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鲁迅批评的“筋骨”和“温度”
重温鲁迅先生那些虽然不系统，但有“筋骨”和“温度”的批评见解，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今年的9月25日，正好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的重要日子。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要重温先生关于文学批评的思想火花。重温他那些并不系统，甚至只言片语的讨论，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显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先生早就提醒过我们，批评是应该有“筋骨”的。批评的战斗性，恰是其“筋骨”的体现。在鲁迅先生那里，文学批评总是被寄予“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鲜明倾向。如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言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为此，他对真正的“文人”提出了要求，他们应该“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此，将“文人”置换为批评家，显然是更加恰切的。在《批评家与创作家》一文中，鲁迅对批评有着更加透彻的阐释，“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鲁迅对于殷夫《孩儿塔》的评价，或许文学批评也理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在鲁迅看来，文学批评是一项严肃而切实的工作，批评是有“筋骨”的。然而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在反对庸俗吹捧，倡导“批评精神”，增强朝气锐气，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的同时，也要警惕出现截然相反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批评家也会“滥用批评的权威”。让我们再次回到鲁迅先生那里。先生也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文学批评变成一种排斥“异己”的符咒。在他看来，文艺固然需要批评，但不需要“恶意”的酷评。如他在《坟·未有天才之前》中所说的，“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因此必须警惕的是，“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对于那些“酷评”，“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鲁迅一方面批判了所谓“含泪”的批评，认为“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所谓“谩骂”的批评，要求真正的批评家，“必须止于嘲骂，止于热骂”。与此同时，他认为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就事论事”，需要“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鲁迅尤其厌恶那些以“鸣鞭为唯一业绩”而“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的批评家，认为他们“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的”。
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重温鲁迅先生有关“必须止于嘲骂，止于热骂”的吁求，也显然有着别样的意义。需要看到的是，我们的批评一方面没能“直言”，另一方面却又不乏“酷评”。这种看似分裂的状况，实质上却并不矛盾。以“鸣鞭”为能事的“酷评”，看似大义凛然，一腔正气，实则目的猥琐，别有用心，这不正是“流量为王”的年代里，哗众取宠者与“眼球经济”达成的契约么！
批评一方面需要体现其“筋骨”，需要批判的勇气与知识才能，另一方面同样需要“温度”，需要体贴入微的理解，以及充分体味创作的甘苦。因此，文学批评必须从客观对象出发，对于负面的东西予以否定、批判和摒弃，而对于正面的价值则要肯定、扶植和培育。鲁迅先生曾愤懑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这便体现出在“鼓励和切磋”的基础上，将“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先生所说的“剪除恶草”和“浇灌佳花”的意义所在。
总之，“捧杀”与“棒杀”，都不是文学批评应有的状态，也都极不利于作家的成长和批评的繁荣。这需要我们在批评的“筋骨”与“温度”之间，做更加辩证的思考。这不是简单的折衷主义，而理应以“道德”的天平作为微妙的中介来反思性地衡量和测定。在此，“道德”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洪子诚先生曾专门讨论过“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只不过这里的“道德”有着更加普遍的意涵，也更具实践理性意义，甚至涉及到一种批评的自觉，抑或批评家的自我意识。
最后，让我们再次重温鲁迅先生在《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的讨论。他声称不敢指望批评家“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事实上，这里的难度恰恰在于一种“筋骨”与“温度”之间的“道德”难题，一种实践理性的抉择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