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范墩子，1992年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长篇小说《抒情时代》，短篇小说集《虎面》《我从未见过麻雀》等多部。

在陕西这块文化热土上，诞生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这样一批接一批的文学大家，他们扎根脚下的土地，真情地描摹现实生活，塑造了像孙少平、白嘉轩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形象。这些人物身上都不约而同地镌刻上时代的烙印，在时代浪潮的起起伏伏中叙写着生命的赞歌。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青年作家开始发力。90后作家范墩子生于斯长于斯，他在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仍然感觉到一种不满足，他希望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有所收获。几经删改，新书《抒情时代》于近日上市。

这是范墩子的第一部长篇。在创作的8个月间，他停下了短篇写作，也拒绝了不少约稿，“当我全身心投入进自己建立的小说迷宫中时，才真正体会到了叙述的快乐、酣畅和黑暗。”范墩子回忆说，“长篇对我的诱惑，在于每天都有东西可写，思想上不会有太大的负担，毕竟面对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在荒野上一次漫长的跋涉，每天能做的，就只有耐心地推敲和打磨，谁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结束。只能慢慢地写，慢慢地等。”

但写到8万字时，他觉得和构思相差太远，就全部删掉了。2019年暑期在家，范墩子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内心的胆怯写完它。“胆怯的原因，在于此前我尚未有过写作长篇的经验，用十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两个人物的命运，对我确实充满了挑战。”近日，范墩子就新作《抒情时代》接受《中国青年作家报》记者专访。

打动自己才能打动读者

记者：长篇小说《抒情时代》讲述了怎样一个故事？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范墩子：讲了几个小城青年奋斗的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杨大鹏，他从小就喜欢坐在树杈上，眺望远方的世界，他渴望去远方读书，离开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地方，后来他考上大学，留在了大城市里……杨大鹏的身上，很大程度上，有着我自己的缩影。

书中另外的几个人物，有去南方打工的，有留在镇街上生活的，等等，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都有原型。作为作者本人，我反而很难用一两句话将这个故事描述出来。

在写这本长篇小说之前，我写过一系列关于小城青年的短篇小说，但短篇毕竟容量有限，很难将人物的整体命运宏观地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关于小城青年个人命运的一部长篇小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偏远小地方出来的青年，我深知在当今社会小城青年的艰难，身边外出打工的青年也不在少数，他们也在工作着，奋斗着，他们也有理想，有远大的抱负。这本书就是想写写这些人。

记者：为什么会以《抒情时代》作为书名，这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范墩子：开始写时，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我们的秘密》。那时候，我雄心勃勃地想为小城青年或者乡村青年写上一本书，写出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秘密，写出他们在这个时代下的理想和困惑。写到后半部分时，我忽然觉得这个名字太小家子气，不能表现出青年人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便又想到了“抒情”二字，以此来表达他们身上的光辉。

总体说，书名的确是受到了王小波的影响。王小波著有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他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用《抒情时代》这样一个书名，一来能够表达我在小说中记录时代变迁的一个想法，另外也是对王小波的一种致敬和缅怀。

记者：你讲道，这部书写到8万字时，觉得和构思相差太远，就全部删掉了。这让我想起了许多作家焚稿的故事。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

范墩子：自然是很难受的，毕竟写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在写前两章节的时候，还是比较满意的，从第三章开始，小说的节奏有点乱了，越往后写，越偏离了之前总体的构思。

写完后，我重读了两遍，确实不怎么样。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连自己都无法说服，连自己都无法打动，谈何打动读者？我就全部删除了。又等了几年，又让两个主要人物反复在心中闪现了两年。直到2019年暑期，觉得构思成熟了，素材积累得差不多了，才开始正式写了起来。

对一部长篇小说，我最看重的是它的结构，如果结构松散，再好的小说也是一盘散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肯定是在看故事，但作家必须时刻想着如何用最稳定的小说结构，将故事定格在十多万字甚或几十万字的篇幅当中。

记录那些卑微的灵魂

记者：此前你尚未有过写作长篇的经验，用十多万字的篇幅讲述两个人物的命运，重点在哪些环节上下了功夫？

范墩子：素材的积累，细节的处理，结构的把握，人物视角的切换，这些都是我需要要注意的地方。我把这本书当成一本探索之作，希望能在写法上展现出自己鲜明的风格，让小说沉浸在一种紧张而又鬼魅的叙述状态当中。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警惕当前最流行的写法。喜欢路遥的青年人很多，我也不例外，路遥的书，尤其是《人生》，我读过好几遍，我内心里一直也想象路遥那样写上几个青年人的奋斗故事，但说实话，像路遥那样全景式地再现当下热气腾腾的生活，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必须采用另一种方式讲故事，要讲得特别，讲得更贴近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这就对我的写作提出了巨大的考验。

在写《抒情时代》之前，我先后走访了多个村庄和镇街，重点翻阅了《永寿县志》，记了大量的笔记。写作的8个月间，我耐心叙述有关主人公杨梅的一切，她的成长历程，她的悲伤，甚至还有她的梦话和怪念头，依靠着这些纠缠在一起的想法，我写完了这本书。

记者：你的短篇创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和影响力，为什么要“攻”长篇？长篇写作的挑战性在哪里？

范墩子：短篇小说是节制的艺术，写的是生活的截面。短篇小说并不简单，它更接近于诗歌，更需要懂得收放自如，是精致的艺术品。我开始学写小说时，写的就是短篇小说，写了好多年，也发表了不少，但我依然感觉短篇小说写作的艰难。这样写下来，加重了自己写作上的失望感，便动了写作长篇小说的念头。也可以说是换个写作领地，以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

当写完这部长篇小说时，我深深感觉到了长篇小说的艰难。没错，短篇和长篇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写。长篇的艰难在于它是一场持久战，作家必须长时间沉浸在小说的氛围当中，如果连续间断一些时间，之前酝酿好的感觉可能就会消失了，长篇写作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但长篇写作也有美好的部分，小说家林白曾讲过这样的话：“当一部长篇小说开头，我就会安详自在地眺望一年的时光，就像一个村妇，面对一屋的柴火，感到自己可以过一个踏实的冬天。”

记者：你近年的创作很多都体现了关中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人性变化，这是来自幼时的记忆还是故乡情缘？

范墩子：我的写作里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没有办法，我无法逃避这块地方对我的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我希望读者能看到我的特殊性，能看到我在叙述上的叛逆。我是一个随时把童年记忆和故乡记忆携带在身上的人，童年记忆为我提供了一个审视现实的参考体系，包括过往的，当下的，未来的，城市的，乡村的，在今天写作，谁都无法逃离这些现实。

我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90后，很小的时候，就和家人一起在县城里卖西瓜，中学阶段，我很多同学南下打工，那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多年后见到他们时，发现他们的脸上都比我多了一份沧桑，我不知道他们在那样的青春年纪里，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和磨难，因而一直以来，我都想写这些边缘青年的心灵世界。我并没有想过用小说表达什么地域文化，我只希望我的写作能紧贴现实，与时代共振，能够发现那些被众人所忽略的人物和事情，能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那些卑微的人物和卑微的灵魂。

找到更贴近当下的表达方式

记者：近两年，许多90后作家都推出了长篇小说，能否谈谈你在创作理念、叙述策略和人物构思方面的特点？

范墩子：最大的90后已过了30岁了，张炜发表《古船》时，也就30岁。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很多经典作家推出自己的长篇小说时，差不多就在30岁前后，现在的90后纷纷推出长篇，并不奇怪，这是写作上的自然规律。

对我自己而言，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着极高天分的作家，所以就必须前期准备一些资料和素材，提前将自己想到的细节记录下来。从人物的角度来说，我试图通过真实的叙述，达到刻画出理想人物的目的。人物是长篇小说的灵魂，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没有刻画出一两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我觉得这部长篇就是失败的。

这本书更考验我的其实是小说的写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表达，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写法，大多青年作家都希望在写法上有所改变，希望能找到一种更贴近当下的表达方式。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我想了很久，之前之所以将写好的稿子全部推翻重写，就是因为对小说的结构不满意，结构是小说的骨架，也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这本书是我的真情之作，它的确凝聚着我诸多的真情和血泪，用心的读者定然是可以窥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