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更需要鲁迅那样的“精神界之战士”
鲁迅1908年在《摩罗诗力说》结尾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到来。他自己正是作为“精神界之战士”苦斗了一生。现在的中国更加需要鲁迅那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作为“民族的脊梁”撑起中国人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具备怎样的品格呢？
第一，具有坚持理想不计得失而进行奋斗的精神，不屈不挠地献身于澄清和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和巩固现代新文化的艰巨任务。
第二，敢于“正视”现实。如果对于客观世界连“正视”都不敢，那又怎么说得上“敢想”“想说”“敢作”“敢当”呢？无论是社会的弊端，抑或是它长期熏染和沉积于作为社会成员的广大民众精神世界中的种种现象，都应该进行严肃和深刻的揭示。在它外层罩以华丽的“假面具”，表面上是好看的，但是由于它隐蔽和扭曲了客观事物的真相，使充满弊端的真相在它的包裹下，变得更腐败，趋于更堕落。如果不去勇敢地将它的真相揭示出来，这种情况就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变。鲁迅从反对“瞒和骗”，揭示真相中“各样的劣点”出发，以便能够改善此种局面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大无畏精神，跟正统儒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这种趋向，于隐瞒和文饰真相的伦理观念方面而言是完全相悖的。鲁迅“正视各方面”的思想追求，体现出了充满“科学”（解剖实况）和“民主”（平等原则）精神的现代观念，正是这种现代观念贯彻于鲁迅毕生对于思想文化和社会前景的追求中间，因而才极力主张“将假面具撕下来”，“将实话说出来”（《华盖集·忽然想到（十）》），“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的杂文异常尖锐地抨击虚假和揭发真相，千真万确是要保卫广大民众的利益。
第三是博大雄伟。鲁迅从青年时代提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就标举“声之最雄桀伟美者”，要求“美伟强力高尚发扬”，“发其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声，而大其国于天下”（《坟·摩罗诗力说》）。追求雄伟和壮美，目的是在于振奋广大民众被专制主义精神所压抑的心态，以便从中产生蓬勃的“新声”，最终达到张大国家声威的理想。
鲁迅对于雄伟壮美的气魄始终是十分欣赏和追求的，他极力强调要具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认为“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译文序跋集·〈苦闷的象征〉引言》），要求能够“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野草·复仇（其二）》），渴望着看到“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野草·淡淡的血痕中》），看到“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之二》）。
鲁迅异常向往汉唐时代的气魄，说是“遥想汉人多少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有了雄伟的气魄，才会有充分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种对于外国文化“自由驱使”的气魄和心态，正是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处于强盛时代。只有在这种雄伟和闳大的气氛中间，才可能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升华于时代的顶巅，追求实现比较崇高的目的。鲁迅正是企图缅怀与发扬这样的精神，摆脱“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译文序跋集·〈苦闷的象征〉引言》）的状态。
第四是思想深刻。一个缺乏深刻思想的民族，必然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鲁迅在青年时代就显示了自己对于深刻思想的追求趋势，他十分轻视当时社会思潮中舍本逐末的波浪，认为“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夫欧人之来，最眩人者，固莫前举二事若，然此亦非本柢而特葩叶耳。寻其根源，深无底极，一隅之学，夫何力焉。”“特信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本根之要，洞然可知。盖末虽亦能灿烂于一时而所宅不坚，顷刻可以憔悴，储能于初，始长久耳。”（《坟·科学史教篇》）鲁迅的这种思想见解可以说是远远高出于当时一般的见解之上，认为许多还算是有识之士所追求的“兴业”“振兵”，并非“本柢”而只是“葩叶”，也就是说西方近代国家的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在其背后还有许多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原因，乃是这些原因的综合表现的结果，离开了这些“进步有序，曼衍有源”的综合性的根本原因，只是热衷于“枝叶之求”，那肯定是无法“兴业”与“振兵”的，应该寻找和追求问题的根本源泉，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民族得到巩固的发展，否则只满足于对“枝叶”的追求就肯定会遭受挫折和失败。鲁迅这个注意“本根之要”的杰出见解，可以说是对在他之前包括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运动在内的这整个阶段时代思潮的总结。
鲁迅从青年时期开始，直至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后期思想阶段，都一以贯之地致力于对思想文化问题的深刻思考，对一切社会问题“根柢”所在的严肃探求，正是这样才充分保证了他成为伟大和深刻的“民族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