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鲁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但近些年的确被一些研究者淡忘了，所以重提一下，也就多少有一些新意。我这样讲，绝不是自认为我的研究成果中，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都正确，而只是希望用这个话题跟大家共勉罢了。
任何人从事文艺创作和社会科学研究，都回避不了“立场”问题。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转述过歌德的名言：“既然连屁股也没有，骑士又怎样骑马呢？”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也就是立场问题。
在我的印象中，鲁迅这个人是很强调立场的。比如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这篇访谈记录中，鲁迅就谈到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革命文学不能放弃这一阶级的领导责任，而是将责任扩大到全民族，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鲁迅本人一贯坚持什么立场？在民族矛盾面前，他坚持的是中国人的民族立场。在国内的阶级矛盾面前，他坚持的是平民立场，下等人、卑贱者的立场。鲁迅跟孔夫子都是伟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立场：孔夫子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都是为权势者着想，而鲁迅是为中国劳苦大众的生存、温饱和发展呐喊。如果有人误认为北洋时期一切都好，因段祺瑞的吃斋念佛而忽略他的“整顿学风”，屠杀民众，这怎能体会《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表达的悲愤之情呢？如果有人认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中国是“黄金时代”，他又如何能跟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产生共鸣呢？
观点问题同样重要。观点就是观察事物时所处的位置或采取的态度。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因为他同时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小说和杂文中有许多鲜明而正确的观点。特别是鲁迅后期，他观察社会问题更具有鲜明的阶级观点，能够娴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得出了很多深刻精警的结论。比如他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划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指出那时统治者实行的“王道”和“霸道”，看起来是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有人之所以讴歌“王道”，无非是希望“霸道”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寥寥数语概括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是其他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未曾达到的高度。这正显示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强大的理论力量。
研究方法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法。方法对头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但采用什么方法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唯物史观既是正确看待和分析问题的观点，同时也涵盖着正确解决问题的辩证方法，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1928年7月22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得最明确：“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20年前，我编过一套六卷本的鲁迅语录，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五卷书名就叫《明快的哲学》，其中又分为“人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伦理辩证法”“文艺辩证法”四大类，表明鲁迅的辩证法运用得相当娴熟。我从中感到，唯物辩证法的确是一门智慧学。
令人遗憾的是，当下在鲁研界有一种盲目套用、生吞活剥西方某些时髦理论的现象。先是照搬西方某种流行文论的框架，而后再从浩瀚的鲁迅著作中找出自以为能吻合的例子，于是就完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全盘否定西方当代文论，相反，正确运用其中的某些方法能够扩大研究视野，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不断完善鲁迅学的科学体系。不过所用方法是否正确，取决于是否符合鲁迅文本的实际。脱离文本或借题发挥可能也是一种阐释方法，可以汪洋恣肆地发表阐释者个人的思想，不过恐怕就跟原著脱离干系了。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前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