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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日。每一次对他的纪念，都是基于我们自身对时代问题的觉察和寻索道路的渴求：当科学给人类带来福祉也带来困扰之际，鲁迅如何思考科学与人的关系？本刊特邀青年学者孙尧天撰文，探讨此问，以飨读者。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搜索这一时期人们提供的改革或革命的各种方案，“科学”或许是出现频次最高、最为热门的表述。从清末围绕富国强兵的改革到“五四”时期标举“科学”大旗的思想运动，再到掀翻“三座大山”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科学”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显示了自然界的真理，还成为事关人类社会真善美的价值标准。直到今天，发展科学技术、“科教兴国”仍是不可动摇的国策。但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与人工智能的兴起，人们愈发感觉到科学带来的困扰，可以说，如何认识科学并理解科学，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变得愈发重要。

值此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回顾和理解他如何看待科学，如何看待科学与人的关系，会格外富有启发。

强调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将其与人的精神问题相联系

1898年，鲁迅因家道衰落进入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不久后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正是在这里，鲁迅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并开始痴迷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902年，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随后的留日生涯中，鲁迅先后在东京的弘文学院（1902-1904）、仙台医专（1904-1906）学习，其中，他的主业都紧密围绕着自然科学而展开。1903年，鲁迅写作了《中国地质略论》与《说鈤》等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鲁迅作为科学研究者的成果，而《说鈤》是中国科学界对居里夫人发现的放射性元素“Ra”（镭）的最早介绍。此后，尽管经历了弃医从文的转折，但不可否认，自然科学仍然构成了鲁迅最为重要的精神背景。

事实上，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人之历史》，是从生物进化的角度重新探讨“人”的历史。这篇文章同时体现了鲁迅的思维方式：他总是自觉地在与“人”相关的语境中，谈论科学。这意味着，在鲁迅对科学的认识中，包含着他对于建设何种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期待。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主张，并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新生的根本之道：“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种主张同样可以作为鲁迅谈论科学话题时的纲领。1903年，到达日本之后不久，鲁迅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小说，他欢呼现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图景，强化了人类面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类的脚步。1905年，正在仙台医专学习的鲁迅翻译了美国作家路易·斯特朗的科幻小说《造人术》，这篇小说讲述了化学家从溶液中制造生命的故事，鲁迅对此感到极度振奋。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再次描述了科学为人类社会开创的前所未有的幸福局面，逐渐超越了对科学的庸俗化理解。清末的学界关注科学多是看重科学对兴兵、振业的意义，他突破了这种功利主义的思维，而强调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并将其与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问题联系在一起。

反思科学崇拜，同时强调科学与“神思”

鲁迅对现代科学的认识越发深入，越是清晰地察觉到科学崇拜的局限及其可能导致的问题——当然，鲁迅从不反对发展科学，也不反对科学自身的伟大意义。只不过，立足“人”的整体性的立场，鲁迅指出人生中存在着许多不受科学限制但同样重要的内容，例如人类在文学、艺术乃至宗教信仰等精神领域的创造。另外，鲁迅还进一步相信，即便是纯粹的科学进步，也同样离不开想象力、灵感的激发，他将其统称为“理想”“神思”或“圣觉”。在这个原则指导下，鲁迅对科学发展史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解读，他不同意一笔抹消中世纪科学的发展，更不赞同将中世纪视作完全黑暗的时期，在他这里，“知识”和“道德”、“科学”与“文艺”都有着存在的合理空间。“盖使举世惟科学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种观点呈现出鲁迅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把握，他尤其担心人们沉溺于科学的物质成就中，而泯灭了对其他美好事物的追求。如果科学完全遮蔽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科学还有什么意义呢？也正是从人性整全的立场出发，鲁迅石破天惊地对民间“迷信”进行辩护，他强调信仰乃是人类的精神本能，即便科学也不能压制，他还论证民间的信仰中包含了淳朴、善良的道德以及农民的艺术精神。

曾认同进化论，呼唤以弱者、幼者为本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视为改造中国最重要的指引，鲁迅受邀加入这场运动后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即著名的《狂人日记》。在吴虞《吃人与礼教》（1919）的影响下，这篇小说长期被认为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控诉。事实上，《狂人日记》并不限于批判，鲁迅还提出了塑造“真的人”的理想，这个理想体现出了鲁迅对科学，进而言之，是对进化论的推崇。

从鲁迅阅读《天演论》开始，在此后近三十年中，鲁迅保持着对进化论的认同（当然，他对进化论的理解绝不可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日而语）。在《狂人日记》中，鲁迅依据进化论的原理要求改革，如他借助狂人的口吻指出：“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在这篇小说结尾，鲁迅还呼吁“救救孩子”。

“五四”时期，鲁迅“立人”的思想在有关家庭伦理改革的论述中得到表达，他主张建立以弱者、幼者作为本位的道德，并由此写下《我之节烈观》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名文，其中，鲁迅的依据正是“生物学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重新回到生物本能层面呼唤“人”的觉醒，指出“人”的合理生活应当符合自然的天性。“生物学的真理”表明了人类自我保存、延续与发展的本能，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节烈”与“长者本位”的道德却违逆了人的自然天性，鲁迅批评其“逆天而行”。“五四”时期，鲁迅在多篇杂文和小说中强调“幼者”的重要性，他将之视为“发展”的可能，这是因为从进化史上，他看到“幼者”代表了种族的希望与未来。鲁迅这时对“幼者”的关爱，也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青年、青春的礼赞。

对“人”的总体观照，决定鲁迅对待科学的态度

随着“五四”浪潮退去与思想界的分裂，陷入困顿之中的鲁迅对进化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怀疑，并终于在1927年广州“清党事件”之后，直接宣告了进化论信念的崩塌。鲁迅说，他在“清党事件”中目睹了青年人之间相互告密与残杀的景象，这是压倒他对进化论信仰的最后一根稻草。

1927年10月，鲁迅来到上海，当时激进的左翼青年攻击他已经落伍。围困之中，鲁迅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直接表明了“从进化论到社会学”的要求，鲁迅称这部著作救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930年，在为周建人编译《进化与退化》所写作的引言中，鲁迅谈到当时中国人的生存境况。他引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中国乡村生活》中对北京南苑灾民的描写——灾民没有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食物与工作，只能够靠树皮、草根苟延残喘，这时，宣扬治理沙漠化的科学方法、颁布树木保护法，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自然科学的范围，所说就到这里为止”。这里，鲁迅再次指出了科学的局限，“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从最初接触自然科学开始，鲁迅便将科学与人生的话题关联在一起，展现出理解科学的人性整全的精神维度，这使得他既珍视科学的意义，又不至于被科学话语局限。尽管鲁迅对自然科学的地位和意义有着独特思考，从不满足于从自然科学得到完满的答案，但事实上，直至晚年，他仍然深为惋惜科学未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状况。总之，正是对“人”的总体观照决定了鲁迅对待科学的态度。或许今天，鲁迅的这种思路依然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