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台下走到台上，再从台上走到台下，宋国锋的人生仿佛就只有这样一种节奏。亦如家乡的草原，从水草丰盈的绿意到秋高雁鸣的秋韵，不变的节奏带来的却是永恒的赞美与神往。从内蒙古赤峰到辽宁沈阳，宋国锋的节奏依旧是在台上与台下的切换，即便是现在退休了，他的生命涌动着的依然是舞台艺术的韵律，一刻也停不下来。宋国锋说，草原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家乡，更是灵魂的寄居地，每一次回到草原都是生命与灵魂的一次凝练，赋予他生命的草原就像是母亲的怀抱，让他的生命充满了活力。而矗立在沈阳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宋国锋心中就像是一座灯塔，始终为他指引着艺术的航向。对于宋国锋而言，每一部戏都是一个新的起点，他永远期待着下一部戏的精彩，在他心里，他的舞台像草原一样辽阔。

1 我自幼憧憬大海，第一次被海浪拍倒在沙滩上，就明白大海很不好惹。

青年报：宋老师，你是从内蒙古大草原走出来的艺术家，这次又回到家乡去排戏，能否谈谈你每次走出草原和回到草原的心情？草原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艺术生涯中，是如何存在的？

宋国锋：我生在蒙古高原，自幼却憧憬大海。而当我第一次被海浪拍倒在沙滩上时，还呛了两口又苦又涩的海水，我就明白了海的脾气忒大很不好惹。它躁动不安，玄机四伏，充满挑战。这和我家乡的大草原形成鲜明的对比。草原坚实稳定，博大厚重，给人以安全感和依附感。实事求是地说，我也爱大海，但是更爱草原。因为我的根在草原，它不仅是我的生养之地，更是我艺术生命的摇篮。

青年报：你16岁就被选入赤峰市乌兰牧骑当演员，当时是以歌舞表演为主吗？家里人有从事文艺演出的吗？还是你们蒙古族人天赋使然？

宋国锋：初中二年级，我和班里的同学居然自己演起了“话剧”，我成了当然的编剧、导演兼主演。我爱看小说，《烈火金刚》《红岩》等每部书我都看过多遍。《林海雪原》我看了七遍，书里的主要章节我几乎能背下来，所以当然是我负责从小说当中把人物的语言扒下来分派给座山雕、小炉匠、八大金刚等等。于是我们在每晚放学之后在教室里用桌椅板凳搭起个威虎厅，点上几个煤油灯像回事儿似的演起了《杨子荣舌战小炉匠》，后来居然演上了瘾，我们又排了《红岩》《阮文追》。想起来真有意思，当时什么都不懂，也就什么也不怕，那种自萌的戏剧真诚竟常常感动得我们自己声泪俱下，当然也感动了看热闹的同学，包括认为我们是在教室作妖想来收拾我们一下的老师和校长。也许是我的“演技”校长认为挺像回事的，所以那一年元旦学校排演小话剧《一百分不算满分》把我选上在剧中演“父亲”。做梦也没想到这便是我踏上艺术之路的直接契机，更没想到这就是我的话剧情结的“缘头”。《一百分不算满分》在一个小礼堂给各年级轮流演出，那一天突然来了一些不认识的大人看戏，（后来才知道那是市委宣传部长、文教局长、乌兰牧骑队长）也就是在那一天他们选中了我。1966年3月18日，我懵懵懂懂地走进刚刚组建的赤峰市乌兰牧骑报到，自此开始了我的演艺生涯。

“乌兰牧骑”蒙古语直译为“红色嫩芽”，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在内蒙古草原上创建的红色文艺宣传队。开始由两个旗县做试点，后来在全区各个旗县普及。乌兰牧骑要求队伍短小精悍，人员一专多能，节目小型多样，演出不计条件。从乌兰牧骑到如今一路走来至今已经满55年。我们家老老少少几辈子没有和文艺搭边的，乌兰牧骑选中我主要是因为表演，这就是我所谓的一专，其他的声乐、器乐、舞蹈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当时我们队一共十三个演员，吹、打、弹、拉、唱、跟头把式，演什么都得“能”，这就是乌兰牧骑。我没有啥天赋，完全靠后天努力，玩命学，玩命练。

青年报：乌兰牧骑的演出生涯是怎样的？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艺术创作起到怎样的作用？跟当年的那些演员们是否还有联系？

宋国锋：我在赤峰市乌兰牧骑工作了十二年，我常讲一句话，“没有乌兰牧骑的经历就没有宋国锋的今天”，因为那正值我人生的起步阶段，世界观、人生观，包括艺术观生成的关键时段，常年的深入基层，接触大众，丰富的生活积累，质朴的情感体验都让我终生受益。很多熟悉我的同事朋友都知道我的家乡情结比较重，尤其是乌兰牧骑情结，离开家乡的四十余年只要有一点儿空闲我都要往家乡跑，都要和我的乌兰牧骑队友们聚一聚，草原上转一转，我感觉就是回来输氧充电。

青年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话剧或者说喜欢话剧的？听说你调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也是一波三折，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去辽艺，并把话剧当作一生的追求？

宋国锋：初识话剧还是孩提时代，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承德话剧团来赤峰演出话剧《东进序曲》《红樱歌》，记不得我是怎么混进的剧场，反正他们演了多少场我肯定看了多少场。这种光说不唱的剧深深吸引了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爷爷常领我到老戏园子听戏，那咿咿呀呀的没完没了的唱腔我听不懂也坐不住，加上同学时常笑话我唱歌跑调，也许是我那幼小的傲慢自尊的逆反，所以我对唱的东西心里不免生出几分排斥。而这种只说话的像电影一样的剧我觉得特别新奇，再加上尽是一些“战斗的戏”， 所以深深地吸引了我，大概是从那时起我便“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话剧。

1973年辽宁省举办文艺骨干进修班，我被选调到沈阳音乐学院参加了表演、导演专业进修。毕业汇报演出我主演了独幕话剧《雷雨之前》，被以李默然先生为首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专家领导们选中，1975年省里下调令调我来辽艺。当时我在赤峰市乌兰牧骑除了当台柱还做了队长，此时的乌兰牧骑的演员队伍已经壮大到五十人，发展成整个昭乌达盟实力最强的专业艺术队伍，当时的盟市领导坚决不同意放我走。调动整整持续了三年，后来经过多方努力争取，李默然老师几次出面协调，终于在1978年9月把我调入了辽宁人艺。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来当年我选择话剧，选择辽艺是这辈子最为明智之举。

青年报：最初在辽艺的时光什么样的？当时你是如何给自己定位并定目标的？

宋国锋：进辽艺之前虽然经过了专业的进修也已经有了十几年的舞台艺术实践，但是真正走进梦寐以求的辽宁人艺这座在我心目当中有崇高地位的艺术殿堂的时候心中是忐忑的、紧张的。离开家乡的时候面对几十位送站的同事队友我说了一句话：“我宋国锋不混出个样来我就不回来！”这话一经出口便成了我自己大半辈子拼搏奋斗的动力。挑起辽宁人艺的大梁便成了那个年代我的奋斗目标，乃至后来这便演化成了我的责任和担当。

也许是骨子里那种自尊要强不甘人后的基因起着作用，我要求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干好，几十多年来我始终不敢须臾放松自己。实事求是地讲，我不特别聪明，但我比较刻苦；我不一点即透，但我用心在悟；我没有更高的奢望，但我决不愿平庸；我是个粗拉人，但对于艺术我决不含糊。话剧使我沉醉，使我痴迷，我把我的全部艺术生命紧紧地系在话剧舞台上，我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实践的机遇，每一次每一个角色我都是调动我的全部身心投入创作。然而正是这份对话剧的真诚才创作了真诚的话剧，从《于无声处》的欧阳平，到《哥们儿折腾记》的牛宝山，这中间我塑造的舞台形象吴正光、吴晓峰、李俊、霍宝生等虽年龄统属一段、经历多有相似，但他们各有各的生命轨迹，我努力去探寻挖掘属于“这一个”的特定个性，用心去刻画每个人物不同的闪光之点。《高山下的花环》梁三喜曾使我着魔，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当时几乎占据了我的生命的全部时空，人们半开玩笑地说我是梁三喜附体，而恰恰就是在我与角色之间这种不间断的心灵感应中才使我逐渐触摸到话剧艺术的真谛。那以后我在舞台上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秦始皇还是仇虎，无论薛广生还是张鸣歧，无论真人假人，死人活人，我都首先走进他的心里，然后请他走进我的心里。决不从概念出发，我要演“活人”。也正是因为舞台上人物的鲜活才使得观看戏剧的活人能为之心动，也只有使观众动了心动了情产生了共振共鸣，才是话剧艺术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2 我没有更高的奢望，但决不愿平庸；我是个粗人，但对于艺术决不含糊。

青年报：你在辽艺参演的第一部戏是《于无声处》吧，当时第一次当主角感觉如何？如何评价自己在第一部戏中的演出？与王秋颖导演的合作如何？如何评价他这个人？

宋国锋：《于无声处》是我调到剧院主演的第一部戏，用压力巨大来描述恰如其分。与我最崇拜的王秋颖老师，还有著名老演员王守权、贾华、白蔓等老师同台演戏能不紧张吗？开始排戏的第一周，我完全是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跟王秋颖老师对戏我根本不敢看他，他那威严的面孔、犀利的眼神、洪钟般的嗓音让我眼前发黑，双腿打颤。有一天下午排练结束，王秋颖老师把我叫到家中亲手做了一个五香花生米，拿出了一瓶好酒让我陪他喝，一杯酒下肚我解放了，那一刻王秋颖这位艺术圣殿中的大师仿佛化成了慈祥的父亲。于是我们唠家常，聊演戏，谈做人……接下来的日子乃至以后很多年，王秋颖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深刻影响让我得益匪浅受用一生。《于无声处》成功了，我因为主演这部戏被评为“辽宁省舞台新秀”。

青年报：从艺五十多年来，你在舞台上塑造了无数个成功的形象，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形象？最满意的是哪一部戏？演得最苦的是哪部戏？

宋国锋：最喜欢的形象《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中的秦大咧咧（秦铁柱）。最满意的是《父亲》中的老杨头（杨万山）。演得最苦的是《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

青年报：在辽艺的舞台上，你与李默然先生搭戏多吗？跟先生合作印象最深的戏是哪部？你如何评价李默然先生？他对你的艺术人生有怎样的影响？

宋国锋：我有幸与默然老师同台演出过几部戏，其中《报春花》和《李尔王》已被列入李派表演艺术的代表性剧目。《报春花》历时两年多，演出近四百场，每场演出我不仅从观众那雷鸣般的掌声中感受了演员职业的神圣，也从默然老师以及同台演员那里悟得了表演艺术的门道。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演员要有三计(记)，即“心计”，动用你的全部心思来揣摩角色；“设计”，一句台词，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要精心设计；“手记”，每创作一个角色，从案头工作开始，直到排练，演出自己都要做详尽的笔录。他还告诫我们好的演员必须苦练三功即“提高文化素养，丰富生活积累，掌握技巧手段”。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庆幸自己得到了这个机遇，那个时期默然老师对我的引导和影响是极大的，这对我后来的艺术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尔王》与他老人家的再度合作更是让我得益匪浅，该剧参加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轰动了上海滩和北京城，激动不已的观众为李默然炉火纯青、光芒四射的演技而大喝其彩。英国莎士比亚学会会长观看演出后，称默然老师为“中国的活李尔”。我也为自己能在这个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感到骄傲自豪。在这个戏的创作过程中我所品味到的默然老师在揭示人物命运的大起大落，掌控人物情感的大开大阖，把握舞台节奏的大张大弛，刻画人物形象的鲜活生动等方面，扎实的内外功力让我大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但是我还是把这一切作为了我在从艺道路上终生学习效仿的标尺。

青年报：在主演《高山下的花环》时，没当过兵的你是如何去揣摩这个人物的？你给自己的这部戏怎样的评价？

宋国锋：从体验生活，军事训练入手，彻头彻尾地改变自己，站如松，坐如钟，动如风，生活中把自己化成一个“顶着一脑袋高粱花子的”的连长梁三喜。用我妻子的话说，“宋国锋简直就是让梁三喜附体啦”。我认为梁三喜这个舞台人物形象塑造是成功的。是我本人在表演艺术方面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1982年国家恢复舞台艺术政府奖评选，我因这个角色获得了“主演一等奖”。

青年报：我们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话剧的舞台上，你是如何塑造出一个个不同而鲜活的人物的？你自己有什么样的诀窍可以跟年轻的演员们分享？

宋国锋：回顾这些年来的演艺实践，我以为值得总结的只有这么几句话：一、用之以“心”。无论什么时候，扮演什么角色，都要全身心投入，要用“心”去体验，去揣摩，去设计，去表现。二、动之以“情”。要用真情演戏，默然老师常说要让观众感动，演员必先感动，演员不动真情，观众何以动情？三、举之以“神”。所谓神即人物的精神内核，神韵。我演了薛广生、张鸣歧等一些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们说“演得像”。像谁？我心里明白，论外型我一点都不像，大家接受了认可了那就是因为我紧举“神似”之纲，刻意抓住在他们的特定精神内核指挥下所应该产生的具体的行为逻辑，乃至逻辑指导下的具体行动。四、奉之以“真”。真实，真诚，真切，是我一贯尊循的创作原则，实践证明，话剧若要获得生命，必须真诚走近大众。要努力缩短观演之间的距离，让观众觉得我们演的人物真实可信，有血有肉。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更新，改变过去的一些演剧观念和表演方法，要努力把握话剧舞台夸张的幅度，特别是现代题材话剧，一定要尽量生活自然。我所说的自然决不是不加提炼的自然主义，恰恰相反这方面我特别同意默然老师的主张，演员必须要对角色进行“设计”，要精心设计。而高超的演技境界我认为就是“掩藏”，就是把所有的对于人物的形体、声音、表情、语气等最细微的设计都掩藏在饱满的激情和真实的行动里，让人看不出“演”的痕迹。

还有一句就是：关键在“悟”。我认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悟性”最为重要。悟到了创造的角色就会充满灵性，悟不到角色就是一个干瘪的空壳。我觉得“悟”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代价，需要付出，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要学习，要品味，要体验，要积累，特别是文化积累。我们的悟比起其他人来说似乎更难一些，那是因为我们不光悟懂该“怎么做”，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悟会“这么去做”。

最后一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成则在“度”。度即分寸，火候。“适度”在于把握。欠火不好看，过火必讨厌。戏剧表演艺术的特性决定了这种火候与分寸的掌握必须和观众共同完成。好的演员要在表演的过程中不断地从观众的反馈中检验调整自己已达到最佳效果。

青年报：在演话剧《张鸣岐》时，你因为心脏病发作竟然吃着救心丸把戏坚持演完，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你下台换装时说：停下来对观众没法交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在舞台上为了一个角色而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这就是你们常说的“戏比天大”吗？

宋国锋：当时的话剧，特别是辽宁话剧正处于低谷，在我看来只有赢得观众才能赢得话剧的希望，辽宁话剧才有未来。因此我把每场演出都当成关乎辽宁人艺生死存亡的战斗。在我心中观众就是上帝，为了上帝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我永远信奉“戏比天大”。

3 在我心中观众就是上帝，为了上帝没有什么不可以舍弃，我永远信奉“戏比天大”。

青年报：话剧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是并存的。你认为存在了百年的话剧，它最大的功能或者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继续增加它的吸引力，让话剧舞台呈现它应有的繁荣？

宋国锋：我认为，深接地气，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既是中国话剧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的最有效途径。

青年报：从最初一名演员到后来走上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岗位，身份的变化给你的艺术生涯带来怎样的变化？你如何去平衡这样的关系？

宋国锋：我在做了三年院长助理、三年副院长之后，1993年初组织上让我出任辽艺院长、党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因为当时话剧正值谷底，剧院经济拮据，欠离退休老干部医疗费，差额工资费五百余万元，实话说真有点焦头烂额。老话说“知恩不报非君子”，辽艺培养了我，对我有恩，我于是硬着头皮挑起了这副重担。当时确立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利用剧院演职员资源优势拍摄电视剧，连续低成本拍摄了《天轮》《山野》《欲海沉浮》三部电视剧，盈利四百余万元给老同志报销医药费，补发了工资。同时抓创作，先后排演了《爱洒人间》《那一年在夏天》《鸣岐书记》的等几部反映最底层人民群众生活的深接地气的话剧作品赢得话剧市场。

青年报：你是“三度梅”大奖的获得者，每一度梅在你的艺术生涯中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宋国锋：“中国戏剧梅花奖”只有三度。三度梅称“梅花大奖”，截至目前中国话剧届获得“梅花大奖”的只有我一人。从一度梅到三度梅我整整奋斗了二十年。每拿到一度梅都是一次激励，时刻都在告诫自己无论做人还是做戏都得“配位”，须臾不敢放松。

青年报：你把毕生的心血都用在话剧的舞台上，家人理解吗？你觉得亏欠他们吗？

宋国锋：干了一辈子，回头想想真要感谢我的家人。首先是我的老母亲，我退休的时候她老人家告诉我：“你退休啦，但是没退党，事业需要你，你还得干！”前不久已是九十三岁高龄的母亲还在谆谆嘱托：“保护好身体，能多干几年就多干几年。”再就是我的夫人和两个儿子，他们对我的事业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想想这一辈子我真的亏欠他们太多了。

青年报：你的儿子现在在圈子里也算是小有名气，他选择文艺这条路跟你有直接关系吗？你经常会给他一些建议吗？你们父子之间是如何相处的？

宋国锋：大儿子宋佳伦跟我成了同行，肯定有我的影响。他在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期间主演的几台大型话剧我关注得比较多，因为都在一个城市，接触方便得多。后来他到了北京忙于影视我们是聚少离多，沟通渐少。2004年，我们剧院重排话剧《父亲》，请来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博导曹其静先生执导，她坚持把宋佳伦借来在剧中饰演杨大强（我的大儿子），给了我们父子同台演戏的机会，我们两人的合作是成功的，也是很过瘾的。这部戏，获得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青年报：在辽艺你不但是演员，也是一名导演，你导的第一部戏是什么？当时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如何给自己导的第一部戏打分？

宋国锋：我给辽艺导演的第一部话剧是《红月》。本来这部戏剧院定的是一位老导演，戏开排之后他称这个戏他排不了退出不干了。当时我是主管业务的副院长，因为这部话剧是剧院准备到哈尔滨参加东北地区首届话剧节的剧目，必须得排出来，再请别的导演没人敢接，没办法我就上去了。结果还是不错，剧目得了金奖，同时还获了优秀导演奖。

青年报：当导演和演员，你觉得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当导演也没有离开舞台，对你的表演会有怎样的帮助？

宋国锋：从演员到导演是从局部到全局。演员最重要的是把自己饰演的角色塑造好，而导演得让剧中所有的角色都塑造好，让一群鲜活的人物来给观众演绎生动的故事。

青年报：导演了那么多作品，目前为止你最满意的是哪部？舞台是一种缺憾的艺术，至今为止你有没有什么遗憾没有演出的角色或者排演的剧目？

宋国锋：我导演的作品比较满意的有《祖传秘方》《热土》《烽火安代》，如果说最满意的可能是下一部。《祖传秘方》的卜振堂是我特别想演的角色，后来让我导演了该剧，没有主演便成了一件憾事。

青年报：听说你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助推乌兰牧骑的发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是报恩？是回馈家乡？还是艺术上的另一种探索？

宋国锋：乌兰牧骑是我艺术人生的摇篮，感恩家乡，感恩乌兰牧骑是我的夙愿。我的家乡就话剧而言是一块贫瘠的土地，退休了回到家乡开垦话剧的处女地，做一个话剧的垦荒牛对我来说这是力所能及的最为实际的报答。我所在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是北派演剧艺术的发祥地，以李默然先生为代表的辽艺前辈创立了“关东演剧学派”，作为李默然先生首肯的唯一一个学生，我当然要竭尽毕生为关东演剧学派的传承发展做出努力，这是我的义务与责任。那么排戏导戏就是最直接的手段。

青年报：作为一名导演，今后你最想排的是什么类型的作品，目前有没有进入实质创作的状态？

宋国锋：我期待的是有哲思，有情感，有温度，有筋骨，有鲜活人物形象，有引人入胜故事的好戏。

青年报：作为老一辈的艺术家，你对现在的年轻演员有着怎样的忠告？你对当下话剧的坚守与创新有着怎样的建议？

宋国锋：只有你甘愿把话剧当成此生为之奋斗为之付出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的时候，你才能领略话剧人生的精彩。

青年报：就收获而言，你觉得话剧给你一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话剧能让观众收获什么？

宋国锋：话剧给了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假如人有来世允许选择职业，那我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话剧演员。因为只有演员这个职业才能让你去体验百种人生，千种情感。

青年报：已经年过古稀，你现在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业余爱好？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舞台生涯，你会如何总结？

宋国锋：忙忙碌碌，居无定所；除了排戏，别无嗜好。我总结下来：一生如戏，戏如一生。

受访者简介

宋国锋，国家一级导演、一级演员。现任中国话剧协会副主席，中国话剧表演艺术委员会首席主任，辽宁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辽宁省文联副主席，辽宁省戏剧家协会主席。从艺50年，曾先后主演了六十余部大型话剧。导演了几十部话剧、电影、电视剧。三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中国话剧界唯一获此殊荣的人；五次获文化部“文华表演奖”，此外还曾获得十八项国家级大奖。

由他主持创作并领衔主演的话剧八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部获“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他因主演电影《父亲》在第二十七届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荣膺国际影帝。他因主演电影《生死牛玉儒》荣获第二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提名奖；他领衔主演的话剧《父亲》《凌河影人》《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石岭的日子》，导演的话剧《郭明义》连续五度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他导演的《红月》《水晶之心》《远山的月亮》《长子》《母亲》《师傅》《祖传秘方》《开炉》《热土》《大雪》《干字碑》等几十部大型话剧深受观众喜爱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导演的电影《胡巧英告状》获中国数字电影优秀影片奖，他本人荣获最佳导演奖。曾被授予辽宁省德艺双馨文艺家，曾获全国文化战线先进工作者、国家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等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