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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这次座谈会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阐明了“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这一根本问题，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对延安时期文艺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指引作用，并确立了新中国文艺政策的基本走向。

在《讲话》中，鲁迅是频繁出现并且贯穿于全文的一个名字。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及鲁迅共有10次，引用鲁迅的文章和诗句来阐述文艺思想、分析延安文艺界出现的问题，对文艺为什么人、艺术的源泉、是否还是杂文时代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文艺为什么人

《讲话》中第一次提到鲁迅的名字，是以鲁迅所批判的梁实秋为例，说明文艺是有阶级性的。“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与梁实秋围绕文学的阶级性、文学批评的态度、翻译的标准等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八年的论战，涉及政治、文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其核心问题即“文学阶级性”问题。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赞同鲁迅而反对梁实秋的，他通过二人的论战说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由此引出“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问题。

《讲话》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厘清这个问题，是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抗战爆发后，许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士从上海、重庆等大城市来到延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浓厚，存在脱离群众、轻视工农干部等问题；同时，文艺界内部还有争论、分歧、对立，尤其以“鲁艺”和“文抗”为代表的两个单位因为“歌颂光明”与“暴露黑暗”的不同主张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文人团体，既不利于文艺界的团结，也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因此，毛泽东在讲话中将“文艺为什么人”作为第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他引用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以此号召延安文艺界人士围绕“文艺为工农大众”这一共同目标团结起来。只有确立了艺术为人民的思想并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改造思想，才能避免宗派主义，团结一致争取抗战胜利。

艺术的源泉

在“文艺为什么人”这一问题解决后，《讲话》紧接着提出了“如何去服务”的问题。《讲话》认为艺术的源泉来自生活，提倡文艺界人士到群众中、到革命实践中去学习、体验，这样才能创作出有深度、有厚度的作品，否则“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讲话》提到的“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引自鲁迅的杂文《死》。这篇文章写于1936年鲁迅逝世前一个月，他因病起意在文中写了七条“遗嘱”，其中第五条是写给独子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即徒有其名，却缺乏具有深刻精神内涵与思想高度的作品的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曾在文章中写道，美术家除了要有“精熟的技工”，还须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是能引路的先觉”。他们应该以优秀的作品唤醒民众的觉悟，引领民众向正确的方向前进。当时延安一些文艺界人士热衷于关门提高，“读名著”“排大戏”，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忽视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小说家以小资产阶级的语言习惯描写工农群众，行文生硬，不伦不类；戏剧界热衷排演大型话剧，追求“大、洋、古”，孤立地强调提高，甚至轻视推行大众化的民众剧团。毛泽东以鲁迅的遗嘱劝诫文艺界人士，要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和文学家，就需要扎根人民，反映人民生活，因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呼吁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观察、体验、研究中积累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是否还是杂文时代

《讲话》中还提到一个与鲁迅有关的问题，即目前“是否还是杂文时代”。众所周知，鲁迅以杂文闻名，其杂文如匕首和投枪一般切中时弊，直击敌人要害。延安文艺界人士中不乏鲁迅的学生和拥趸，如萧军、丁玲、王实味、罗烽、艾青等。他们继承鲁迅杂文的批判精神和讽刺艺术，以审视的眼光观察体味周遭的环境，在延安兴起一股杂文创作的热潮。1942年3月12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刊登了延安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文章认为“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要将杂文当做短剑一样的武器“划破黑暗”。同一时期，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杂文发表，对延安社会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妇女问题、干群矛盾、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引起部分革命干部和群众的不满，甚至被国民党利用来攻击解放区，造成了不良影响。

延安杂文创作热潮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延安社会生活中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干部与群众的待遇差别，工农干部中依然存在粗俗落后的思想行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等；另一方面，不少文艺界人士对革命事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尤其是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褪去了最初的新鲜感之后，他们感受到革命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对生活中的阴暗面感到失望，却忽视了工农群众的进步和力量。他们通过杂文形式补偏救弊的动机是好的，但由于多从个人经验出发，亦不乏片面和偏激之处。

对于杂文创作热潮，《讲话》首先肯定了鲁迅在黑暗势力统治下以杂文形式进行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指出，鲁迅用杂文攻击的是反动派，他并不曾以此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我们应该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是在自由民主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待人民群众不能以杂文笔法批判和暴露，而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保护和教育人民群众。《讲话》以辩证主义观点分析了“是否还是杂文时代”“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的问题，纠正了延安部分文艺界人士看待问题的片面与偏激。

毛泽东在讲话的最后引用鲁迅《自嘲》诗中的两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号召大家以鲁迅为榜样，对敌人绝不屈服，对人民鞠躬尽瘁，重申了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原则。

《讲话》是标志着党的文艺政策走向成熟的一篇重要文献，既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着毛泽东个人思想的深刻烙印。毛泽东对鲁迅非常推崇，他熟读鲁迅著作，曾说过：“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第184页）毛泽东把鲁迅的文艺思想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这篇《讲话》借鉴、吸纳了鲁迅的许多主张和观点，呈现出丰富的“鲁迅元素”，彰显出鲁迅文艺思想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