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晔、汪天艾、btr谈翻译
等待心灵的涌浪
王 晔
文学翻译绝非一个男孩对翻译家母亲说的那句话：“妈妈，你不就是把中文换成瑞典文吗？”将莫言等众多中国小说家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翻译家陈安娜女士跟我提起过：“我儿子以为文学翻译简单得很呢。”男孩长大后对母亲的工作定有更深理解，而世间的多数人对文学翻译恐怕还是容易想当然。
文学翻译不只是把一种文字换成另一种，也不光是有良好的双语能力就足以胜任。
为何这么说呢，首先，“语言能力”一词已运用得过于笼统，而与文学相关的语言能力不单是工具性的、能以段级考试做数值评定的语言能力，更要紧的还有对细致的情绪、物事的情状等有高度理解和精确再现的语言能力。文学译者首先要有能力对作者的文学语言心有灵犀。其次，即便译者的文学语言能力和作者的并不在同一高度，至少要和作者的归属于一类。换言之，译者也具备敏感的理解力和精确的呈现力。对作家留白于字里行间的能够感知，并不着痕迹、不添油加醋，唯借译笔之轻重加以暗示。
其次，文学语言是历史和文化中生长出的活生生的语言，不是计算机上弹跳出的字符。
一方面文学语词牵涉到修辞和象征等，比如“苹果”在文学里可能就不单是字面意思的一种植物果实，而是爱、生育、诱惑、知识、欲望和不朽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语词须在作家和作品生出的文化土壤中具体地感知。斯德哥尔摩的夏夜和上海的夏夜都涉及“夏夜”，但它们的湿度、温度和亮度，在当地居民心中受期盼程度，和燕子接触的时间点却全然不同，在上海一燕不成春，斯德哥尔摩则一燕不成夏。要准确理解这么简单的字眼都要求文学翻译跨过原生文学家园，走到另一片土地上寻根。如此呼吸到足够气息，有较全面的把握，才有可能吐出贴切的译文，而非敲出毫无根基的字符。
我并不反对必要时为便于读者的理解而加大翻译的程度，可总体而言，我更倾向于让文学翻译努力接近原文。译者对原作的所谓重新建构在我看来并不可取。译者无权对原文重构，尤其经典作品往往有精密仪器般的严丝合缝，译者应尊重作者的思虑，不宜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更胜一筹。译者工作主要还在破译，破译话语，正如苦思冥想的刑警拉·科尔破译死亡了的生命的灵魂话语、逃逸了的罪犯的癫狂信息。若要展示个人建构力，译者大可另辟舞台展示独立的写作。
然而有一种建构是文学翻译必须实施的。译者不宜只看到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只看到作家的盛名或作品的光环，而应将作家作品当作动物，知道它在生物谱系中的位置，它和相关生物在灵魂上如何勾连、呼应和变化。因为一位优秀作家的文字从来不是作家个人的，而是某种文化里凝出的一滴，又终将落地、回流文化大地。在凝结过程里，它已然经历过传承，落地后又将由未来的一滴去传承。
同时，译者对作家作品及生平还应有较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须有语言的禀赋和严谨而持久的研究能力，换言之，应该也是优秀的作者和文学研究者。
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看，一般而言当代作品不如经典作品严密和精准。尽管如此，译者不宜改写原文中不如人意之处。在不违背原文的情况下译者可凭遣词造句予以助力，但对原文的弱点和弊端，却不能改变和粉饰。一方面，瑕疵是作者特性的一部分，和皮肉相连。另一方面，一本书不能靠译本变身为夸张的广告语上的杰作。在当下的时代，文学奇迹实不多见。有时一本书就是一本书，不多不少。读者大可带着更耐心和谦虚的态度细看一本书里是否有些养分，而没必要急着拿它回去膜拜。我认为书的意义不在于让人膜拜，而在于让人感受到灵魂。
我从事文学翻译的时间不算长。虽说文学翻译并非计划内的生活内容，回想起来，我为它所作的积累不算短也不算少。至于兴趣，中学时纯粹出于兴趣，我竟涂鸦翻译过史蒂文森的《金银岛》。
2010年偶然得知我喜爱的一本瑞典文学经典《格拉斯医生》有数十种语言的译本，竟还没有中译本，我出于分享的愿望将其译出，满足于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发表节译。出乎意料，2012年以全译本选入译文经典。那时的我不知文学翻译的轻重，下笔就首译经典名家，初生牛犊般的坦然也促成了一个较高起点。译本得到瑞典学院院士、文学翻译家和汉学家马悦然教授的赞许，认为听到了原作者的嗓音，是中瑞文学翻译历史上的很重要的里程碑。
带着文学翻译的自觉完成的译本是斯特林堡的《海姆素岛居民》。那时我已明白文学翻译如履薄冰，好在我特别仔细，首先注意不可有硬伤。我也力求贴近作者的气息。《海姆素岛居民》充斥着百年前海岛渔民的生活用语和植物名称，但这部小说的翻译带给我极大的愉悦。比如写下海岛景观的一些译文时，说得上有作者和译者合一的迷幻瞬间，理解的大门敞开着、天上的神乐鸣响，才能给我这样的感受。
又翻译了其他一些书籍后，复旦大学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文学”丛书主编陈迈平老师将翻译《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的任务交给我，我有过犹豫。这部小说有一个中译本，据说因为转译以及当年资讯的不足造成不少大的硬伤，加上译本对原作有多处删减，重翻确有必要。但我倾向于首译。翻译家李玉瑶说，关键还是看你够不够喜欢。玉瑶这句话点醒了我，那是毋庸置疑的，我其实是热爱，因此才会在文学评论集《这不可能的艺术》里特别评介过它。
在瑞典的我着手翻译这部小说时，责编方尚芩在上海淘得旧译本先做起了解，很快发了愁：“这样的内容和节奏，如今的读者哪有耐心看得进啊。”我理解她的焦虑，可我能做的是对文本负责，当下的读者能否跟随小说节奏和情致实不能在我的思虑之内。它是往昔岁月里一些灵魂的故事，是塞尔玛·拉格洛夫为留住那些美好灵魂做出的文字上的努力。这样的书籍不能成为当下的热门书纯属必然，归根结底也无关紧要。
在技术和娱乐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今日，那些炫目的一切和灿烂的金子夺人眼球，但人类文化里最精华的成分在某一部分人眼中从来都不是那一些别的，而始终是灵魂、是人的精神。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就是挽留生动而美好的人物精神的。而我认为文学翻译的重点不是语言的置换而正是精神的推介，是把一种语言文化里的精神、某些人的精神推介到另一语言文化中的某些人那里——那些期待接受的人。至少在当下，人的精神生活很不发达，也未呈现出比往昔更高级的特征，文学翻译的课题之一是善意地提醒人关注灵魂、感受灵魂。
《尤斯塔·贝林的萨迦》吸引了止庵这样的评委读者。这本书获得《出版人杂志》主办的2019年书业年度评选文学翻译奖，责编听颁奖的王家新先生说到这一句内幕，十分高兴。其实在编辑过程中，她早已爱上这本书，可那时的我们都不确定和我们一样喜爱它，接收那些灵魂的信息的人会是谁。 远在瑞典的我不能特意飞去领奖，可我为这份高水准的接收欣慰，这个奖也因此比2016年获得的瑞典学院文学翻译奖还要让我高兴。
译介与人的灵魂连接的作品，和灵魂对话，让它们借我发声，让读者和往昔的灵魂交流，这是我进行文学翻译的动力。《文艺报》原编辑王杨于书店巧遇我的《这不可能的艺术》，因此找我辟评论专栏。
十年踪迹十年心
汪天艾
2010年秋，我在专业课上读到一首诗，第一行是“如果人能说出他爱的”，诗人的名字很陌生：路易斯·塞尔努达。如果说，彼时彷徨中的我一直隐隐等待某个不一样的开始去写全此后的故事，那么，这就是一切的开始了。他的声音咒语一般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我想读更多他的诗。那天下课以后，我迫不及待去图书馆寻觅，却发现汉语资源几乎一片空白，没有单独成册的译本，只有前辈译家所译的寥寥几首诗散见于期刊和选集。一番周折，我在图书馆一楼角落的卡片检索抽屉里找到他的西语版诗选名目，从闭架图书区借出原版的《一条河一种爱·被禁止的欢愉》。那本诗集小小的一册，黑色封面，第一首诗，《我愿独自在南方》，第一行，“也许我迟缓的双眼再看不见南方”。又一个神启般的瞬间。从未做过诗歌翻译的我第一次萌生了想把这本诗集翻译出来的念头，自己都吓了一跳。
从那一年至今，从事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竟逾10年了，塞尔努达成为不少诗歌爱好者熟悉的名字，他的诗题成为某一届北大未名诗歌节的主题，某行诗甚至还在《恋与制作人》的游戏台本里闪现。2016年，我在他的诗歌全集中文版的译后记中引用了马雁的诗句：“你成为众人分享的记忆，/而我此生的工作是对记忆的镌刻。”对我而言，文学翻译本质上正是刻书一般的劳作，是旷日持久的凿石匠活计，随时可能凿坏，随时可能需要返工，且最终的成品大多时候难以尽如人意，然而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珍视与钦慕的，从心底里希望他或她能被更多人读到乃至喜欢，这份工便可以无尽期地做下去。
过去的10年，我从北京去往伦敦，再迁至马德里，在漫长的求学生涯结束后重又回到北京定居，跟随着每一位翻译对象寄托于文本的生命片段勾勒自己的生长痕迹。偶尔翻开使用过的原著，零零星星夹杂着各种写了草稿的纸片，印着不同咖啡馆或酒吧名字、地址的餐巾，吸油纸一般脆硬的质地，毫不软塌，适合写字。过往人生的节奏里那些隐匿的美感，仿佛最终与翻译过程中的点滴记忆叠加起来，融为一体。
修改《奥克诺斯》的译稿时，在塞维利亚短住过半个夏天，每个清晨趁着暑气还未蒸腾起来，跟着吱吱呀呀的洒水车，按图索骥地寻找书中写到的街巷与建筑。兜兜转转，总会在不一样的天色中走到塞尔努达出生的房子面前。花边环绕的瓷质纪念牌上写着“1902年9月21日，路易斯·塞尔努达出生于此，爱、痛苦与流亡的伟大诗人，满怀感激的塞维利亚纪念他”，《奥克诺斯》开卷几篇写到的院子、楼梯与凉棚就在院墙的后面。那条名为“空气”的巷子很窄，不通车子，我用后背抵着另一侧的墙站着，络绎的行人从我面前走过，有时候会停下脚步对着纪念牌拍一张照又离开，留下我继续长久地站在那里。记得有一天，塞维利亚没有太阳，11点整的时候，风中吹来钟声，介于钟鸣与铃铛之间的金属音色，我与一堵墙相顾无言，在诗人的名字里找到世上最大的安慰。
或是那本熬了三个夏天、仿佛总也译不完的波拉尼奥的《帝国游戏》，灼热干燥的马德里，外头的阳光照得人发昏，国家图书馆的圆形大厅里却一如既往不见天光，全靠桌上的一盏小灯，某一天在那盏发绿的灯下译到书中恋人醒来，四目相对忽然认不出彼此，在互不相识之中，他们感受到有什么东西破裂了。
还有翻译阿莱克桑德雷的时候，他在散文中回忆起大学时代曾于马德里圣伯纳德街上的旧书店偶遇阿索林，而译到这段的我当时恰好坐在同一条街的咖啡馆里。相隔近百年的两个时空叠加，令人想起沈从文先生说过的，“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与原作者相隔纸面的情感共振，一条秘密甬道敞开，通往可以共有的记忆，这是不是文学翻译想要抵达的地方？
两年前回国后，因为翻译出版了皮扎尼克的诗歌全集，我经历了一场前疫情时代的岁末狂欢，两个月里每个周末都坐着火车去不同城市，在风格各异的书店，面对形形色色的读者，讲同一个阿根廷诗人的故事。不曾想，在那之后，危机降临，世界动荡，自己也经历沉沦与重启。回首望去，10年前摸索着开始翻译的时候，满腔热血，一无所知，仅仅凭着按耐不住想要分享一个文本、想要在汉语中看见它的心情，近乎执拗地把自己钟爱的作家作品往他人眼前推，虽勤勉有余，勇气可嘉，难免借着年少气盛将自我的幻觉和主观的能动性看得过于大了。10年后的今天，那样积极的迫切感不再（随之而去的还有跌宕激动的心境），更愿意相信读者与作家、人与书的相遇是需要各按其时的，译者的努力与尘世间的诸多劳作一样没有想象中那样重要，更是常有徒劳的可能。从事文学翻译、在总也无法圆满的语言转化中耗尽时间，仅是我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是我希望打开自己生命的办法，如此就足够了。毕竟，翻译的过程中那些无法用语言复刻、不为人知的幸福瞬间永远地属于我，不会因为任何外部的影响而受到半点折损。这或许是一种收缩的姿态，但我寄希望于它能带来更绵长的力量。
在戴望舒先生所译的《西班牙的一小时》中，阿索林写道：“在近代的世界中，细巧而有耐心的手工艺是在很快地消灭下去了，我却赏识着那些匠人的爱，小心和感心的忍耐。我这个旁观者所期望于文人的匠人者，便是这种工作的热忱。文学的工作应该是忍耐和爱。”文学翻译或许永远是折磨人的，因为成品终究总是不够好的，诗人冷霜写过一句“我们何时才能免于羞愧”，用在文学译者身上何其恰当。与此同时，翻译又是绝妙的陪伴，让人沉迷其中，忘却周遭种种。无数个夜晚，窗外几乎没有车声，人声也俱寂，这样的时刻，在字里行间凝固生命中那些不发一言的瞬间，原本被庞杂纷繁事务纠缠的人，本想追问世间万物是否都有限时的人，忽然安下心来，对照与转化，手中一支踏实的笔，亦可手洁心清，不至羞愧。
不可译总是迷人的
btr
1.翻译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我作为译者的总原则。
2.“译者就像忍者，如果你注意到他们，他们就不是好译者。”这是以色列小说家埃特加·凯雷特在2012年爱丁堡国际书展上说的话——我部分同意。忍者隐身，很多优秀译者也几乎让人忘记他们的存在。说“几乎”，是因为就算柯勒律治真的教会了读者“怀疑的悬置”，读者也至多假装相信那个外国人在讲中国话罢了。像看一部配音的译制片，需要一些催眠术，你才能真的相信蒂姆·库克嘴里吐出的三个字是“强得很”。
3.中国有很多文学节，但大众对于翻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苹果发布新品或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一个Oh.So.Pro.不但会揭开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翻译运动会——“强得很”“就·很·Pro”与“非常·Pro”到底哪个更Pro？——更会激活翻译段子手：“就·很·Pro”读起来真的很像“就很破”，英文原版则“重新发明了句号”，至于上海方言音译派掌门人btr，他认为译作“奥扫扑牢”（上海话“赶快扑住”的意思）更适合本地消费主义导向的抢购气氛。
4.译者要为读者考虑。商业公司为用户设定三条不同的中文翻译，正是考虑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试图最大程度地迎合市场。说“迎合”，是为了翻译出资本的赤裸裸。而译者至少也要为读者考虑：如果翻译的是儿童文学，那么就把那句长达三行、会让中文句子显得头重脚轻、甚至需要极大的肺活量才能一口气读完的定语从句（比如本句）化整为零，让儿童们不至于气喘吁吁。加译注也是：如果正在翻的电影书里提到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那就不妨加个注，以免读者误以为新出了什么神奇的汉堡；但假如那是一本量子物理书，那加注就是多此一举。
5.要么有钱，要么有名，要么有爱？每当翻译进行到1/3时，我就会反思一下最初为什么会接下翻译邀约，并假装列出这三个备选项。翻译的待遇照张爱玲的话简直是“低到尘埃里”，考虑到空气污染或通货膨胀，或许比尘埃还低，除非你是（人名略）。至于名，中国译者的待遇倒是多少超过了西方译者：译者的名字会被印在封面上，哪怕有时字号有点小。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英译者詹妮弗·克罗夫特一周前还在《卫报》上撰文，呼吁欧美出版商在书的封面上印上译者的名字——当然她并不只是为了名：“我们是控制故事讲述方式的人；我们是创造和维持被移植之书风格的人。”归根到底，译者剩下的可能只有爱。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只翻译热爱的作家里有能力翻译、且风格接近自己文风的那些——保罗·奥斯特、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以及最近的，伍迪·艾伦——即使这种爱有时到了八卦的程度，以至于我相信，知道奥斯特的女儿是一名歌手并在一年前嫁给了一位纽约摄影师会对我更好地代入作者有所帮助。
6.风格，风格，风格。这是文学译者要首先考虑的三样东西，毕竟你不是在翻译手机说明书或普罗斯特的购物清单。要理解作者的风格，并在中文可能性的宇宙里尽力造出一种对等风格。考虑到语法、句法乃至文化背景的诸多不同，这听起来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但翻译的意义——除了可以让未来学子将学外语变成第三减——恰恰在于挑战这种不可能。一个解决方案来自美国当代作家、出色的文体家莉迪亚·戴维斯，她拥有一种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类似的翻译理念，她提出等号两侧的对等风格不必在最小的单位实现或保持，而是要达成一种整体风格上的对等。就像“共同富裕”可以最后到来，翻译可以是一些“过”和一些“不及”较量后的“恰好”。
7.涉及到具体风格问题：要少用成语或流行语，除非原文用的也是成语。比如be on cloud nine。首先，不能望文生义地译作”九霄云外”，因为那是“非常高兴”的意思；其次，也未必一定要为这个“非常高兴”找到一个对应的成语。欢天喜地？眉开眼笑？欣喜若狂？都好像差之毫厘。不如随遇而安，干脆译作非常高兴，不亦乐乎？绝配的例子很少，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翻成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举两得似乎都可以，感谢上帝造巴别塔的时候多少保留了一些复制黏贴的部分。
8.不必过分害怕“翻译腔”。就像北京人说话有北京口音或上海名菜“草头圈子”必须要保留一丢丢那种味道才会好吃一样，翻译文学里有点“翻译腔”再正常不过了。只要没有超越“读者稍作努力仍可以理解”的限度，时而让读者意识到“原来外国人是那样讲话的呢”或许也是阅读翻译文学的意义之一吧。（感受到一丝日式汉语的气息了吗？）
9.经典文学作品需要、也值得在不同时代重译。语言是译者的材料。材料变化了，原有的房子就可能不再牢靠。就像伊势神宫那样每20年拆掉重建一次好了。
10.对于同时也从事原创写作的作家而言，翻译是很好的风格练习。故事和观念是现成的，你只需要关心如何遣词造句，而这另一种语言常常会激发作家灵感，反哺作家的词汇库。当然，也有入戏太深的风险：翻译一个人的书，在某种意义上便是成为那个人。而对方的风格印迹会不自觉地影响作家自身的风格，而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11.不可译总是迷人的。比如金宇澄的《繁花》，书中有许多对于上海方言的创造性使用，对于并不懂上海话的中国读者而言，他们可以借用自己的汉语经验来猜测并“翻译”这些“生词”，并在这些不可译的词语中体会到语言幻变的独特和新意。又如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中文译者戴从容用了整整一倍的篇幅做注解，才译出了乔伊斯原文的那些生造词，全书读起来像一本特别的、来自“乔伊斯小宇宙”的辞典。最不可译、但也最不可思议地被译出的书当属雷蒙·格诺的《风格练习》，作者用99种不同文体讲同一个故事的行为本身已经接近翻译，而悖论般的，译者袁筱一几乎不可能的翻译文本又反过来像极了创作，因为“不可能”带来了自由。
12.如果有一天机器或AI译者的水平越来越高，到了要抢职业译者饭碗的地步时，加入它们。与比自己更强大的机器合作是必然趋势。不过，文学翻译机器人估计短时间内还不会出现，毕竟垃圾分类机器人都尚在研制中。
13.译者的终极任务是按时保质把书译完——或许稍迟一些也可以理解，毕竟translate的最后四个字母是宿命一般的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