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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于鲁迅作品，人们相对重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五种创作和大量杂文，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和新旧体诗也有相当的读者。此外鲁迅还写过若干论文，收录在他的杂文集子里，往往被视为杂文。按其实，这些文章乃是论文，无非不是常见的学院派论文，而是可读性很强的“轻性论文”。

鲁迅也写过学院派论文，如研究小说史问题的《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讨论古籍版本的《〈嵇康集〉考》等，但为数甚少。鲁迅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讲中国小说史之前，学术积累较多的是先唐古小说和唐代传奇文，宋及其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相对薄弱，于是下大力气研究，《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先发表于《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后收入《坟》。拿这篇论文同《中国小说史略》的初稿本与修订本之有关部分对读，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篇为增补小说史讲义撰写的的前期成果。《〈嵇康集〉考》则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教书时，为该校行将推出的《国学季刊》而作，大抵是利用了过去从事《嵇康集》校本时搜集的材料，他在1926年11月4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是“将先前弄过的东西东抄西撮，到半夜，并今天一上午，做好了，有四千字，并不吃力”。此文澄清了《嵇康集》许多文献上的问题。后因《国学季刊》未能出版，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直到1954年公诸于世，今已收入《古籍序跋集》（按此文宜乎编入《集外集拾遗补编》）。

像这样正规的论文，鲁迅写得不多，他的论文大部分是类乎学术随笔的轻性论文。“轻性论文”是鲁迅本人创造的一个提法，他在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信中说：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我于评论素无修养，又因病而被医生禁多看书者已半年，实在怕敢动笔。

学院派论文一般非要引经据典不可，重材料和论证，从中可见学问，但对于可读性一般不甚介意。轻性论文则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发表在报纸或非专业刊物上，讲究深入浅出、由博返约、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有时也可称为学术随笔。当然，两者也并没有明确边界。

随笔是鲁迅乐于从事的文体，在《坟》《三闲集》《二心集》中已有若干，到《南腔北调集》和三本且介亭杂文集里，就更多一些。所谓随笔，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笔记；另一方面则受英国的essay的影响，写法极自由，可叙事，可议论，可抒情，篇幅不拘，当然一般来说比短评要长一点。鲁迅的随笔可分为议论性随笔和叙事性随笔两种，以叙事为主的文章同他先前的回忆散文基本为一路（参见拙作《〈朝花夕拾〉后续诸文》，《文艺报》2019年5月15日第7版）；而更多的作品以议论为主，写法雍容，侃侃而谈。《且介亭杂文》中的《看图识字》《阿金》《病后杂谈》诸篇是鲁迅本人明确指为随笔的，准此以推，他的《拿来主义》《说面子》《脸谱臆测》等也应当算是随笔。议论性随笔中大谈学术问题的一般说成是学术随笔，而鲁迅则称为“轻性论文”。

包括轻性论文在内的随笔，在鲁迅晚年文章中比重明显增加，这固然可以说他为文之道更上层楼，也与其时发表不易大有关系。鲁迅感叹过：“要做得含蓄，又要不十分无聊，这正如带了镣铐的进军。”（1935年6月7日致萧军）在这种情况下，峭拔犀利的短评远不如从容舒缓的随笔便于发表。

轻性论文的通俗是就表达而言，并非没有深度和思想。须义理、考据、辞章全都在行，考证又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纯述证，而往往多有略一点醒即令人眼前一亮的辩证。引文当然总会有一点，但很有控制，讲究空灵蕴藉，举重若轻。总之，轻性论文对作者的要求相当高，而鲁迅却因难见巧，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在鲁迅的用语体系中，“杂文”指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不管其文体如何，都夹杂地编在一起（详见《且介亭杂文·序言》），可见“杂文”是一个集合概念，而非文体的一种，也不能用来指称某一篇具体的作品。鲁迅杂文集子里的文章，占主要部分的除了杂感、记叙性随笔，就是轻性论文。杂感即文艺性短评，最能代表鲁迅的特点，于是人们有时就把这种杂感称为“杂文”——这种文体意义上的“杂文”后来流行甚广，沿用至今。在鲁迅的《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这八本书中，大部分文章都是杂感，这些文章是鲁迅杂文中的大宗，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文，书名就叫做《鲁迅杂感选集》。近人对鲁迅杂文进行艺术上的分析，也往往多以杂感作为讨论对象。学鲁迅的路子写文章的人，也多半写杂感，亦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某种艺术性的短篇评论。

鲁迅的记叙性随笔和轻性论文，则不那么受人重视。鲁迅自己是多次提到过的，例如他说收在《坟》这本集子的是“论文和随笔”（《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又说《二心集》中也有论文。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写道：“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此后的杂感。”这里的意思是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视为杂感集，而以《三闲集》为其第五种。这种提法，就是把《坟》那种收录论文和随笔的集子排除在外的。

《三闲集》中有两篇“夜记”——《怎么写》和《在钟楼上》，应当算是随笔。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说：从写作时间上来说，这两篇“夜记”本应收入《而已集》，但当时想“另成一书”，所以没有编入，而后来那样的随笔未及多写，现在就将它们收在这里了。可见鲁迅在编集子的时候，本来很有些文体方面的考虑，后来因为形势不容许他太多地顾及文体，只好采用编年的方法，“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起”（《且介亭杂文·序言》），《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和晚年的三本且介亭集，都是这样编成的。

二

从后来的情况看，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是鲁迅的轻性论文。事实上这里有许多重要文章，例如前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论“他妈的”》和《破〈唐人说荟〉》等篇。后期鲁迅的轻性论文尤多，《门外文谈》《隐士》《论讽刺》《从“别字”说开去》《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无一不是绝妙好辞。鲁迅晚年尤喜作读史新论，对史事作意味深长的分析和评议，行文委婉老辣，无学究气，亦无火气，谈言微中，例如《且介亭杂文》中的《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等文，皆为此中名篇，略举几例稍加分析。

其一，《儒术》。此文研究元好问的历史旧案，最后一转而联系当下，加以发挥，讥讽时事，为轻性论文的路径树立了样板。文章开头即道：

元遗山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关，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国将领崔立当时任首都洛阳的西门元帅，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队围城，皇帝金哀宗已先行逃走，而这位崔元帅遂自立为王，同时向元人投降。其时一帮群小拟为之立功德碑，后因种种原因，碑并未树起来，而碑文操刀者已经存在一个节操问题，后来彼此推诿，形成一个疑案。鲁迅在文章中引用了一段《金史·王若虚传》，然后写道：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若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而问题在于，为崔立作的功德碑虽由刘祁（字京叔，1203—1250）属草，但元好问仍然脱不了干系，因为刘祁只是一介太学生，要讲究文辞之工，还得请文章高手元好问来过目把关，甚或重写。元好问本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节，后来竭力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而凌廷堪为爱护元好问起见，更大力为他开脱，但只是这么一句“非必取文辞之工”却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功德碑如果文辞水平更高，自应更合崔立的心意。鲁迅不完全采信凌廷堪的结论，而以“疑案”了之，体现了严谨的学者态度。

鲁迅文章中又提到的元好问的另一旧案，更进而说到“儒术”这个主题上来。金朝灭亡之后，他与张德辉等人“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详见《元史·张德辉传》）。由此又可见元好问的圆滑世故，以及中国士人欲以儒家的一套来约束规范新兴之统治者的努力。鲁迅接着写道：

以拓跋魏的后人（按指元好问，他是北魏皇室拓跋氏的后裔）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却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此事同样显得元好问为人圆滑，但是他奉送元世祖加一顶“儒教大宗师”的高帽子，促进他实施一些仁政，对于“儒户”有益无害。把这个事关“儒术”的道理想通，对于读通中国历史包括儒学史都是大有启发的。

其二，《隔膜》。这是一篇分析清代文字狱的妙文。三十年代前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陆续编印了九辑《清代文字狱档》（1931.5—1934.4），引起学术界读书界的高度关注，鲁迅也十分注意，就此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笔墨最为集中的是《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二文。《隔膜》分析的是《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中的《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买〈小学大全〉记》依据的则是第六辑中的《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鲁迅不仅分析个案，还进而对整个文字狱以至清朝的文化政策发表意见。其中一个结论是：“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隔膜》），凡此诸人之被卷入文字狱，皆为冤案。在清朝皇帝看来，即使说的话本身不一定错，但由你妄自跑出来言说，就是犯了罪。清代文字狱大部分是冤狱，冤就冤在“隔膜”。

鲁迅还根据《清代文字狱档》的记载，买过一部曾经是禁书的蔡显《闲渔闲闲录》，也做了简明深刻的分析，其意见见于他另一篇轻性论文《病后杂谈》。蔡显案的有关档案在《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中。此案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冤案。乾隆三十二年（1767），松江府华亭县七十一岁的老举人蔡显（字笠夫，号闲渔）把自己的杂著编印成一部《闲渔闲闲录》，分送学生和友人；当地有人写匿名信揭发他，蔡老不服气，带了一部自己的著作到府里去“呈首”，主动交上著作请求审查，以便消弭诽谤。不料松江府知府审查以后，却认为“书内所载多有不法之语”，于是逐层上报给江苏巡抚明德和两江总督高晋；两位高官更查出其中问题甚多，迅即采取严厉措施，将蔡显“提解到省，并于该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并究明有无党羽，及其家属逐一押解来省”（《高晋等奏查蔡显呈首审拟折》），参与校字的门生、写序的朋友也都一并抓来，分别判以重刑。稍后由高晋领衔、明德同署，将有关情况书面呈报给乾隆皇帝。表明政绩，大有邀功之意。

不料这些材料送上去不久，立即遭到严厉的谴责，乾隆在上谕中指出：“蔡显身系举人，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情罪重大，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而大小官员“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而于吃紧关键不肯复加指摘，高晋等使若辈得售其术，朕则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审视乎？”这份圣旨到了江苏，高晋、明德“跪读之下惶愧无地”，高度紧张，立刻上奏折请罪，说“惟有仰恳圣恩将臣等交部严加议处，以为办事率忽者戒”（《高晋等奏请交部议处折》）。但乾隆对此又批道：“览。若应议处早交部矣。”地方官本以为已经十足卖劲，一味从重从快了，不料结果没有抓住要害，有假批判的嫌疑，遂遭严谴。从此各地官员再来查办文字狱的案子，一定是更加重得可怕了。

鲁迅买到嘉业堂本《闲渔闲闲录》以后，“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联系《隔膜》一文来看，这里他虽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却也已经把清代文字狱的奥妙点破了。

如果要用八个字来讲“轻性论文”的特色，大约可以说是简明扼要，举重若轻。当今有些学术论文冗长散缓到连业内人士也不大高兴拜读，如能参考借鉴一点鲁迅的论文，或者是一副可补可泻的良药吧。

（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扬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