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鲁迅，评论之路崎岖漫长
重读鲁迅，重读他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一方面我们能揽镜自照，见鉴自省，另一方面我们能从他那里获取批评的洞见、启示和勇气。
百年之前的文学与文化境况，与今日有一定的类似性，新文学新文化与旧文学旧文化双重并置，“而且旧的一重已是现实的强势存在，新的一重还只是观念大于实践、理想大于现状的弱势存在”（李林荣语）。在此之际，鲁迅先生蓦然出现，作为文学家，他的创作实践为新文学运动提供了鲜活样本；作为文学批评家，他的批评观念和批评精神为新文学、新批评的产生推波助澜。重读鲁迅，重读他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一方面我们能揽镜自照，见鉴自省，另一方面我们能从他那里获取批评的洞见、启示和勇气。
鲁迅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字大多分散在各种杂文、书信和序言之中，数量不多，有时几篇小文章，有时三言两语，但满纸真知灼见，见解独到深邃，论述也是纵横捭阖，晓畅明白，笔下生辉，地道的“鲁氏风采”，读来畅快通透。这些散落的批评文字看似信手拈来，随性而作，也无大的理论野心，实则不然，这些凝聚着鲁迅批评思想的结晶，有着一套完整的结构体系和精神体系，对文学批评的主体、特点、标准和方法都有论及，虽不见长篇累牍的高头讲章，但体系暗藏，刀锋毕现。
鲁迅这些写于百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仍不过时，仍然闪耀着强大的生命力。为何如此神妙？盖因这些文字把握住了文艺批评的本质和特性；盖因这些文字在改造中国文学的策略和方法上完成了新文学批评的建构；盖因这些文字的风格力量或者美感使新文学批评得以流传。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批评和批评家所迫切需要吸取的营养。
鲁迅将文学批评置于很高的位子，他认为批评是促成新文艺产生的重要力量，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写道：“必须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正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这才能够使文艺同批评一同前进”。由此反观，在呼唤与新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新文学的今天，我们的批评是否做到了如鲁迅所说的“真切”？是否做到了带领文艺“一同前进”？
百年前，鲁迅对他所处时代新文艺发生的路径作了预判和概括，他说：“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由此看来，新文学的蝶变虽让我们苦痛，但总该充满希望和期待。
在这样一个时期，鲁迅对批评家寄予厚望，批评家不能不作为，不能袖手旁观，批评家“仍然有是非，有爱憎”，而且“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鲁迅的主张异常明确，在新文学未发生而将发生之际，评论家更要有倾向性，有爱憎，是是非非，旗帜鲜明。
如此读来，我们似乎触摸到鲁迅的批评精神了：真切、有倾向、有爱憎、全面客观。
让我们惊叹的是，鲁迅对百年前文艺批评现象的揭示和抨击仿佛是针对我们当下的。比如：
有的批评绝对化，求全责备，“首饰要‘足赤’，人要‘完人’，——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抓住一点否定全书，否定整个作家。鲁迅认为这样要不得，这样“许多作品被否定，许多作家将搁笔”，主张批评要全面客观。
有的批评以偏代全，寻章摘句地“吹嘘或附会”，结果读者被误导，“还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主张评论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
有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鲁迅反对用一个狭窄的圈子去套作品，“合就好，不合就坏”，这样有碍于文学的发展。有的批评“是恶意的批评”，鲁迅称这类批评家为“不平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上驰马……遭殃的是嫩苗”。鲁迅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戕害作者，很害人，可以置之不理。
对于那些把正当的批评歪曲为“捧和骂”的论调，鲁迅尖锐驳斥，他说：“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鲁迅精辟指出，“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
对于有人批评批评家圈子意识浓烈，“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套”。鲁迅认为没有圈子的批评家是不存在的，指出“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提出了批评的标准：美的圈、真实的圈、前进的圈。
如此的批评现象，我们至今决绝了么？对标鲁迅，我们的评论之路崎岖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