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仁《万能先生谭坦》：谁又能操纵生活呢？
张冠仁17岁时发表了个人首部长篇小说《你不说谎？！》。他本科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后去悉尼大学攻读硕士。毕业后，他从事电影相关工作，曾担任影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联合制片人。这次聊起《万能先生谭坦》，他说自己好久不写了。
国外中医从业者的经历和形色不一的留学生或移民构成了“万能先生”这个故事的AB面，被作者用爽利的笔触织进环环相扣的情节网络，再一层层剥开，直至露出末尾的悲凉和虚无……正如小说封面上的那句话：新身份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自由，还是承载了更多的欲望？
近日，记者就《万能先生谭坦》的创作采访了张冠仁。
张冠仁
记者：这个小说今年出版，但写得比较早吧。创作灵感和构思是来源于你的留学生活吗？能不能具体谈谈这段经历？
张冠仁：这个小说写得确实比较早，创作缘起源于2014年英国出台了一个限制中医法律，对英国的中成药市场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许多中医诊所都可能难以为继——因为除了推拿针灸之外，英国中医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中成药汤剂。而我的父亲从2005年开始，在英国整整待了8年，他目睹了中医行业在英国由盛而衰的全部过程，他回国以后和我经常聊起这些往事，我当时觉得这个题材非常难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海外华人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除了《北京人在纽约》提及的刷盘子洗车之外，中医这一传统文化开始输出到国外，并且一度在英伦三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中医能治疗英国人的皮肤病，因为岛国人民嘛，气候变化容易患有这种困扰。
我本人2012年开始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和体悟，但这些作为小说素材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想把我作为“80后”的个人体验融入到中医在海外生存发展的大背景里，也许这样的嫁接是有意思的。因为海外华人是相对小众的群体，另外中医在海外的生存状况也是一个冰山下的题材，我想这两个碰撞mix一下会有新的感觉，作品的核心是涉及到“80后”“90后”这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如何看待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家长，以及如何看待“父权”这个问题的过程。
有了这个思路之后，我就比较兴奋。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创作，2014年写完之后，稿子放了一段时间，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修改一下。《万能先生谭坦》从最早构思开始，就得到了我的好朋友走走老师的鼓励启发和一路陪伴，她做了很多编辑的工作。机缘巧合，同样从海外留学回来的《当代》杂志编辑孟小书看到稿子之后还挺喜欢，小说在2020年底发表在《当代》，今年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记者：小说中主要写的是英国的华人生活，涉及到中医以及台上台下各路人马。你有过英国生活经历吗？
张冠仁：哈哈，我一直都没去过英国，本来想去考察，后来疫情来了，唉。
创作的时候，我和父亲做过好几次深入的采访，每次对谈录音都超过5个小时。通过这样的谈话，我比较详细地了解了他在英国的方方面面，当然最重要还是有关中医的行业内信息。
记者：还做了哪些准备？
张冠仁：分不同层面。地理层面，主要还是通过谷歌地图和我父亲的通勤记录，去体会和假设一名中医在英国的交通；衣食住这三者也是结合中医的收入情况去做一些基本功课。另外有过留学经历的一大好处是善于找房子，从论坛里留学生信息qq群里找各种价廉物美的房子信息，这也在小说中有体现。
在澳洲的生活经历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海外华人有时候可能比国人更加爱国。因为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与经历，无时无刻都会想起祖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他们背后，更能让他们感觉到自豪与骄傲。
记者：因为在一个相对陌生的国家，需要对于“根”的依赖和认同。
张冠仁：对，这是心理层面。还有一个现实层面，就是减少可能存在的歧视。
记者：不同代际的海外移民在小说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他们的出发点不同，经历不同，目的也不同。对上一代来说，出国像是命运的转折点，但是下一代出国更多是种经历，命运好像还没有在他们面前展开。
张冠仁：第一代移民和第一代半移民的内心自我认同还是一个中国人。比如如果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话，那么基本上他们在家里会说普通话，在外面才以英语为主。“50后”“60后”出国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断然没有回头路的。像小说里提到的从温州出国的Joey周怡，她是第一代半出国的移民，举全家甚至全村之力才能出去，历经各种坎坷，甚至冒着被蛇头欺骗和付出生命的危险才到了大洋彼岸，她们极度珍惜出国的机会。而对“80后”“90后”来说，国家富强以后，出国留学成为了一个选项，加上全球化和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所以这批出国的人们心态更自然，选择也更多，他们有回头路。
《万能先生谭坦》 张冠仁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记者：小说中虽然有中医在西方的发展和困境这个大背景，但随着故事抽丝剥茧，对父亲的复仇逐渐成为主线，你刚才也提到了想要探讨如何看待父权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待和评价这一关系？
张冠仁：其实，在年幼的时候，男生都有某种超越或者轻视自己父亲的经历。关于这个母题，我和蔡崇达也讨论过，他的《皮囊》里也有关于如何看待中风的父亲和父亲背后的泉州东石镇的问题。
如果从父权的视点来看待《万能先生谭坦》的话，那其实是一次“弑父”之旅，虽然最终未遂。谭坦自诩万能，但在最核心的问题上，他万万不能，他的一己之力已经无法逆转父亲的死亡结局，而这恰恰也是源于他之前一手安排所造成的蝴蝶效应。复仇的心态毁掉了谭坦的人生。
记者：谭坦号称万能先生，结尾却让他无能为力，看似是突发事件打乱了安排，但总让人觉得即使一切都在运筹帷幄之中，谭坦似乎也不确定想要怎样的结果，以及如何面对结果。
张冠仁：对，结局是对“万能先生”这一绰号意义的消解。而且某种程度上，他因为复仇而改变的人生经历其实是重复自己父亲的轨迹，他为此抛弃了妈妈和妹妹。
记者：小说里没有交代谭坦出国和变得万能的经历，是不是也考虑到相对于他复仇的愿望，这些都不重要，是可以想象的？
张冠仁：对，这相当于他的个人前史，我想的是尽可能先藏一下。他的发家史其实也是比较不堪的，某种程度上，我选择了详细写他父亲的发家史，在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之余，也想形成某种互文关系或者镜像关系——你最痛恨的对象（父亲）其实就是你自己。
记者：你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冠仁：我青春期也经历过叛逆期。写作本身也是自省、治愈和沟通的过程，充分的交流除了帮助创作之外 也对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写完《万能先生谭坦》之后，我和父亲的关系也越来越松弛。之前也是正常交流，只是我很难换位思考，从他的角度去考虑他对世界的看法，“万能先生”的采访是一个契机。
记者：父亲看了书之后有什么评价吗？
张冠仁：哈哈，他没好意思说得很详细。因为疫情的原因，他和我母亲现在人在澳大利亚。我们主要是视频聊天，没有特别正式地聊起这个，他只是说不错不错，我感觉他还是认可的。
记者：这个故事特别是开头部分，每个人的生活被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就像蝴蝶效应。但结尾的时候你写道“每个人都可能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孤岛”。你怎么看待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
张冠仁：我在悉尼大学的时候，经常会一个人沿着海岸线蹓跶。太平洋的风吹过，尤其是黄昏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上大学时候看的库切的《青春》，那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青春》是库切某种程度上的自传，写他作为一个南非白人和英国母国之间的关系，里面就提到，每个人都可以是一座孤岛。
我就在想，每一个身处母国之外的游子们，他们心境到底是如何的微妙。近一分则嫌太近，远一分又嫌太远。 我的小说开头想从宏观的群像进入，把他们的日常生活片段通过文字剪辑形成一个关系网，所有的人都被网中央的谭坦所控制甚至操控。但是到了结尾，谭先生明白了，生活本身是最伟大的，那种看似厉害的操控其实本质上是徒劳的，越到后来，越感觉，谁又能操纵生活呢？
记者：对你来说，写小说和从事影视工作有什么相互影响？
张冠仁：互为镜像吧。
记者：现在工作是以电影制片为主吗，业余时间写作？
张冠仁：对，正在筹备一部飞机题材的电影。
电影行业比较特殊，尤其是制片人工作，涉及大量沟通交流，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业余时间或者说上班时间。有时候半夜三点要处理一个紧急情况，有时候整个下午都可以放空，时间不太固定，所以我宁愿称之为创作时间和工作时间。
记者：接下来有什么创作打算？
张冠仁：我今年结婚了，接下来会创作一些题材比较温暖的长篇小说，比如父女情感的故事；还有一个奇幻爱情故事在肚子里，部分都到了喉咙口，接下来就等着合适的机会一吐为快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