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新时代青年的责任
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丰碑，也是20世纪整个世界的文化巨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先生笔耕一生，留下大量具有开创性的文学作品。无论是任心而谈还是嬉笑怒骂，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症结有着独具慧眼的洞识，读之总有醍醐灌顶之感。鲁迅先生是博大深邃的。从文学、美学、民俗学到科学史，从文字学、金石学、历史学到考古学，鲁迅先生在诸多领域颇有建树。鲁迅先生是开放包容的。他广泛涉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真正做到了“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
站在东西文化、新旧文化交融的路口，鲁迅先生将求知求学与家国情怀结合起来，贯通中西、熔古铸今，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理念。青年鲁迅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欲强国必先“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欲新一国之民，必须以文化人。与同时期慷慨激昂的革命家有所不同的是，鲁迅先生更加注重文艺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造作用。鲁迅先生以笔为枪，做起“听将令”的文学，帮助青年学生，投入爱国救国的时代大潮。
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我常常感叹：从晚清到民国，中国最黑暗时期最深重的矛盾和痛苦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在国家危难和民族存亡的关头，鲁迅先生挺身而出，奋起抗争。然而，鲁迅先生遭遇着怎样的历史困境啊！那些围观“示众”的看客和“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让鲁迅先生感到何等的悲哀和寂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种由多数人构成的社会力量和顽固的社会心理，让鲁迅先生产生“独战多数”的孤独感，以及“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自我嘲弄感”。即便如此，鲁迅先生并未脱离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人民群众的力量而空谈个人发展。鲁迅先生将反省的目光投向自己，发觉自身背负着“因袭的重担”，隐藏着传统的“鬼魂”，因而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他肩起“黑暗的闸门”，试图“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在迎战“无物”与寻求解脱之间，鲁迅先生何尝不想选择后者呢？但他仍然“举起了投枪”，继续“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哪怕最后凝铸成一座塑像，也要保持战斗的姿态。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先生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愈加痛苦，但他终将一己之悲扬弃，因为鲁迅先生深知，自身连同所有的一切，它“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他并不惧惮自己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甚至珍视“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他选择的道路是“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在“姑且走走”这样的实践中，鲁迅先生逐渐超脱虚无，接续起充满现实性、战斗性的写作，不断地回应时代和世界提出的问题。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我们无法忘怀鲁迅先生的期盼：“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先生告诫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胸怀理想，也要脚踏实地。鲁迅先生在行动着的青年身上看到希望：“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如今，不少青年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有的扎根基层，有的戍卫边疆，有的奋战在抗疫一线。我们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向鲁迅先生学习，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