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贾翠霞，笔名阿霞。内蒙古文学杂志社社长，《草原》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草原人物志阿霞访谈》《妈妈手记》等文学作品。

自然写作：以自然作为文学表现的主体

自然写作是质疑和否定“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人在地球和自然中应该是与其它生物物种平等共生的，这种关系的平衡决定了自然的平衡。

李景平：阿霞主编好！从2021年开始，《草原》开设了“自然写作”栏目，倡导自然文学创作。作为一家边疆文学刊物，策划和组织开设这样的栏目，出于什么样的初衷和思考？

阿 霞：景平老师好！特别高兴与您在生态文学全国作家群里相遇。2021年第一期《草原》开设“自然写作”栏目后，我经常和一些报刊主编、作家联系，请他们帮我推荐自然文学写作的作家，试图通过不同途径，寻找和发现更多有关自然文学的作品。

《草原》虽然之前没有明确提出过“自然文学”这个概念，但在创刊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自然文学作品，有很多作品和作家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而真正考虑发起“自然写作”并设置固定栏目，连续且重点推出“自然写作”作品的想法，缘于2020年9月《草原》创刊七十周年的座谈会。当时，我们邀请了很多国内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莅会。会上，傅菲、鲍尔吉•原野、陈福民、艾平、兴安等几位作家、评论家，建议《草原》应该率先举起自然文学这面大旗。他们认为《草原》无论在地缘上还是作者的资源方面，主张“自然写作”都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很受启发和鼓舞。因此从当年10月开始，我们就策划、组稿，然后在2021年第一期正式推出，以刊物头条位置，每期50块版作品的体量，显示出推动这一创作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知道，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草原》作为一个边疆的文学园地，一个多民族文化的文学载体，理应肩负起这个责任，以期引发文坛和作家们对自然与生态的关注和思考。为此，《草原》在发起“自然写作”的前言中呼吁中国的作家们，走出书斋，放开眼界，投身于美妙神奇的大自然，深入这片滋养我们，并给我们自信和力量的祖国的山川大地，以我们文学的良知，遵循自然伦理，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同时也希望我们带着一种感恩的情怀去亲近自然，守护大地，以保持人类共同的生存根基和家园。

李景平：《草原》杂志以开设栏目的方式提出的“自然写作”，是指的什么样的文学写作？它与自然文学、环境文学和生态文学关系如何？“自然写作”具有什么样的文学主张？

阿 霞：由于生态文学与自然写作概念的混淆，很多作家对这两种创作形式认知不是很清晰。关于“自然文学”，我们称之为“自然写作”，其概念和定义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但有一点我们是明确的，即自然写作是以自然为主体，由此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文学，我认为它更多的是以人为主体，“自然”作为客体，依然属于“他者”意义上的“参照物”。或许两者角度不同，但从生态文明建设这个主旨来说，是殊途同归的。自然写作是质疑和否定“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人在地球和自然中应该是与其它生物物种平等共生的，这种关系的平衡决定了自然的平衡。

所以，我以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伦理学意义上的情感关系。比如蒙古族与马的关系，我觉得特别值得深思。在蒙古族人们的心目中，马不仅仅是财富和工具，更是亲人，是兄弟，是家庭中的一员。这种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自然写作”的初心。我们看到，目前很多涉及自然题材或者生态题材的写作，过多拘囿于生态批判的现实功利性向度，作品内容虽然指向自然指向生态，但其文本中往往凸显的还是“人类中心主义”，而在有些自然题材和生态题材的作品中，自然和生态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场景或者对象，是一种表达个人闲情逸致的寄托或者陪衬，缺乏伦理与形而上的超越。

自然写作：自然文学创作的新的展示

一部好的自然文学作品，应该是在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整体的深刻的理解基础上，进行的哲学、社会、伦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创作思考和创作实践。

在这种现实问题之下，我们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如何用文学重建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成为自然写作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也成为中国文学界必须行动的课题。

李景平：《草原》杂志开设栏目并提出和倡导“自然写作”，目前在文学界的响应程度如何？刊物都推出了哪些作家创作的属于“自然写作”的文学作品？形成了怎样的作家阵容和作品规模？

阿 霞：我们的发起，实际上是重新提倡“自然写作”。首先得到了几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的积极响应，张炜、阿来、梁鸿鹰、施战军、陈应松、鲍尔吉•原野、冯秋子、刘亮程、任林举、艾平、李青松、兴安、黑鹤、苏沧桑、傅菲等，他们是发起者。我们还联合了《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有了这些作家、评论家和媒体的支持，特别是《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集中报道和转发了《草原》今年第一期“自然写作”发起前言《自然写作：构建一个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张炜的《我行走，我感动》，李青松的《绿与美的时代》，格日勒其木格 • 黑鹤的《在地平线上》，引发了文学界和读者的强烈关注。

到目前为止，《草原》先后发表了38位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这些作家是徐刚、张炜、陈应松、梁衡、鲍尔吉•原野、王松、蔡测海、艾平、皮皮、阿成、荆歌、李青松、雷平阳、格日勒其木格 •黑鹤、任林举、庞余亮、周华诚、葛水平、苏沧桑、凹凸、棉棉、傅菲、周李立、宋晓杰、周蓬桦、王建中、阿娜、刘惠春、李建军、东珠、王蕾、海勒根那、娜仁高娃、阿音等，还重点推出了两位年轻的评论家王昉、钟媛的两篇关于“自然写作”的理论文章。而徐刚的《金沙江笔记》、李青松的《大兴安岭笔记》、陈应松的《森林迷境》、庞余亮的《在那个湿漉漉的平原上》、黑鹤的《驱熊犬》、皮皮的《大树来途》等作品，则分别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中国当代文学选本》《文学教育》等全国有影响力的权威选刊选本选载。

内蒙古本土作家也在积极回应和参与“自然写作”，艾平的《北行第一站》、王建中的《耕织记》、刘惠春的《春天，在西鄂尔多斯》等，都受到读者好评。“自然写作”也吸引了旅居海外的作家，比如棉棉，她已经多年不发表作品了，被“自然写作”重新激发了写作热情，完成了《隐居在大自然里的中世纪小村》。而获得国际摄影大奖的蒙古族著名摄影师阿音，长年深入内蒙古草原拍摄蒙古马，听说我们倡导“自然写作”，便将自己的第一篇自然文学作品《蒙古马》交给我们。这些例子都表明，《草原》重新倡导“自然写作”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和认可，“自然写作”的影响力在逐步扩大。

李景平：《草原》在推出“自然写作”文学作品的同时，多次举行“《草原》自然写作营”活动，“自然写作”成为了走进自然的文学，作家在行走中发生思想碰撞和文学交流。请谈谈写作营的现场“碰撞”和“交流”。

阿 霞：“《草原》自然写作营”是我们号召作家们走出书斋，走进大自然，体验户外生存与生活的一项举措，或者说是一个实验。为此，我们分别在内蒙古的乌兰布和沙漠、库布其沙漠举办了两次自然写作营。作家们在沙漠腹地安营扎寨，在荒野中行走，亲身体验大自然的神奇与严酷；在帐篷中谈论创作，交流直面大自然的感受思考。

作家们认为，《草原》倡导“自然写作”并为此开设专栏，在当下非常有意义。其间，我们讨论了什么是自然文学和自然写作。因为很多作家虽然也写了一些有关自然的作品，但并没有认真自觉地思考过什么是自然文学，对一些概念和界定不甚明确。比如自然写作与生态文学的区别，风景和游记性散文是不是自然写作，作者在自然写作中的位置，还有对西方自然文学的借鉴与超越，等等。大家认为，一部好的自然文学作品，应该是在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系统整体的深刻的理解基础上， 进行的哲学、社会、伦理、生物、地理、民俗等多方面的创作思考和创作实践。

就草原来说，多少年来，我们对草原资源的过度利用导致了草原的退化和沙漠化, 过度的采伐和狩猎导致了森林系统的破坏和野生物种的生存危机。在这种现实问题之下，我们如何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如何用文学重建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成为自然写作者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也成为中国文学界必须行动的课题。

李景平：是的。草原是一种实指，也可以是一种象征。歌唱草原和抒写自然，讲述草原人的绿色故事，就如你所说，这在《草原》已经形成了传统。那么，生态文明时代的《草原》故事，会有什么不同于以往的新意？

阿 霞：内蒙古从东到西，2400公里，差不多跨越了大半个中国，从地图上看，就像一弯明月，悬挂于祖国的大地上。这里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戈壁、沙漠等多种自然形态。丰富的地质地貌，多样的民族文化，多种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都成为内蒙古作家天然的丰厚的创作资源。因此内蒙古作家的作品中对自然的书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与自然更有着水乳相融的紧密关系。严酷的生存条件，乐观向上的精神生活，让他们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表现在生活中就是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和爱惜。内蒙古丰富的生态资源和作家们的生态思想，在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和文学创作中都有体现。

新时期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全球生态危机的背景下，继承了民族文化中的朴素的自然观与生存智慧，是中国当代文坛比较早的进入自然文学、生态文学领域的一个群体。他们带着关爱草原森林、关爱生命的目光,用自己的心灵抒写着草原、大漠、森林、生灵的动人故事，对当下失衡的生态现状不仅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与批判，而且也在努力探寻救赎和重建之路。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一个猎人的恳求》《你让我顺水漂流》，阿云嘎的《野马奔向狼山》《大漠歌》《浴羊路上》，白雪林的《一匹蒙古马的感动》，阿尔泰的《蒙古马》，满都麦的《戈壁深处》，莫•哈斯巴根的《有狼有歌的故乡》，乌力吉•布林《恐怖中盼望阳光》，阿尤尔扎那的《绝地》，海伦纳的《青色蒙古》，和汉族作家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邓九刚的《驼道》《驼殇》，艾平《呼伦贝尔之殇》《聆听草原》，路远的《祭火》《疯驼》等，以及新生代作家海勒根那、娜仁高娃、安宁、晶达、达拉、阿娜、刘惠春、谢春卉的创作……他们的民族属性虽然不同，但他们都生长在内蒙古，他们的文化基因里有着天然的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所以他们的作品都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自然文学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学界多声部合唱中独特的嗓音。

李景平：我看到，《草原》和国内几家生态刊物和文学杂志联合开展了一项生态文学征文活动，这可谓《草原》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双举措。“草原”和“生态”是有着天然缘分的，在强化这种缘分上还有什么长久打算？

阿 霞：是的，这项活动也是由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策划发起，由《今日国土》杂志社牵头组织，《中国青年作家报》《草原》《黄河》《散文百家》《北极光》等报刊携手共推的一项生态文学征文活动。活动在2021年初启动。活动期间，也组织了作家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征文活动目前已经收到约2000件生态文学作品。

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可以说，这几家刊物都有着非常鲜明的编辑和创作导向，就是力推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助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以后还会继续参与。《草原》会把“自然写作”这个栏目一直做下去，并且作为我们杂志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发动和吸引更多的作家参与到“自然写作”中来。

自然写作：中国自然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

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是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在自然文化和生态文化觉醒上的明显标志。

自然写作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界或者说是作家创作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觉，其实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自觉调整和反思。

李景平：《人民文学》《天涯》《广西文学》都曾开设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栏目，与《草原》行动差不多时间，《长江文艺》《黄河文学》也开设了生态文学栏目，我想会有越来越多刊物推出这样的行动。这是中国文学界的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创作的文化自觉。您以为如何？

阿 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顺应了当下文学发展的潮流，为自然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出口或阵地。正如你所说，自然写作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界或者说是作家创作本身的一次文化自觉，其实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一次自觉调整和反思。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我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开发，但是我们究竟对自然了解多少？

我们过去以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为我们服务的，我们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可以被我们使用和挥霍。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生态异常，各种自然灾害的增加，地球不可再生资源的逐步枯竭，生存环境的恶化，我们终于认识到，如果我们想长久地在这个星球上生存，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它是与我们平等共生的生命体。我们当然要对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恶化发出警示和担忧，但是，我们更应该用我们的心灵与自然对话，就像张炜在《我行走，我感动》的自然随笔中所说的，通过“行走与实勘”，通过“沉默与思悟”，与自然建立一种“相依相存和血脉贯通”的生命关系。

李景平：所以说，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的繁荣，己经成为一种崭新的时代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国环境文学兴起，但那是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报刊机构的宣传发动。21世纪20年代自然文学的再度兴起，则是中国文学界及文学刊物的文化自觉。请您谈谈这种文化自觉的标志性意义。

阿 霞：虽然生态环境问题催生了生态文学，但生态文学不拒绝现代的生活方式，也不拒绝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而是要找回被现代生活遗失了的生活本真。爱默生说：欢愉来自自然，来自人的内心，更来自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无论生态文学还是自然写作，都是从人类可持续发展，从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来，它既是历史使命，也是文化上的自觉。很多作家开始重新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是中国作家以及中国人在自然文化和生态文化觉醒上的明显标志。人类要想从根本上延缓或者消除全球生态环境的危机，首先必须洁净自身，清洁精神，只有全人类生态意识与观念的觉醒，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我们生存环境——地球家园的健康，保证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与延续。

自然写作：走向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的融合

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的融合，给自然写作、自然文学、乃至生态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追求。这些，也将为我们坚持和推动“自然写作”，展现自然文学创作的美好前景提供一种指引。

李景平：生态文学意义上，《草原》的行动不是第一家，但在中国生态文明大合唱中，《草原》可以说唱得嘹亮。有人说《草原》是中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旗帜。您对中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发展未来怎么看？

阿 霞：可以说，中国的生态文学作品还存在着题材雷同、内容相似甚至重复的现象。相对自然文学，生态文学更注重“问题”的揭示。从这一点来说，“题材”的选择决定了生态文学创作的成败，这就很容易造成内容和题材的趋同化，比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动物保护、资源危机等等，这是生态作家最多关注的题材，作品相似度比较高，因缺乏生态伦理和精神层次的思考, 导致我们一些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范式固化。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当然要对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恶化发出警示和担忧，但是，我们更应该用我们的心灵与自然对话，与大自然建立一种相依相存和血脉贯通的关系。有了这种无法割舍的情感联系，我们才能写出具有审美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自然文学或者说是生态文学作品。我们欣慰地看到很多作家已经自觉地投入到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写作，并且追求独特的审美。我对中国的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李景平：《草原》自然写作已经形成一个自己的编辑团队，也形成一个自然文学的作家团队，作为内陆边疆的文学刊物，却具有了开放性的面向中国面向世界的草原胸怀。作为主编，您对未来的自然写作有什么导向和愿景？

阿 霞：在这里，由衷地感谢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对《草原》的支持和对自然写作的关注。这一年来，他们大多将自己的最好作品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这半年多的时间，更多的作家通过“自然写作”认识了《草原》，《草原》辽阔而深情，希望能借此进一步扩大刊物的影响力。

但从整体上看，国内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重视自然写作的作家和评论家还属于少数。多数作家对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认知相对短缺，他们更愿意从社会关系和自身经验作为写作的出发点，认为生态文学和自然写作与自己无关紧要，有的评论家甚至质疑：文学就是文学，没有必要分生态文学和自然写作，写出好作品才重要。但什么是好作品？拘泥于某个小时代而缺乏大历史的关照，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生活琐事的纠结而缺少深刻的生命整体的境界，在自然大课题面前疏离和背离大自然，会是好的作品吗？倘若如此，文学的意义又在哪里？

如果考察我们古代经典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先秦儒道的“天人合一”，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宋元的山水绘画，无不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紧密关联，正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在人对自然的倾心与描摹中，中国文学和艺术的高峰才得以确立。但是，自近代以来，人和自然开始疏离，文学开始向内转，进入深渊一般的精神世界，甚至无意识世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使自然变成陌生的他者甚至对立物。工业革命以后，自然更是成了人类攫取和挥霍的对象，最终影响和威胁到了我们的生存，导致自然文学传统式微。

当然，当代文学中也不乏优秀作品，多多少少体现或涉及到生态观念和自然精神。比如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贾平凹的《怀念狼》，张炜的《九月寓言》，阿来的《蘑菇圈》，张承志《北方的河》，姜戎的《狼图腾》等等。我以为，正是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的融入使他们的创作有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拓展了新的文学空间。可以认为，自然精神和生态美学的融合，给自然写作、自然文学、乃至生态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追求。这些，也将为我们坚持和推动“自然写作”，展现自然文学创作的美好前景提供一种指引。

最后，我以宋朝理学大家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结束今天的访谈。我希望我们的作家抱有这种大情怀，我们提倡的“自然写作”有此大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