生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开始办起了木刻讲习班，时间是1931年8月17—22日。

那次参加培训的有13名学生，后来其中部分学生把他们的木刻作品持续寄给父亲，一直到1984年父亲去世。他们的学生包括中国第一线的木刻家也陆续给我父亲寄来新作品。自1947年开始，父亲和内山完造在日本各地举办“中国版画展”。然后父亲分别于1975年、1982年把所藏的中国现代木刻作品，全部捐赠给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收藏。可以说，以1931年的木刻讲习班为契机，父亲开始了与中国美术家的来往与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父亲内山嘉吉和母亲邂逅于上海，并在那里结婚，那是个怎样的故事？

内山籬：我母亲原姓片山，是1919年12岁的时候随姐姐去上海的。内山完造在教会认识了她，并把她收为养女，让她去京都上学。1928年她从同志社高等女子学校毕业，然后又回到上海（内山书店1920年和1928年的照片上有她）。我的父母确实是在内山书店相识的。婚礼呢，一切都是完造夫妇安排布置的。1931年8月22日，也正好是木刻讲习班结束的同一天，完造夫妇邀请他们的好友，这些人也是父亲认识的，在新半斋设宴。完造邀请他们时只说“一起吃饭”而没提“婚礼”，给客人们来了一个“surprise”（惊喜）。

这场婚礼留下来一个有意义的物品，是一把扇子。当时我母亲正好带了一把扇子，便让前来出席的客人们在上面留言签名，其中鲁迅就是第一个，上面还有郁达夫等人的名字。那把扇子已经很旧了，我们把它放在镜框里保存着。

内山完造与家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让我们谈谈您的伯父。出生于1885年的内山完造，可以说自幼就离家，开始到大城市闯荡，后来更是离开故土，旅居中国长达30年之久。您对他有印象吗？

内山籬：内山完造和我父亲相差16岁，他们虽然都出生在冈山县，但是我父亲出生的时候，内山完造已经不在家乡了，他前往大阪、京都等地做学徒去了，他大概12岁时就离开家乡了。就是说他上完四年的寻常小学，完了以后再进四年的高等小学，读一两年后就走了。他不爱在学校学习，性子很调皮，父母都觉得他难管。他离家后，先到大阪，然后到京都当学徒卖布匹。

我父亲大概3岁的时候，被他的叔父领养，他们住在四国岛的香川县，我父亲在那儿长大，从4岁直到初中毕业，所以内山完造和我父亲一直都没有见过面。我父亲大概20来岁的时候，到了东京，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学习美术，他们之间有通信来往。内山完造写信让我父亲去上海看看。1927年，也就是我父亲26岁的时候，当时他在小学教美术，第一次去中国，也是第一次去见他的兄长内山完造。问题来了，因为他们之前从未见过面，互相都不认识，那怎么办？我父亲在信中告诉内山完造，说他手上会举个红手帕。估计内山完造要看到一个手上举红手帕的男人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毕竟拿红手帕的男人估计不会有第二个。

我和伯父内山完造年龄相差悬殊，当内山完造1959年去世时我还在念初二。内山完造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很喜欢孩子。星期天在教会，他专门为孩子们组织了一个“童话会”，他会给孩子们讲世界各地的童话故事。我作为他的侄子，也深得他的喜爱。有些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1947年，内山完造回到日本，一开始就暂时住在东京内山书店。当时他开始在日本全国各地演讲。记得有一次，当他从外地演讲回来时，我到我家附近的有轨电车车站去接他，因为我见到他特别高兴，就跳起来扑向他的怀抱，他伸出双手抱我，大概是用力过猛，我的胳膊居然脱臼了。当时我不是一个很结实的孩子。还有一次，我让我父母给我买自行车，虽然我还不会骑，但是因为朋友们都有，所以我也让父母给我买一辆，但是父母不给我买，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这事正好被内山完造听到了，他就给了我2000日元，让我去买自行车。当时因为他刚从外地演讲回来，手里正好有演讲酬劳，于是就把钱都给了我。

那个努力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内山完造是一个“矮小而结实的中年人”，有着“肥厚的手掌”和“粗短的手指”，这几乎成了他在很多读者脑海中的固定形象。但正是他屡次为鲁迅以及其他左翼青年提供避难场所，鲁迅与他的友谊尤为深厚，后来更是鼓励内山完造写书，并亲自作序。

内山籬：内山完造很小就辍学，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基于平时的积累，在1935年11月完成了第一本随笔集《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鲁迅先生亲自为其以日语作序，内山完造称之为“天下最好的馈赠”。内山完造在上海的时候，每天都写日记，遗憾的是，1947年被遣返回日本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让带，笔记也好，照片也好，都没有带回来。后来，在1953年，当时一起在上海生活过的一位牧师，带回来他的四本日记。在他写回忆录《花甲录》的时候，这些日记还没有带回来，所以说这四本日记还没有公开过。作为日记，一来是字迹写得凌乱，二来他自己也没有公开的意图。这些未公开的日记，现在还在我的家里保存着。日记并不连续，中间有中断。第一本，1944年至1945年春；第二本，1945年秋至1946年8月；第三本，1946年8月至9月；最后一本1946年9月至10月初。他的书写很难看懂。可惜的是，日本战败那段时间的日记是缺失的。我现在正和内山完造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对这些日记进行解读和研究。

从1948年2月开始，内山完造就奔波于日本各地进行演讲，向民众介绍中国的情况、生活习惯等。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他要“漫谈”中国的故事，直到1959年一共讲了800多场。他说“谁要我讲‘漫谈’，我就去他那里讲”。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日本政府一直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在“漫谈”里插进了对日本政府的批评。此外，他还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投身于日中两国的民间交流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1938年到1944年期间，内山完造又撰写了《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上海霖语》等书。1960年出版了《花甲录》，这本书不仅是他个人经历的记录，也被称为是一部折射“从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因此也被认为是日本汉学的重要著作。

内山籬：日本学术界也注意到了内山完造的生平及其文献对中日关系的贡献。坐落于横滨的著名私立大学神奈川大学因此专门成立了内山完造研究会。很早之前，便有老同学和我联系，讲了研究内山完造的想法，并邀请我参加。神奈川大学2018年成立内山完造研究会，研究他的生平，实地考察他的活动足迹，解读他的笔记、文章等，我也受邀参加了研究会。日本也需要介绍内山完造的事迹。研究会开展活动已经3年了，但是去年一年由于疫情的原因，除了线上讨论外，没有进行其他具体的现场活动。

内山书店的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年来您一直保持着和中国文化界的友好交流，延续着和鲁迅家族的友谊。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故事？

内山籬：作为内山书店的继承人，不仅要继承书店，更要传承日中文化交流。父亲在世时，我受邀与他参加了很多日中友好活动。印象比较深的是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我和我父母一起参加纪念活动，内山完造的遗孀（在上海时娶的夫人1945年去世，1950年娶了新的夫人）也受邀出席，我和我爱人，我的大哥，从前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过的表姐夫，我们一共去了7人。在纪念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作了发言。

1986年，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带着我的一家、母亲以及母亲的朋友，一共17人，去中国旅行，专门观光。因为在我的家族里，我哥哥姐姐的孩子都是第一次去中国，我希望他们好好看看中国，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去了北京、成都、 西安、 上海。我们的合作伙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邀请我们在北海仿膳饭庄聚餐，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先生也出席了。我们和他很早就认识，因为他从前是派驻日本的记者，现在我们也保持着联系，每到北京，还是会打招呼的。

在有关鲁迅先生的纪念活动中，我们和鲁迅家族的后人时有碰面。上海举行鲁迅的纪念活动，有时候我们会受邀参加。周令飞前几年和我在上海见过面。鲁迅的孙女现在在日本的旅行社工作，有时候在一些活动场合中我们也会碰面。

遗憾的是，鲁迅先生赠送给内山完造的物品基本没有留下多少，因为在内山完造被遣返回日本时都被当局收走了。鲁迅送给内山完造的书法作品等，当内山完造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都赠送给了鲁迅博物馆。

书店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海的内山书店，也就是第一代内山书店于1945年被迫关闭，留下来的只有东京的内山书店。

内山籬：我父亲是在1935年创办东京内山书店的。他之所以创办书店，也是基于我伯父内山完造的建议。当时日本内山书店的读者大部分都是专家，包括研究中国的学者、学汉语的人，或者是华侨等，总之是针对那些能看懂中文的人。所以内山书店进口的书基本上都是中文版的书，且大部分是社科类。内山完造让我父亲在东京开内山书店的时候，就要求主要销售关于现代中国的书籍。当时中国出版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大部分是线装本，东京经营线装书的古典书店确实也有，但是经营关于现代中国书籍的，我们是第一家。不过现在主要是经营现代书籍，线装书则很少了。

我是1978年接任内山书店社长的，直到2017年。既然继承内山书店，就要通过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图书，推动两国关系。内山完造经常说，日本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是不够的，结果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回到日本之后到处演讲，目的就是让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提高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避免未来再发生战争。作为基督教徒，他反对战争。内山书店的意义在于，一方面通过图书、刊物介绍中国的情况，一方面就是为中国读者讲述日本故事。上海内山书店刚成立的时候，主要发行从日本进口的日文原版书，将它们介绍给中国读者，后来也在上海将日文书译成中文发行；东京的内山书店，则主要经营介绍中国的图书、从中国进口的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报》：数字化正在冲击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内山书店有没有相应作些改变？

内山籬：现在日本年轻人都不看书。我上下班坐地铁，地铁里看书的人几乎没有，基本都在看手机。你会发现，生意人上班前看新闻，还有一部分看电视剧，相当一部分用手机打游戏。对于书籍出版销售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内山深（内山籬儿子、现任内山书店社长）现在也很苦恼。日本的书店经常搞一些活动，比如读者会等，内山书店不做这些活动，一方面是由于没有场地，另一方面，读者也不是很积极。

内山深正在想办法。现在内山书店除了经营关于中国的图书外，还扩展到亚洲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的图书，包括旅游、语言类等，大概10年前增加了这一部分的经营。有关亚洲各国的图书还是有市场的，因为这类书店不多，附近有一家专门介绍韩国的书店，他们确实有固定的读者，所以经常搞一些活动。我们书店尽管门面条件比较好，但是现在日本书店行业都不景气，专业书店更苦，资金不足，搞活动也不容易。另外，内山书店还经营一些图书之外的物品。

具体到关于中国的图书，主要还是集中在语言和当代文学类。当代文学比较吸引日本读者，比如说，前几年出版的《三体》，这方面的图书在日本介绍了不少，并陆陆续续翻译出版。相比成立之初定位在专业社科文化类图书上，现在读者群变了，新的读者出现了，不只是专家了，所以我们经营的图书更加大众化了。值得一提的是，现在中文书翻译成日文，也就是说日文版的关于中国的书越来越多，还是吸引了一些日本读者。2020年进口了一些中国动漫书籍，也卖了不少。日本年轻人也喜欢中国动漫，现在日本动漫作家和中国的同行也有很多联系，他们的作品也被带到中国发行。日本有些出版社喜欢出版中国的科幻小说，他们认为中国的科幻小说写得比较好，所以，中国科幻文学作品在日本还是有市场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内山书店作为家族传承企业，会继续下去吗？

内山籬：我儿子内山深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现在是内山书店的社长。但以后的事情就不晓得了。如果他们没有孩子，就可以说家族传承中断了。

后记：就在今年7月，传来了内山书店重回中国“落户”天津的消息。这个消息足以告慰内山完造以及他的朋友。这也是内山书店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遗憾的是，由于疫情，内山籬和他的儿子内山深均未能出席书店开幕仪式。内山籬也表示很遗憾。他说如果能列席开幕式的话，会参加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后人的座谈会。“我们很想去看一看。看那边的视频，比我们东京的门店漂亮多了！”

（本篇文章图片均由内山籬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