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34—1935年间的文艺报刊上，曾集中出现过一批讨论“杂文”的文章。“杂文”的历史很长，《文心雕龙》类述诗骚祝赞铭诔诸体，而继之以“杂文”，以为“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相当于“其他类”。晚清以来，“杂文”多数时候也只是报刊栏目没有名字的名字，或讥之为“报屁股的延伸”，是一种内容层面的补白。较为经心时题作“随感录”“自由谈”乃至“什么话”，较随意时，就径称为“杂文”了。是直到三十年代这次杂文论争开始，“杂文”才成为一种特定的文体。

论争中几乎所有人在谈论“杂文”时，都会谈及鲁迅，似乎鲁迅已经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杂文”二字里。在鲁迅逝世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读者而言，“继承鲁迅的遗产”指的既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他的学术，而是他的杂文。确实，即使以最严苛的定义，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也占据将近三分之二的份额，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他全部的工作。

那么，什么是杂文？

如以较宽泛的用法，除《朝花夕拾》与《野草》外，从《热风》（1925）起，到《且介亭杂文》（1936）止，鲁迅自编的文集都是杂文集。不过在鲁迅自己，这些文章称杂文是较晚起的，最初，它们被称为短评、杂感、杂感文。自然，杂文不是诗，不是小说，是散文，而是一种特别的散文。通行的看法是，杂文带有批判性，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藤野先生》那类回忆性的散文。此外则有人认为它不取正面立论之姿，是一种在写法上也刻意“不正经”的东西，持这种观点的人便会认为《论雷峰塔的倒掉》不能称为杂文，只能称为论文。也有人认为杂文必得有闲话风，是所谓essay的变体，是故那些过于直露的论战文字当不计入其中，它们仅仅是杂感。

看上去，何谓杂文，言人人殊。但可以说，这些从文体层面界定鲁迅杂文的尝试都不成功。事实上，至少在1934年以前，很难说鲁迅在有意识地区别这些称呼。到1933年瞿秋白选印这些文章时，也还是总题为《鲁迅杂感选集》，这当然是得到鲁迅首肯的。即使在杂文论争正式展开后，“杂文”的称呼是被固定下来了，但鲁迅的写法也仍无一定之规。相比起来，与其说杂文是一种“文体”，不如说它是看待文章的一种方式。或者说，并非在文章内部有破题奇正之分、持论庄谐之辨，杂文之为杂文，在乎文章内外间的关系。

《且介亭杂文·序》称，“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这样说来，文章并非被写作杂文，倒不如说是被编作杂文，读作杂文。着眼于文章自身，则杂文各有其体，但如抛开文章，将文字视为现实的显影，也就有了杂文。

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这样的学术文章，《论“他妈的！”》这样的议论文，乃至《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样的拟八股，都被收入文集《坟》中，而总名之为“杂文”。盖彼时鲁迅的意图是“将陈迹收存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重要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背后个人的逝去了的时光。

《坟》是鲁迅“钦定”的第一种杂文集，所收者虽上至留日时期的少作，但体现的是结集时1926年的眼光。同样编定于1926年的另一部杂文集《华盖集》就文章体式上看似乎较为统一了，究其实质，编法还是一律：不加删削，编年相从，“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同样，这带有保存陈迹的用意，“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但是这次，“瘢痕”显影的与其说是逝去的生命，不如说是现实的“风沙”了。

《华盖集》之“华盖”，取“华盖运”之义，“华盖运”谓倒霉、背时，是说文集是交背运的产物。应该说，写作集内诸文的1925年，也确实是鲁迅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一年。

事情须追溯到191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核心的《新青年》，就其组成而言，其实是可以分为三派的。杂志早期的撰稿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皖籍革命党人，《新青年》在创刊之际的首要目标也是反袁世凯的政治运动。到1916年杂志迁往北京后，新加入的撰稿人则多为北京一地高校的师生。其中，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多为章太炎的弟子，其文学观与政治观都有着清晰的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的印迹；胡适却是留美学者，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追随胡适的学生辈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其知识结构亦大抵近之。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新青年》圈子关注的话题，大体集中于白话、科学主义、个人解放，其立场亦无明显差异。但随着运动的发展，三派间观点上的龃龉也逐渐暴露出来。

到1925年，陈独秀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南下投身于国共合作，《新青年》也早已被改造为共产党的机关刊。滞留北京的作者群中，胡适一派尽管大多曾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但此时对日渐兴盛的学生运动已经逐渐失去兴趣。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要保持自身的活力，必须从“运动”中回撤，一变而为“进研究室”，进行知识积累式的常态建设。与此相应，新文学的关注点也从个人解放和社会批判，转向了文学技艺的打磨。应运而生的，便是徐志摩这样的“新月派”作家。

与之相反，鲁迅并不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弊端是由知识储备不足造成的，作为知识的新文化也不足以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倘使未来并不存在于任何理论内部，而只会在持续行动之中逐渐浮现，那么，“进研究室”最终所起到的效果可能不过是：“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

章门弟子和胡适一派矛盾的正面爆发便是在1925年。年初，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不满于校长杨荫榆，公开要求更换校长，杨乃开除为首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史称“女师大风潮”。事件不断发酵的过程中，执教于女师大的章门弟子出而声援学生，胡适一派的杂志《现代评论》则站在了杨荫榆一边。事实上，《华盖集》中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女师大风潮中的笔墨官司。所谓“华盖运”，指的首要也是这次风潮。

“女师大风潮”的政治背景是复杂的，可以明确运动的发展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的介入，风潮背后，事实上是广州革命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间的对抗。但具体到鲁迅来说，这一背景并非他介入风潮的原因。

更恰切的看法是，鲁迅对截至1925年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学早已深感不满，而女师大风潮使这些内部危机更为迫切地显示了出来。如果说“新文化运动”已经“踱进研究室”，相应的，新文学正在“搬入艺术之宫”。起初，白话文运动所描绘的是这样一种文学图景：依照可以被学理地论证为“公理”的那些观念——思想独立、恋爱自由、妇女解放——文学提供一种基于情感和思辩的演绎。但在与《现代评论》派的交锋中，鲁迅日渐清晰的认识是：公理随时可以化为新的权威，按喜好选择施用的环境。新文化者方其资源充足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从“适者生存”一变而倡言“人类爱”了；新文学则成为一种滥情而不及物的复制品，如果不是复制既有的汉语文本，就是复制既有的西语文本。此时，必须再度召唤一种新的“思想革命”，同时，也就意味着，必须再度有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就是杂文。

可以说，1925年是鲁迅杂文写作走向自觉的一年。是在女师大风潮中，杂文被明确地放在了“艺术之宫”的对立面，将自身形塑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一种特定的写法。在鲁迅那里，杂文的内涵此后几乎再未发生过变化，一直到1934年杂文论争的时候，他论证杂文合法性的思路依旧如此：“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

杂文的内涵确定下来，杂文的写法也就大致有了基本的形态，此谓“杂文笔法”。通常认为包括在“杂文笔法”中的有类比、归谬、反语、借古讽今等，这些特定的修辞术使得杂文能够成为一种文体，而被广泛地应用。但在鲁迅的杂文，最具特色的修辞，也许应当称之为“言辞的翻转”。

不妨来看一篇杂文：

“以夷制夷”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再来看一看本文罢——

“（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站。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虽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四月十七日。

这篇杂文写于1933年，所写的是二月间的“热河事变”。议论时事，但鲁迅所使用的全是报纸上的报道，几乎不增加任何其他渠道的信息，可以说，在此，议论所循行的并非事实，而是言辞。言辞展开的方式可以是演绎，可以是归纳，然而《“以夷制夷”》也不，这里，真正的线索是“以夷制夷”一词的诸变体。“以夷制夷”是不足凭的，因为“夷”早已并非“夷”，接着便一转而将“以夷制夷”翻转为“以华制华”。然而“以华制华”仍非究极，那不过是“以夷制华”的一个意外的效果。在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是以中国的伪军进攻中国的国军，但国民政府的“抗日”，也可以仅仅是以攘外之名行剿共之实。

议论文的通则是摆事实进而讲道理，但在鲁迅的杂文里，事实是沉默的，鲁迅所使用的仅仅是“道理”，并且是别人的道理。固然，这是种较省力的议论，它不需要一线的采访、数据的收集，不需要“进研究室”，但在鲁迅，这种言辞的游戏也许另有一种用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公理”是这样一种“道理”，它垄断了所有的言辞，使反动统治者的一切行为无往而不可合理化，这也就意味着，现实脱离了任何言辞，而成为一种绝对不可见的东西：“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

言辞不是揭示事实，而是遮蔽事实，言辞遮蔽着事实，同时又将自身幻化的诸相赋权为事实。当言辞被彻底垄断之际，事实就丧失了被指陈、甚至被感知的可能，而归之于沉默，古语所谓“言语道断”，或俗语所谓“无话可说”。然而又不只是沉默，垄断言辞者给予事实的，倒不如说是过度的言说。对于垄断恰切的理解不是言辞遮蔽事实，而是根本不存在事实，一切“事实”都只是言辞自我再生产的原料。在此，杂文笔法就并不是庄子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并不是文字游戏，毋宁说，杂文笔法是在言辞彻底被剥夺状态下的言说方式。

放弃对事实的抢夺，就采纳敌人所出示的话语。以敌人的话语与敌人的话语对峙，却绕到话语的背面，使之翻转过来，再度翻转过来。在不断的翻转中，不期然间，发现已经置身于言辞的脆弱地带。“翻转言辞”得以有效，正在于垄断必然的另一面：一如有压迫处便有反抗，当言辞处处遮蔽着事实时，事实也就处处潜藏于言辞之中。

这多少使人想起切·格瓦拉对游击战的论述：

对敌人的武器、弹药和作战习惯都必须要加以考虑，因为游击部队的主要供应来源正是敌人的武器装备。如果在武器装备上可以有选择的话，我们应当选择和敌人使用相同型号的武器，因为游击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弹药匮乏，而这必须去找敌人要。

使用敌人的武器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战术，不如说，它反映着特定的现实形势——一种绝对不对等的对抗。杂文不是正方与反方的雍容揖让的辩论，杂文是一种在压倒性的压迫之下的反抗。因而它将势必是看上去欠缺“艺术之宫”风味的，甚至可以看上去是欠缺逻辑的，而往往是看上去欠缺体面的。用瞿秋白的话来说，杂文是一种“非合法主义”的文体，是文化的游击战。

不援引既有的法律，而是使用被指为非法的文体，以文体自身的能量重新立法，可以说，这是文学革命的本意。推究其源，倘使文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的延伸，可以说，这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根本性的精神气质，乃至现代中国革命的精神气质。

在这个意义上，杂文是鲁迅留下的中国新文学的遗产，也是中国革命的遗产。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