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12月，我和叶老师一起参加漓江出版社《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出版座谈会

2021年9月29日10点20分许，在北京医院西门的告别厅，简短的、略显潦草的告别仪式之后，我和另外五位男士一起抬起叶廷芳老师的遗体，把他送上灵车。我的位置在叶老师的左侧，靠近叶老师的头部，我隔着薄薄的纸棺材小声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一句：“一路走好！”我知道叶老师失去了左侧的手臂，但依然觉得他十分沉重，——我们是在送别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目送灵车驶出胡同，我知道，这是在最后送别叶老师了。

第一次听到叶廷芳这个名字，是在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后不久，时间大约在1983年。当时的研究生院还“借居”在北京西郊的十一学校内。一天，全院师生都被召集到一间大的阶梯教室，听一份要求全院传达的文件。文件朗诵人字正腔圆，文件内容却有些荒诞：我院一位去德国访问的学者，回国之前由于买了一台电视机，结果买回国机票的钱不够了，于是到使馆借钱，使馆把钱借给了他，却把他的情况通报给了社科院，社科院于是下发这份文件，通报批评，并要其他人引以为戒。文件的宣读引起一片笑声，而在文件中被点名的访问学者就是叶廷芳。我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我当时觉得，这个人要么是马大哈，要么就是一个有个性的“另类”。

我在研究生院毕业后留所工作，与叶老师渐渐熟悉起来，这才发现他既是马大哈，也是有个性的“另类”。有一次，在偌大的会议室里，只见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只卤猪蹄，大模大样地啃起来，我们提醒他那猪蹄上有未刮净的猪毛，他淡淡一笑：“没关系，就当没看见。”而他的大嗓门，则几乎成了他独特个性的传声筒，走廊里，书库里，会议室，到处都能听到他爽朗的谈笑和激烈的言辞。外文所每年的新春联欢会，更是叶老师“放声歌唱”的契机，且他的保留节目一成不变，每年必唱《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一连听了二三十年。（告别厅里始终没有音乐，其实真应该播放叶老师演唱这首歌的录音。）他跟我说过，如果天下所有职业让他随意挑选，他就选“男高音歌唱家”。

不过，叶老师的文字就是他的歌声，就是他的男高音。改革开放时期，叶老师像外文所他那一代的许多老师一样，积极投身于推开国门、解放思想的伟大事业，他们译介国外的现代派文学经典，写作充满颠覆性的学术论文或报刊随笔，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试图把被耽搁的十几年宝贵光阴再抢回来，把他们被误导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再扭转过来。说叶老师翻译的迪伦马特剧作及其在中国的成功上演直接导致了中国当代话剧的一场革命，说叶老师主编的《卡夫卡全集》等书促成了不止一代中国人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决非夸张之词。如今在谈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时，我们往往会谈到关于真理标准、关于所有制、关于“异化”、关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大讨论，这些讨论的确极大地解放了国人的思想，促成了中国社会的空前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输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不过也要意识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外国文学、尤其是对外国现当代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也同样发挥了强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没有李文俊先生翻译的《喧哗与骚动》，没有柳鸣九先生编选的《萨特研究》，最后，没有叶廷芳先生译介的卡夫卡和迪伦马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作家以及广义的文化人能从哪里获得更为现代的审美意识，更为强烈的质疑精神，更为积极的创造激情呢。叶老师和他那一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所曾发挥的作用，甚至十分近似鲁迅那一代人在五四前后的作为，但直到目前为止，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似乎还寥寥无几，叶老师等人的历史作用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估和确定。

真正与叶老师熟悉起来，还是在我们做了邻居之后。1992年，我搬进劲松九区一套小小的两居室，与叶老师家一墙之隔。叶老师睡觉打呼噜是出名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石家庄参加“世界文豪书系”编委会，当时开会都是两人住一间客房，叶老师在登记入住的前台就高声问大家：“我睡觉打呼，有没有不怕打呼的？”只见江枫先生闻声而起，说道：“我也打呼，我俩住一屋。”当天半夜，我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江枫先生，他夹着枕头，抱着被子，垂头丧气地问道：“能在你们屋的地毯上凑合半夜吗？”提到自己的鼾声，叶老师总是面带歉意，他也问过我：“我夜里打鼾不影响你吧？”叶老师的卧室与我女儿的卧室相邻，女儿当时还小，也许没听到过叶老师有可能穿墙而过的鼾声。叶老师喜欢呼朋唤友，有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来访，他就会叫我过去凑热闹，我这里的朋友聚会他也时常过来参加。记得有一次林贤治先生来京，我们一起聊天喝茶唱歌，唱到半夜，还引得楼下邻居上来敲门抗议。

只有一只胳膊的叶老师几乎能做一切事情，穿衣、做饭、系鞋带，骑车、打球、用电脑，只要常人能做的事情他基本都能做。同事们对此习以为常，却不知叶老师为此付出了多大努力，多少艰辛；所有人都把这当成叶老师抗拒命运的勇敢行为，但这其实也是叶老师与生活妥协的一种方式。叶老师会做饭，当然，土豆丝切得就像麦当劳的薯条，但味道还可以，不过他家的调料经常不够用，他在晚饭时分敲我的门，通常是因为菜已下锅，却发现没有了葱姜。叶老师单手骑自行车，驾轻就熟，我们常一同骑车上班，沿东南二环辅路北上，向位于建国门的社科院骑行。过了广渠门桥后有一段长长的下坡，每到此处，叶老师便低头躬身，使劲踩上几脚，然后任自行车飞速下滑，充分享受速度的激情，我有些紧张地跟在他后面，只见他左侧空荡荡的衣袖顿时呈水平状，在他身后上下起伏，就像一只舞动的翅膀……

因为在政协会议上主张取消独生子女政策时的仗义执言，因为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确定过程中的舌战群儒，因为在维护圆明园遗址的废墟之美时的苦口婆心，叶老师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强者的形象，“独臂大侠”的称号不胫而走。其实，叶老师也是害羞的，腼腆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人在介绍嘉宾时高声说道：“欢迎叶廷芳女士！”叶老师站起身来，会场响起一阵笑声，只见叶老师满脸通红，却并非因为被弄错性别而恼羞成怒，——他坐下来之后对我说：“名字起得不好，有时会给别人带来不便。”他是因为自己的名字给那位主持人造成的难堪而难堪。在一次所里举行的评审会上，他力主的意见未能获得多数票，只见叶老师用他仅有的手掌捂着脸，手掌两侧露出了涨红的面颊。我们大多善于双手掩面，因此掩盖更多，而单手掩面的叶老师，却会时常暴露出更多的面部真实和性格真实。记得在我即将从劲松搬去团结湖的时候，很少动感情的叶老师说了一句：“将来我们见面会越来越少了。”记得我有一次与叶老师一同看完一场话剧后开车送他回家，叶老师看着我开车的动作（当时我开的富康车不是自动挡），小声嘀咕了一句：“看来汽车我是开不了的。”

2013年与叶老师在维也纳大学

2013年，叶老师邀请我与他一同去奥地利，参加在维也纳大学举办的“中国的八十年代——文艺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在维也纳大学校园，在多瑙河畔，在美泉宫，我俩有过一次又一次长谈。他谈到他的童年，他失去左臂的经过；他谈到他在北大的求学，他的爱情；他谈到他在十年动乱时期的经历，他因此获得的感悟；他也谈到他对迪伦马特的翻译，对卡夫卡的解读。但有意无意之间，我们的话题时常会转向中西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宗教，中国和欧洲的建筑，中国和欧洲的生活方式，中国和欧洲的审美意识等等，都会成为我们的比较对象。渐渐地，我发现无论比什么，叶老师都坚定地站在欧洲一边，我们之间因此也不时争论起来，有时还争得挺厉害。记得一天傍晚，我俩在维也纳一家中餐馆吃饭，我略带调侃地对叶老师说：“中餐还是比西餐好吃一些吧。”叶老师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突然面色沉重地对我说道：“中国不是没有好东西，但是相对于欧洲人，中国人的现代审美意识、平等意识和创造意识普遍地还是要差一截，我是恨铁不成钢啊，所以有时候才有意地在走极端。”

其实，叶老师对于重修长城、重建圆明园的坚决反对，就是他深爱民族文化的拳拳之心之最好体现。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围绕圆明园是否要恢复原貌的问题展开的争论波及文物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叶老师积极介入，是反对派的主将，他连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发表了《废墟也是一种美》《再论废墟之美》《圆明园吊古》《民族苦难的大地纪念碑》等文章，旗帜鲜明地倡导“废墟之美”，与有良知的文物专家、建筑学家们一道捍卫圆明园遗址的历史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遏止了蔓延全国的打着文物保护的幌子榨取文物价值的歪风。2014年，他的《废墟之美》一文被列为北京高考语文卷试题，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报道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叶老师，他在电话那头兴奋无比，因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至少参加过这次高考的孩子都不会再支持重建圆明园了。”

叶老师是9月27日6时离世的，这两天，网上流传着大量缅怀叶老师的文章和叶老师的遗文遗像。在漓江出版社推送的《深切缅怀：翻译家、德语文学研究专家、卡夫卡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的文章中，我惊喜地看到了我与叶老师的一张合影。我之前没有见过这张照片，拍摄地点是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时间是2018年12月，当时我和叶老师一起参加漓江出版社举办的《春潮漫卷书香永——开放声中书人书事书信选》（刘硕良先生主编）出版座谈会。照片上的叶老师抬起手，在对我说着什么。这可能是我与叶老师的最后一张合影。

在我从北京医院告别厅回到家里开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叶老师的身体已在八宝山殡仪馆化作一阵轻烟，一抔灰烬，从此，他只用他的灵魂和他的文字与我们交往了，——他残缺的身体幻化成了圆满的灵魂，他终生的思想凝结成了不朽的文字。

叶老师一路走好！

2021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