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书店与鲁迅的日本人朋友圈
鲁迅一生，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二十一岁赴日，到五十六岁辞世，与日本人的交往基本没断。据学者王锡荣先生的研究，“现存二十四年日记，没有一年不提到与日本人交往的。一生交往的日本人，仅日记记载的，就有二百零九人”。鲁迅生命最后两天的记录，也许是对他与日本关系的最好注脚：
1936年10月17日午后，为解答当时正在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的鹿地亘提出的问题，鲁迅在胡风的陪同下去了鹿地亘家，鹿地夫人池田幸子也加入了讨论。从鹿地家出来后，又像往常一样，顺道拐进了内山书店，在那儿与几个日本人相谈甚欢，但他对局势的看法是悲观的。走出书店时，风乍起，牙医朋友奥田杏花特意关照他：“鲁迅君，今天的天气对你很不宜，请留心可别感冒。”18日，清晨6时许，许广平就敲开了内山完造家的大门，递给他鲁迅亲笔的日文便笺。尽管“字迹凌乱得几乎无法辨认”，内山还是领会了朋友的意图，遂取消了原定于当天上午10点，《朝日新闻》上海支局记者对鲁迅的采访，同时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随后，内山带须藤五百三和石井政吉两位日医，第一时间赶赴鲁迅临终的床前。翌日清晨5时25分，鲁迅逝世。当天，又是奥田杏花赶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寓所，用生石膏从鲁迅遗容上翻制了头像。
就是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和去世后最初的时间，除了妻儿之外，守候在侧的是几位日本人。这个事实透出了一种张力。对此，日本学者伊藤虎丸说：
或许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却发生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业已开始，战争的全面爆发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的时候。1931年，发生了满洲事变；1932年又发生了第一次上海事变，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已极度恶化，发生在上海市区的袭击日本人的事件也已屡见不鲜。（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
乍看上去，鲁迅的朋友圈，与现实颇有违和感，且越是到后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但任何人的朋友圈，都不是一朝一夕、一厢情愿的建构。鲁迅的朋友圈，既是作家从青年到晚年人生蜕变、人格淬炼的反映，很大程度上，也是大时代种种因缘际会、大浪淘沙的结果，客观上折射出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日关系的流变。
一
从留学时期（1902—1909），到绍杭时期（1909—1912），鲁迅的朋友圈基本以中国人为主，有限的日人多为教员和同事，真正社交意义上的日人朋友还无从谈起。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4月，鲁迅和周作人、许寿裳等乡党搬到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因系五人同住，故取名“伍舍”。那个宅子原先的租客竟然是夏目漱石，这成了鲁迅与漱石最初的“接点”。在伍舍赁居期间，五人合雇了一个帮工的下女，名叫羽太信子，后来成了周作人的夫人。但鲁迅拢共住了大半年，便回国了。鲁迅一撤，伍舍也就散了伙。
北京时期（1912—1926），是鲁迅在创作上的发力期，跨度达十四年。这个时期，朋友圈中的日人开始增加。以1923年7月，兄弟反目、鲁迅搬出八道湾为界，前十一年的朋友圈，基本上是二周共通的人脉，如日本记者丸山昏迷，宗教家、教育家清水安三，包括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北京勾留期间，关注诗人行踪的一些日人，后来也多成了二周的朋友。鲁迅离开八道湾的后三年，他的朋友圈中应该有了一些自己的日友，但因1922到1925年的日记“被失踪”，尚缺乏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还有一些人（主要是学人），虽尚未谋面，却惺惺相惜，并开始通信，互赠著作，如汉学大家青木正儿、盐谷温等。对鲁迅来说，后者的意义尤其大：彼时学界某些人散布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说，不攻自破。盐谷不仅自己热情地与鲁迅交流，还介绍同为汉学家的女婿辛岛骁与鲁迅结识，后辛岛也成了鲁迅的粉丝。
厦广时期（1926—1927），鲁迅除了与盐谷温、辛岛骁等友人继续保持通信外，与日友的物理接触极少，目前确知者，似乎只有山上正义一人。山上是日本新闻联合通信社的特派员，当时正在翻译《阿Q正传》，“颇为难译”，遂向鲁迅当面请教。“谈话中，鲁迅说好久没吃日本饽饽了，他们就一起去沙面的日本店里买了，在珠江畔的一棵老榕树下边吃边聊。”（王锡荣语）
鲁迅日人朋友圈的急速扩大，是上海时期（1927—1936），这也是鲁迅人生的最后九年，与中日关系史上剑拔弩张、战云密布的时期刚好重合。导致鲁迅日人朋友圈“井喷”的最大媒介，不是别的，正是内山书店。拙译《花甲录》今年付梓后，我在一场出版活动上说，内山书店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他把书店当成了自家的客厅和便利店。客厅就不必说了，著名的内山“漫谈会”，鲁迅是当然的主角，甚至有专属坐席。日本便利店的功能之一，是代缴各种公共服务费。尽管彼时尚无“便利店”的称谓，但从功能上说，内山书店的确承担了类似角色。有资料表明，有时候，连鲁迅寓所的房租和水电煤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再从书金中销账。
二
据统计，在鲁迅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内山书店就是这样的一种场域：有的没的，文化人得空会去泡一下。倒也未必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淘到心仪的书，自是一种斩获，邂逅某个人，也未始不是一桩乐事，有时二者甚至可得兼。《鲁迅日记》1928年2月23日载：
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と革命》一本……遇盐谷节山，见赠《三国志平话》一部，杂剧《西游记》五部，又交辛岛骁君所赠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叶，赠以《唐宋传奇集》一部。
节山是盐谷温的别名。鲁迅与盐谷温神交已久，通信有年，不承想竟在内山的店堂邂逅，不亦说乎？从盐谷当即赠书给鲁迅，甚至包括女婿辛岛骁著作的抽印本这种细节来看，盐谷应该是有备而来。或许是人甫抵上海，还未及与鲁迅取得联系，也未可知。可无论是哪个时代，还有比相互倾慕、暗中互粉的文人在书店偶遇更浪漫、更暖心，但同时也逻辑自洽、顺理成章的传奇吗？类似的相遇，还有长谷川如是闲、佐藤春夫等，两位都是鲁迅从很早时起便默默关注并译介其著述的作家，却缘悭一面，因了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才始得结缘，后佐藤春夫反而成了鲁迅作品的译家。这种文艺圈的因缘际会，也反过来透出一种信息：尽管战前的上海，国内政治空气颇紧张，国际关系也波谲云诡，但至少在租界区内，知识分子的自由是基本确保的，有如内山书店那样的公共空间，内山完造、郁达夫、鲁迅及一干外国名记者，三天两头轮番招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于觥筹交错之间，唱和成篇，甚至出版选题敲定，朋友圈岂有不增殖的道理？这种节奏的社交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二八”。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使鲁迅的生活骤变，也是作家平生离战火最近的一次体验。当时，鲁迅已迁居拉摩斯公寓，左前方即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鲁宅“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事变发生的当天上午，内山派店员镰田诚一向鲁迅传话，说有人从公寓楼里向司令部方向打枪，为避免嫌疑，望鲁迅全家转移到书店暂避。于是，“遂暂蜷伏于书店楼上”，挨了个把星期。直到2月6日，“始得内山设法”，作家又“携妇孺走入英租界”内的内山书店支店。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漂流，海婴忽生疹子”。此番避难，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第三次避难，也是最长的一次，共计四十九天。3月19日，“上午俱回旧寓。午后访镰田君兄弟，赠以牛肉二罐，威士忌酒一瓶”。（《鲁迅日记》1932年3月19日）鲁迅对镰田兄弟的谢忱，不止在日记中，后在《〈且介亭杂文〉后记》中也有所流露。鲁迅日人朋友圈的构成，各色人等，不拘阶层，其实我个人更看重作家与镰田兄弟那种文人之外普通人的交游，窃以为从中更见人的真性情——此乃后话。
三
“一·二八”一役，是鲁迅上海时代的拐点，他从此步入暮年，心态上也有了不小的变化。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复杂，白色恐怖加剧，中日关系前途堪忧。左翼文化界“兄弟阋墙”，内讧不断，有些进步文艺领导者对鲁迅也抱有成见。与此同时，一些小报大泼秽水，污蔑内山完造是“日本奸细”，甚至说鲁迅也有汉奸嫌疑。对此，鲁迅一方面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为友人辩护，但内心也开始滋生某种倦怠感。在这种情况下，感到话不投机的日人也越来越多。1935年6月，东洋文坛领袖长与善郎来上海，在内山的招宴上见到鲁迅，两人聊了很多。可长与回国后，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把鲁迅描绘得阴暗不堪，说他在马路上“看到了一口很气派的樟木棺材，便突然萌发了想躺进去的念头”。这完全是断章取义，令鲁迅颇感无奈。
与日本作家交往隔阂日深，以至于鲁迅“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第一是处境与生活都不相同”。结论是：“和（日本）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可虽说如此，内山老板的面子不能不给，该出台时还是得出台。不过，心气已不如前了。1936年5月，鲁迅在内山书店见武者小路实笃。按说这位白桦派的“始作俑者”和新村运动的理论核心，是二周早年都很器重的作家兼画家，鲁迅还曾翻译过他的小说《一个青年的梦》，评价其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但初次见面，鲁迅却给对方以某种距离感，“话不多，很和气”（武者小路语）。
与各路名流相比，鲁迅在与一般阶层的百姓交往时，显得心态更松弛，表情也更舒适，如牙医、商人、裁缝师等。其实在鲁迅眼中，“老板”（内山完造）也基本属于这一类，只是他家大业大，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是日侨中的侨领，在事功上也与鲁迅多有交集。与镰田兄弟的友谊，是鲁迅非常看重的人与人之间的“绊”（日语，纽带、连带之意）。兄弟俩都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哥哥镰田寿先到书店工作，担任会计，同时负责邮购、订购、催款，还编辑一种可在店内免费索取的小册子《文交》。《文交》的刊名由鲁迅挥毫，取“文化交流”之意。弟弟镰田诚一是一名美术青年，为人质朴憨厚，关键时刻把店中事务，包括对鲁迅一家的照顾托付给他，内山老板很踏实。《鲁迅日记》中对镰田寿的记述，多达二十三次，包括业务委托、互赠礼品和宴请等。鲁迅编瞿秋白译作《海上述林》，在上海排字打好纸型后，是由镰田寿送到日本，在岩波书店印行的。鲁迅还主动请蔡元培为镰田寿手书一条幅（“风声江浦千帆晓，月落山城一笛秋”），至今保存在日本。日版《支那小说史》出版后，鲁迅只有五部样书，即签赠给镰田寿一部，这部鲁迅签赠本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弟弟镰田诚一在鲁迅几次搬家和逃难时，对鲁迅一家多有帮助，鲁迅“十分感愧”，也不止一次在出版物中表达。目睹“一·二八”战事中，诚一一边尽心地关照自己和家人，一边参加自警团，在后方协助侵略军后勤的情况，使鲁迅痛惜军国主义教育对一代日本青年心灵的荼毒，从爱护青年的进化论观点出发，不断地给予启发和影响，使诚一意识到问题，并做了真诚反省。后诚一结核病复发，回国疗养，临行前特意去鲁迅家中告别。1934年5月，诚一不治而殁。鲁迅获知讣报后，在日记中记道：
午后闻镰田诚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诚一留下遗嘱：“墓小些亦可，但请把墓的方向朝上海。”誊录在上等和纸上的《镰田诚一墓记》，是鲁迅第一次为日本人题写墓志铭。一年后，镰田寿拜访鲁迅，并赠予诚一遗作——油画静物《菊花》，后陈列于上海鲁迅故居底层会客室的书橱上。
以镰田兄弟为代表的日本庶民的真挚友情，即使不是晚年鲁迅终于没有离开日租界的最大理由，应该也是重要的考量要素之一，是一种情感上的“绊”。王锡荣先生认为：“鲁迅在与一些日本人的接触中，他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隔阂和误解，使他觉得很无聊。鲁迅几次想离开这一带，搬到法租界去，甚至连房都看好了，但因各种原因，终于没有搬成。”（《那些与鲁迅交往的日本人》）
四
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使到了鲁迅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内山完造的信任也未曾动摇。其实不仅是内山，鲁迅身边不乏彼此相知的日本朋友。在鲁迅晚年的朋友圈中，笔者个人比较看重同盟通信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的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松本重治在其回忆录《上海时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中，深情回忆了与鲁迅的数次接触。
1932年底，松本被派驻上海，不久就经内山完造的引荐，结识了鲁迅。从此，近距离接触鲁迅，“次数大概不少于二十次。我记得他总是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棉布衣服，举止谦和，唯独目光却很锐利。偶尔他也会一边站着看书，一边吸烟，每次见到鲁迅先生，我总担心他会批评我所做的事情。他那种风采是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有几次重要谈话，松本不仅是亲历者，而且凭借其职业记者的专业素养，为后人、为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旁证。如令鲁迅倍感受伤的欢迎长与善郎的饭局，松本也参加了，同样是关于“樟木棺材”的话，松本也听到并记下，却未误解。
本文开头提到的鲁迅最后一次泡内山书店，并与日医奥田杏花就时局交换了一番看法那次，松本也在场。当天（1936年10月17日），蒋介石在杭州召开了军事会议。松本应该是刚刚发完新闻稿，就赶到内山书店，加入了几个日本人簇拥着鲁迅的谈话，并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奥田医生与鲁迅的一段对话：
“鲁迅先生，您认为日中关系究竟怎样才会趋于平稳？”
“会渐渐恶化，发生大的骚动。”
“您认为会渐渐恶化的根据是什么？”
“我以为，世上存在着强者和弱者两类人。这两者怎么也不会成为好朋友，动不动就会吵架。因此，只要弱者不变强，吵架就不会停止。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军备不如日本强的话，无法实现日中亲善或协调。势力相等的两方即使吵架，不过是受点伤而已。这很没意思，于是乎就亲善。”鲁迅这样答道，然后点燃了最喜欢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现在暂且不谈大局，我们在说现在的日中谈判问题。”
“现在的谈判也会渐渐恶化。不知道日本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中国在想什么……两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在一起谈判，这是最危险的。我这样认为。这好比在黑暗中牵牛。”
……最后，鲁迅先生把右手的食指顶在额头上，用深沉的声音清楚地说道：“这可能是我的直觉，但是看样子会发生冲突。”（《上海时代》）
这番对话，距“七七”事变爆发不到九个月。即使单纯从时间上回溯，也不能不佩服鲁迅对时局的洞察。松本不愧是大记者，记录并保存了鲜为人知的史料。
过去一些年，在谈到鲁迅时，一向有种声音（如李敖），说鲁迅只骂中国人，不骂日本人，平生不曾对日本撂过狠话云云。但松本在回忆录中记载，鲁迅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月，曾对前来上海的经济学者山崎靖纯明确透露过他的信念：
为了解放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同胞们，即使祖国中华民国变成沙漠，我们也决不停止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时代》）
松本回忆录中涉鲁的篇幅虽然不大，但崇鲁之情，溢于言表：
第二天（21日）下午4点左右，我去了万国殡仪馆。大约500平方米的会场中央北侧有一个15平方米左右的方形帐篷，里面的高台上放着一具棺材。此时入棺仪式已经结束。我走进帐篷，面对鲁迅先生的遗体，行了三跪九拜之礼。走出帐篷，我向会场四周的墙壁望去，墙上挂满了朋友以及有关团体送来的各种各样的挽辞、挽联……充满了朋友们对故人的友情、尊敬以及痛惜之情。没有比这更美、更肃穆的形式了……那种感动让我终生难忘。（《上海时代》）
关联新闻：
内山书店重回中国 一个中国八零后与内山家族的故事
2021年，就中日友好民间交流史而言，有两件事彼此关联，且互相呼应。其一，内山完造先生写于六十年前的回忆录《花甲录》，由学者刘柠迻译，再入国人视野。其二，内山书店于七月重回中国，落户天津。“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鲁迅先生写在内山完造著作序言中的这句话，不断被开幕现场嘉宾重述，象征着一份多年前埋藏于中日友好人士心中的美好企望，被落户于天津的这家内山书店接续。
开幕式上，以天津内山书店经理身份发言的，是名叫赵奇的天津八零后。讲到内山家族和他本人的渊源，他的回答总带着八零后中二青年的认真与半调侃：“咳，这应该是新时期新青年附体吧。年轻人脑瓜一热，就想办成这件事。”其实，这句轻松话背后，是无数的艰难。
时光倒推十几年，2006年，赵奇还在做天津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因为参与一档“泊客中国”的纪录片专题拍摄，赵奇和他的团队，开始关注起内山书店的历史。上海、东京两地的探访，让他一点点拉近了与内山家的距离。
东京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先生遵照其兄之意于1935年创立。到1984年后，店长便由其子内山篱接任。因为长年经营中国书籍，内山书店一直享有“中国问题的图书馆”之美誉。岁月荏苒，到了赵奇剧组踏访时，这里的店长之职已经交到了第四代店长内山深先生手上。
两年时间的拍摄，五次东京的造访。赵奇从内山书店现任店长那儿听得最多的是：“长辈们太能干了，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绩业，我们怎么干？压力山大呀。”
内山完造1947年离开中国，新中国十年庆典时，被邀请来中国参加活动，却在这期间突发病症离世，骨灰埋中国，真正是“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但是，内山家族每一个成员都知道，内山完造生前最大的愿望仍然是，有朝一日，内山书店能重回中国。
2015年，内山家族人到上海万安公墓为内山夫妇扫墓，已经是内山家朋友的赵奇也一同前去。当内山家人在先辈墓前再次表达这个愿望时，赵奇站在同样的地方，对他们表露心声：“这个愿望被我知道了，我就不能装作不知道。不能不闻不问。朋友的事也是我的事。一两年办不成，五年八年继续接着办。”
一个人赤手空拳，又没资金，又该怎么办呢？赵奇先是想以众筹的方式。这条路到底没走通，2017年，他又想到了卖房。不成想，房子刚挂上没多久，就遇上了政府的限购令……恰在这时，天津市政府注意到了这个讯息……经过天津方面与内山家族的沟通，2020年，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成立子公司“天津内山书店有限公司”，并得到“内山书店”商标使用授权，由赵奇出任总经理。为了全力以赴，赵奇毅然辞掉了自己电视台的工作。
成为新开张的内山书店第五代店长，赵奇觉得，这只是内山书店重回中国的第一步。也许有一天，内山书店在上海落户了，这个美好的故事才真正圆满。“很多事无法预想，多年前的内山完造先生，也不可能有多深的预见性。但他把每件事都做对了。这说明偶然中存在着必然。要说真正宝贵的，是他坚持了人性。以人性为基础，以不伤害先生朋友为原则，他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做了那样一个大写的人，并且永远微笑着做着这些。这是我时时回想的。在继续服务并推动内山书店这件事上，正是这个给我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