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

自1927年钟敬文编撰《鲁迅在广东》以来，“广州鲁迅”一直是研究界长兴不衰的话题，尤其是近些年，随着“革命鲁迅”“政治鲁迅”的重新被激活，学界愈发重视国民革命和广州之于鲁迅的意义[1]。“广州时期虽短，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留下很多话题，更蕴蓄了鲁迅思想的转变”[2]；“‘广州鲁迅’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朝革命’的复杂状态，他经历了‘主动呼应革命—被动革命重构—文学政治创造’的阶段变化”[3]。的确，1927年鲁迅在广州又一次深度介入政治革命，关乎他后来的道路选择、创作调整，“影响到上海时期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的感受和体验”[4]。既往研究特别强调“清党”对鲁迅的巨大影响，并援引鲁迅“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自叙和进化论“轰毁”说[5]，由此阐述鲁迅1927年的“转向”，并以后见的泾渭分明的国民革命观为支撑，把鲁迅在广州的言行，视为他后来“必然性”选择——必然选择上海、必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注解。但是，广州4月15日开始清党以来[6]，鲁迅为何一直留在广州？他滞留广州的理由、动机和目的何在？清党究竟怎样影响了鲁迅？这些问题看似常被提及，但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重新梳理鲁迅1927年的言行，充分将其历史化，进而探寻鲁迅思想变迁和“广州转换”的内在逻辑，仍然是一个亟需深化的重要命题。

一、“讲演”为主业的1927

毋庸讳言，1927实乃鲁迅文学创作的“低谷”年，留下可供细读分析的经典文本并不多，查阅他这一年的日记、书信，却又频频出现“忙极”“苦极”的语词。诚然，鲁迅是在中山大学担任不少课程，有《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但这都是早已熟悉的内容，相对需要花费心思准备的《中国字体变迁史》又暂缓开设[7]。可见，比起之前北京和厦门时期，鲁迅上课和备课的工作量并未增多。中山大学对鲁迅很是重视，所定的唯一“正教授”[8]，并委以文学系主任和教务主任的职务，不断地“开会”“又开会”[9]是耗用了他不少时间。然而，早在1月26日，此时中大尚未开学，教学和职务上的事几乎没有，鲁迅给韦素园的信中就大吐苦水：“我十八日到校了，现即住在校内，距开学尚有一个月，所以没有职务上的事。但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这样下去，还是不行，须另设法避免才好。” [10]

的确，鲁迅1月18日一到广州，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方的来访和演讲邀请。1月23日，他和孙伏园被“硬拉”去参加世界语学者赛耳的欢迎会，继大会主席黄尊生致欢迎词后，“次周树人先生演说其到粤之感想，及其对于世界语之经过”[11]，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鲁迅一直是被黄尊生当作周作人邀请和介绍[12]。1月25日鲁迅参加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二十分钟，1月26日往医科欢迎会演讲半小时，当天晚上他就给韦素园信中诉说应付演讲的忙与苦。可是，鲁迅即便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然而在广州被视为偶像的他，很多演说实在难以推却。鲁迅抱怨信之后的第二天，即1月27日，又应邀赴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之后，鲁迅因摔伤腿休养，演说暂停了一段时日。2月18日、19日，鲁迅在香港连作两场演讲，《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2月25日，此时依然没开学，鲁迅给川岛的信中再次倾诉演说之苦，“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13]开学之后，正常授课和学校教务会议之外的各种演说依然不断，例如3月1日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演讲《读书与革命》，3月11、12日连续两天参加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并演讲，3月29日到岭南大学参加黄花节纪念并作演讲，4月8日在黄埔军校作演讲《革命时代底文学》。鲁迅最后离开广州之前，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两场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读书杂谈》。可以说，鲁迅在广州，演讲贯穿始终，是让鲁迅“忙极”“苦极”的“主业”。

1927的确是鲁迅“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但却是他演讲“丰收”的一年。这一年鲁迅有据可查的演讲共计23次[14]，其中厦门至少2次[15]，广州和香港合计14次，上海7次，是他生平演讲最多的一年[16]。考虑到日记中记载有所遗漏和没有说明的，实际的次数可能会更多。此外，这一年的不少文章，多少都和应对纪念活动和演讲有关。例如《黄花节的杂感》，鲁迅标注的写作时间是3月24日夜，首次刊登在3月29日《政治训育》的第7期，而这一天早上9时鲁迅在岭南大学参加黄花节纪念大会，并作讲演，讲演内容与“《黄花节的杂感》一文大致相合”[17]。就创作动机而言，鲁迅很有可能接受演讲邀请在前；就传播和接受效果而言，《黄花节的杂感》的演讲可能略早一些。再例如，《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也和那两天广州盛大的纪念会和系列演讲有关，结合那两天《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演说报道来看，鲁迅这篇文章的“演说”气息也非常明显。

尽管不少演讲并非鲁迅所心甘情愿，但他的演说却绝不是虚与委蛇。正如鲁迅来广州船上给友人信中说：“我的处世，自以为退让得尽够了，人家在办报，我决不自行去投稿；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硬要我去，自然也可以的，但须任凭我说一点我所要说的话，否则，我宁可一声不响，算是死尸。”[18]的确，鲁迅的演讲很多时候都并不怎么顾及邀请者、大会主席以及听众的期待，常有一些不留情面的自己“所要说的话”。可见，要了解鲁迅1927年的真实状态，还真绕不开这些演讲。

颇有意味的是，鲁迅后来却对这些讲演的记录稿多有否定。钟敬文编撰《鲁迅在广东》，其中收录了鲁迅的3篇演讲《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以及和岭南大学演讲内容大致相同的《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因而对此书极为不满，多次在给友人信中否定此书。他给李小峰写信声明，并要求在《语丝》公开发表，第一条就是“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19]。1934年杨霁云编撰《集外集》，意在尽可能收集包括演讲在内的佚作，鲁迅多次致信，阻止收录《鲁迅在广东》中的演讲稿。“至于《鲁迅在广东》中的讲演，则记得很坏，大抵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订正，希先生都不要它。”[20]“钟敬文编的书里的三篇演说，请不要收进去，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他们乱编进去的，这事我当于自序中说明。”[21]“各种讲演，除《老调子已经唱完》之外，我想，还是都不登罢，因为有许多实在记得太不行了，有时候简直我并没有说或是相反的，改起来非重写一遍不可，当时就因为没有这勇气，只好放下，现在更没有这勇气了。”[22]鲁迅后来果真为《集外集》写序，解释“故意删去”几篇演讲的理由。“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23]还需要补充的是，鲁迅粤港的演讲有一个转译的过程，他不懂粤语，由许广平翻译的相对好些，其他人转译的，鲁迅恐怕就未必那么完全信任。1927年5月30日，鲁迅借《小约翰》翻译“引言”，谈到演讲转译的可信度。“假如我们在异乡讲演，因为言语不同，有人口译，那是没有法子的，至多，不过怕他遗漏，错误，失了精神。但若译者另外加些解释，申明，摘要，甚而至于阐发，我想，大概是讲者和听者都要讨厌的罢。”[24]

鲁迅为何否定收录这几篇演讲的《鲁迅在广东》，邱焕星结合李伟江、马蹄疾等学者的考证，认为这几篇演讲并非鲁迅后来所说的“太失真”和“未改正”，并由此进一步指出，鲁迅之所以否定它们，是“对‘清党’之前历史的遮蔽和重叙”[25]。诚然，鲁迅对广州的言论的确有“遮蔽与重叙”，但李伟江、马蹄疾等对鲁迅自叙演讲“太失真”的质疑，也需要质疑。更重要的是，清党之后，已经从中大辞职的鲁迅，滞留在广州，还有两场讲演，即7月16日他在广州知用中学的演讲《读书杂谈》，以及7月23、26日应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的邀请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下简称《魏晋》）。尤其是《魏晋》这篇演讲，由许广平翻译，演讲记录稿见刊之前经鲁迅亲手改定[26]，并亲自寄回演讲举办方，既不太存在“失真”与否的问题，同时又是“清党”之后所讲，亦不存在“对‘清党’之前历史的遮蔽和重叙”的问题。鲁迅对它也甚是看重，后来给友人信中有说道，“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27]。时至今日，学界对“实有慨而言”仍语焉不详，或简单沿用20世纪50年代的论述，笼统地把它视为对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的控诉。但是，国民党政府广州市当局对鲁迅的郑重邀请，作为清党舆论先锋的国民党中央党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从8月11日到17日连载鲁迅手订演讲稿，凡此种种都表明，广州当局和鲁迅的关系并没有后来诸多回忆文说的那么对立。姑且不论《广州民国日报》七八月份铺天盖地的“清党”消息，也不用说专门开设的“清党特刊”，仅就连载鲁迅《魏晋》演讲那几天的《现代青年》副刊而言，同时连载的还有署名“苍谷”的讲演《清党后的青年运动及青年的修养》（8月11-15日）、长篇连载《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以及《友与敌》等完全配合清党的文章。鲁迅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些清党立场很明显的论说，但《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魏晋》演讲记录稿，鲁迅不仅从来没有否定过，而且作为最看重的底本。例如，11月16日，已经离开广州的鲁迅，在《广州民国日报》记录稿的基础上稍作修改，重新发表在《北新》半月刊。但是，“该文后来辑入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0月出版的《而已集》，在编辑过程中又经鲁迅进一步修订，去掉了‘修改稿’中的多处调整，恢复了‘记录稿’的原貌。”[28]此外，《魏晋》讲演署名的变化，也颇值得玩味。鲁迅给李小峰写信抗议，认为把演讲记录稿写成自己著不合适。“收到了几期《语丝》，看见有《鲁迅在广东》的一个广告，说是我的言论之类，都收集在内。后来的另一广告上，却变成‘鲁迅著’了。我以为这不大好”[29]。鲁迅否定《鲁迅在广东》中的几篇演讲，是因为演讲的记录稿不能被视为他的创作，“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30]。然而，《魏晋》演讲最初在《广州民国日报》署名是“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北新》版署名也只是特别增添了演讲地，“鲁迅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邱桂英、罗西记”，到鲁迅自己编选《而已集》时，并且基本恢复到《广州民国日报》版的原初状态，记录者的名字却再也没有被列入，成为鲁迅完全认可的单独创作。

还需强调的是，与其他演讲的被安排、仓促应对和临时起意不同，《魏晋》全然是鲁迅自己选择的议题，准备较为充分，同时《魏晋》也标志着鲁迅演讲文的自觉。1927年5月，已经从中大离职的鲁迅埋头整理翻译《小约翰》，这是鲁迅谋划很久的一本译作，广州和中大此时的糟乱与鲁迅的“沉静”形成鲜明对比。5月30日，他为《小约翰》写“引言”时，联想到的是演讲的转译，并发了一通感慨。同一天，他又专门翻译了鹤见祐辅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区别文章和演讲的不同。“诉于耳的方法，和诉于目的时候是全然两样的。所谓听众者，凡事都没有读者似的留心。简洁的文字，有着穿透读者的心胸的力量，然而在听众的头里，却毫不相干地过去了。听众者，是从赘辩之中，拾取兴趣和理解的。”[31]尽管这些都是翻译的文章或为翻译写的引言，但也不难看出，鲁迅由此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思考演讲问题。和鲁迅写作的文章相比，《魏晋》演讲很明显体现出“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的差异，“简洁的文字”和“穿透读者的心胸的力量”少了；和之前其他演说相比，鲁迅此篇中对“赘辩”和“兴趣”特别在意，后来者的回忆中提到鲁迅这次“讲演的效果很好，会场很活跃，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32]。所以，后来很多讨论《魏晋》的，常着眼于“读的文章”的角度，而不是从“听的文字”出发，曲解和误读也就不可避免。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阐述《魏晋》讲演的过程及其发表和修订情况，主要想表明：其一，清党之后，至少鲁迅演讲和发表《魏晋》时，他和广州当局的关系并不紧张，因此《魏晋》“实有慨而言”不能先入为主地预设所指；其二，《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魏晋》讲演稿，是可供分析和研读的可靠底本，当然，其中存有不少明显的知识性错误，说明它并非最好的善本。但是，本文意旨不在鲁迅的学术研究，而更看重这一演讲的原生“场域”，尤其是他作为“演讲”稿中保留的现场发挥的部分，正是本文重点关注所在。进而言之，演讲是1927年鲁迅的主业，是他介入革命的主要方式，那么，鲁迅最看重、各方争议最少也最能体现鲁迅演讲特色的《魏晋》（《广州民国日报》版），不仅是可靠的分析材料，也是理解1927年广州鲁迅的锁钥。

二、“实有慨而言”与文学的自觉

关于《魏晋》的研究，学界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鲁迅思想、创作和魏晋精神文化资源的关联；二是由此来探讨鲁迅的中国文学史观和学术贡献。前者往往以章太炎为中介，或结合鲁迅笔下的一些人物如魏连殳等展开论述；后者多和刘师培、铃木虎雄相比较，或连带鲁迅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来探讨。尤其“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说，往往被视为这篇演讲的重要观点，它虽非鲁迅首倡，却因鲁迅的《魏晋》演说而被广泛接受[33]，当然，这一观点也不乏争议[34]。诚然，不论是魏晋精神的学理阐发，还是魏晋文学的史学价值勘探，抑或是“魏晋文学自觉说”的学术争鸣，都有展开的必要，但需要追问的是，清党之后的广州，已非在中大授课传业的鲁迅，面对前来听讲的“市民”[35]，是要来宣扬“文学的自觉”么？

演讲的开篇，鲁迅首先点出“时代”之于文学的重要性，“因谓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36]。鲁迅接着讲汉末魏初时代环境和文章的“清峻”“通脱”风格，曹操在汉末大乱之后的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自命清流”过了头，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需求相违背，于是曹操力倡“通脱”。“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倘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什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37]鲁迅的演讲逻辑，清晰地表明“清峻”“通脱”并不是文学自身发展变迁使然，而是政治影响和政治诉求的结果。倡导者和躬行者都先是一个政治家，然后才是“喜欢文章的”“做文章的”，政治的需求造就了文章的风格。

鲁迅有关曹丕、曹植那一段的讲演，后人误解最多。鲁迅演讲中转述曹丕的观点：“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38]“用近代的文学的眼光”来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非表明鲁迅自己就是用文学的眼光来看这一时代，讲演中特别又添加了“为艺术而艺术”类比，更是证明了他对这一观点的疏离。有不少商榷、质疑“魏晋文学自觉论”的争鸣文章，主要着眼于是否是在魏晋这个时代才有了文学的自觉，并以鲁迅的这篇演讲为对话对象，但都没有细致分析鲁迅是否真的信奉这一观点。紧接着有关曹丕、曹植文学看法的分歧，鲁迅才直截了当带入了自己的立场。“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的。” [39]鲁迅对子建“文章小道”观点的阐述，更像是把自己对于文学和政治的理解投射到子建身上。子建 “文章做得好”“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这些解释，何尝不是鲁迅心声的流露。鲁迅这一年有不少演讲，论及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都可与此对照起来品读。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革命时代底文学》中，鲁迅留下了著名的比喻，“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被后人反复引用，用于论说文学之于革命和政治“无用”，很多人继而阐释为“无用之用”，由此又绕回到鲁迅对文学独立与自觉的坚守。《革命时代底文学》演讲最后，鲁迅道出自己谈“文学无用”的原因所在。“人大概是不满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40]其实，鲁迅演讲稿最初发表在《黄埔生活》周刊，这一段的记录要简略一些。“我从前不过做了几篇文章，承诸位到此听讲；我呢，愿意听一听大炮底声音，大炮声音或者比文学底声音好听得多。” [41]鲁迅后来亲自对这一讲稿进行订正，并编入《而已集》，修订的部分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表述更加充分，对自己的态度表达更加鲜明。鲁迅自认从前是“做了几篇文章”，对“文章做得好”颇有自信，但他并不满意别人认为自己只是做文章的，他更羡慕，更希望投入实际的革命与政治活动。这并非是为了恭维前来听讲的军校学生，正与鲁迅论曹丕“文章小道”“文章无用”相同。

由此出发，就可以很好地解释鲁迅为何不满《鲁迅在广东》中收录的几篇演讲。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演讲《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的确没有经过鲁迅的订正，记录者“附志”也有说明，所以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都没有收录。但很多研究者却都认为，这篇演讲稿的内容，“其基本观点与鲁迅的原意大致是一致的，其中谈到的一些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当时鲁迅的思想的，我们可以从鲁迅当时的其他文字里找到类似的观点”[42]。林霖的记录稿最早发表在1月27日，2月7日、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分3期连载完。1927年5月9日，《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1期重新刊载，但删掉一段鲁迅答某君的提问，以及记录者林霖自己的一段小感想。钟敬文《鲁迅在广东》收录的这篇演讲，依据的是后一版本。删掉的这两部分其实很关键，林霖记录稿最后特意表明，“末了，我想我这枝拙笔虽不能表出鲁迅先生的文学家的口气，但鲁迅先生的原意，我自想总不致弄错吧？”[43]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林霖对“文学家”鲁迅的敬仰，往往着眼于对鲁迅的文学阐发。这和鲁迅在广州的自我期待之间就有错位，鲁迅渴望参与实际的政治革命，成为“革命人”，而并不想仅仅被视为一个做文章的“文学家”。的确，鲁迅在演讲开始的确说过自己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44]，但并不意味着鲁迅当时不想成为“革命家”。演讲最后鲁迅回答某君的提问，依稀传达出类似的信息。“以上是在中大礼堂中大学生会及特别党部欢迎会上的演说词，下面一段话是答复某君的话，某君是在鲁迅先生说完后说，我得了鲁迅先生的作品，如得了爱人，鲁迅先生听了，马上很滑稽地用下面几句话答复。爱人是爱人，鲁迅的著作是鲁迅的著作，有了爱人是不能革命了，若以鲁迅的著作来代爱人，是不太好的。” [45]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以往有关这篇演讲的邀请者往往都记作中大学生会，漏掉了《广州民国日报》上非常关键的“及特别党部欢迎会上”，因为清党之前，中大（以及先前的广大）特别党部，拥有很强势的话语权和舆论导向能力。其次，林霖记录鲁迅答复某君这段逻辑有些混乱，但鲁迅的大致意思不难猜出，文学和爱人如果影响革命，那是不好的。由此来重新审视这篇记录稿，《鲁迅在广东》收录的演讲稿，满篇记录的都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家鲁迅在广州扶持文学青年的期许，这和鲁迅来广州的自我期许和“野心”，截然相反。《鲁迅在广东》中很多有关鲁迅的言论，也都有类似的倾向，希望文学家鲁迅为广州的文学事业做出贡献。包括后来被重点提及的共产党人毕磊[46]，他的文章“欢迎了鲁迅以后”，副标题就是“广州青年的同学（尤其是中大的）负起文艺的使命来”[47]。鲁迅这一段时间的系列演讲，如果可以作一个总体的归纳和总结的话，都是在指陈这几个问题，广东的青年在哪里？声音在哪里？行动在哪里？然而，不少青年却凸显和强调的是“文学”的一面，把鲁迅的鼓动，归置到文学层面的打气，这正是鲁迅否定《鲁迅在广东》演讲的原因所在，也是鲁迅为何会一再声明很多演讲记录稿和他说的“正是相反的”。当然，《鲁迅在广东》中有一些演讲稿经过鲁迅审阅，如《老调子已经唱完》《读书与革命》，鲁迅的确也很不满这些记录，打算重新改写以完整表述自己的意思，因时间原因，鲁迅彻底改写的只是《老调子已经唱完》，而《读书与革命》只是简单“僭改了几处”，所以鲁迅1934年《集外集》同意收录前者而坚拒后者[48]。

考察鲁迅自厦门以来一系列有关“读书与革命”“文学与革命”的演讲，主旨绝不是落在“读书”和“文学”上。1926年12月鲁迅确定来中大，他期待到广州后能干些实事。他给许广平信中写道：“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49]1927年6月1日，“躲”在书斋从事翻译的鲁迅，译作的择选意味深长，除了一向钟爱的《小约翰》，剩下的大都是日本鹤见祐辅的论文，除了前面提及的《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还有《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专门以外的工作》《善政与恶政》《人生的转向》等。鲁迅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的“译者附记”中表明鹤见祐辅是“喜欢谈政治”的“法学家”，鲁迅也借此批判把青年导引到“书斋”的“危险”。“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而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50]

回到《魏晋》演讲这篇，有关孔融论述部分，鲁迅再一次展现出强烈的自我带入感，也可由此窥见鲁迅这一时期真正的“志”之所在。鲁迅讲“建安七子”文章的“华丽”“慷慨”几乎是迅速带过，这部分主要放在孔融遭际的讲述，讲他如何故意和曹操捣乱，又如何被杀。“捣乱”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语词。1925年给许广平信中有 “与黑暗捣乱”的自白，李长之则把这封信中的“捣乱说”，和鲁迅的厦门广州时期联系在一起，“鲁迅像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情感一方面极容易兴奋，然而一方面却又极容易沮丧”[51]，紧接着他就引用了鲁迅不满厦门想去广州的书信。李长之的感觉的确非常敏锐，从厦门到广州，鲁迅真得像是在“捣乱”。其实，1927年鲁迅给许广平信中总结自己在厦门的“捣乱”。 “不到半年，总算又将厦门大学捣乱了一通，跑掉了。我的旧性似乎并不很改。听说这回我的捣乱，给学生的影响颇不小”。鲁迅所说的“捣乱”指向的是革命，即带动学生离开厦门，前往革命的中心或者前线。“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个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因为这里一总只有两百余人。”所以鲁迅推测他的辞职厦大一定会同意，因为他们怕这样的“捣乱”。“这事（指辞职，笔者注）很给厦大一点震动，因为我在此，与学校的名气有些相关，他们怕以后难于聘人，学生也要减少，所以颇为难。为虚名计，想留我，为干净，省得捣乱计，愿放走我。” [52]1927年鲁迅自我言说中的“捣乱”，放置在国民大革命的背景下，无疑是革命的替代或“自谦”，比1925年的“与黑暗捣乱”说，少了颓唐的气息。但是，当“捣乱”从别人口中说出，把 “捣乱”仅仅视为捣乱，或把鲁迅的“革命”贬为“捣乱”，鲁迅对此还是有颇多不满。离开厦门前往广州的船上，鲁迅给李小峰写信诉说对厦大校长林文庆的不满，“前天所听到的是他在宣传，我到厦门，原是来捣乱，并非豫备在厦门教书的”[53]；离开广州之前，他给李小峰的信中，对自己“战士”“革命者”到“捣乱”者评判表示强烈不满。“但我在广东的鲁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写一点出来，给憎恶我的先生们平平心——，一，‘战斗’和‘革命’，先前几乎有修改为‘捣乱’的趋势，现在大约可以免了。但旧衔似乎已经革去。……”[54]

因此，鲁迅对孔融的遭遇有太多的共鸣，孔融的诸多“捣乱”，就像看到了别人眼中在广州的自己，所以才有他给陈濬的信中所说的，“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55]。“志大才疏”从《后汉书·孔融传》演化而来，原文是：“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孔融的“志”和“意”，显然都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之志，孔融所做的，所较真的，其实也都是不容小觑的“政治姿态”，但与其“志”和“意”，还是有不小的距离，或者说，动机和成效之间存有强烈的反差，他终究还是“旁观的人”的行径，这些行径在外人看来，也就是“捣乱”而已。鲁迅来广州，绝非仅仅因为爱情，其“野心”其“志”都在国民革命[56]，但他这一时期的诸多演讲和文章如《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常有一些“出轨的话而扫兴”[57]，亦有一些时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例如他坚决抵制顾颉刚来中大等，鲁迅自认是为了推进国民革命的政治之志业，然在他人眼中不免被视为“捣乱”和“障碍”而已。鲁迅后来把1927年的文字结集时，命名为“而已集”，再次吐露和1926年北京处境的类似，到了国民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仍然只是留下了些文字“而已”。

再回到《魏晋》演讲，鲁迅讲得最多的是何晏的吃药、嵇康阮籍的吃药喝酒，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和精神气质，这部分的精彩讲述和阐发，常被时人和后来者所称道。鲁迅在广东政治层面的“失败”，“费去气力不少”去平息中大“内情纠纷”[58]，然而“竟做了一个大傀儡”[59]，他对嵇、阮郁郁不得“志”的“自况”，对他们“师心使气”的认同和推崇，被誉为“是千百年后的嵇康、阮籍的知己”[60]。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最后有关“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讲述，同样精彩，他对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于朝政还是留心”的“理解”，也是陶渊明千百年后的“知音”。鲁迅同样是从时代带出陶渊明，“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 [61]鲁迅演讲的那段时期，对外面的时代和世界有类似的体会和认知。“我这十个月中，屡次升沉，看看人情世态，有趣极了。我现已编好两部旧稿，整理出一部译的小说。此刻正译一点日本人的论文……”[62]尤其鲁迅4月决定辞职后，在离开广州之前的这段日子，他似乎和陶渊明一样，虽非隐居田园与山林，却成了都市里的“隐士”，置“喧嚣”的世界于度外，“悠然静坐”在书房，整理旧作，校点旧籍。鲁迅在校正川岛《游仙窟》的基础上，为他“手写”序，选用和《游仙窟》相似的骈体文来作序言，“雅”兴极高。给川岛的信中说：“我国文已日见其不通，昨作了一点《游仙窟》序，自觉不好，姑且‘手写’寄上，而‘手写’亦不佳。不如仍用排印，何如？”[63]鲁迅甚至真做起了“雅士”，为当地人写字，写中堂、写名片、画扇面，且颇为自得[64]。离开学校，他反而更集中于“学术”，不仅作了《关于小说目录两件》《<唐宋传奇集>稗边小辍》等考证文章,而且“长夏索居，欲得消遣”，读古书的同时，作了系列《书苑折枝》……。鲁迅似乎又回到“钞古碑”的时刻，既“认真”，又“无聊”，既“好玩”，又失落。但是，鲁迅《魏晋》的演讲，却不啻是一个鲜明的表态，尤其是他讲陶渊明部分，既是在讲一个与旧说不同的陶渊明，也是诉说自己。《陶集》里那么多作品，鲁迅单单拎出“《述酒》一篇，”强调它“是说当时政治的”，并由此发议论，“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65]。鲁迅明显把自己和当下时代嵌入进去，“据我的意思”，是又一次很有自我带入感的表态，而“即使是从前”，对应的是“更不用说现在”，暗含着鲁迅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的判断。他这一时期书斋里“隐士”般地生活，和S会馆钞古碑不尽相同，处理的也尽都是些和现实政治相关的“问题与主义”，前面提及那些很有针对性的翻译就是明显的例证，读古书的《书苑折枝》所加案语，也全然是针对现实政治的议论。正如鲁迅作《书苑折枝》时给川岛的信中所说：“其实‘今故’是发源于‘国故’的，我曾想提出古事若干条，要可以代表古今一切玩艺儿的……”[66]。

过去常有研究论及周氏兄弟和魏晋文人，鲁迅更接近嵇康、阮籍，周作人更近陶渊明，但1927年兄弟两人似乎位置互换。4月底之后沉浸在书斋的鲁迅，看起来更像“隐士”陶渊明，而此时在北京的周作人看起来更接近嵇、阮。不过，正是《魏晋》演讲，鲁迅念兹在兹感同身受的还是陶渊明的“猛志故常在”，既提供了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陶渊明[67]，也传达出他此时的真正心声。整篇《魏晋》演讲的文眼正在于“志”，给陈濬信中的“实有慨而言”，紧接着的也就是“志”，“志大才疏”的感慨和苦闷。

三、“无什么深意”“无非游戏” 与针对顾颉刚

鲁迅事后给陈濬信声明《魏晋》“实有慨而言”，不过，他事前也给友人说起演讲的动机和目的，两者之间出入很大。1927年7月10日，鲁迅日记首次出现有关这次演讲的记载，“蒋径三、陈次二来约讲演”[68]，隔天就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谈及此事。“我因已允往市教育局之‘学术讲演会’讲几点钟，所以须八月间才能走。此举无什么深意，不过小出风头，给几个人不高兴而已。有人不高兴，我即高兴，我近来良心之坏已至如此。[69]”根据此信前文，“几个人”首指顾颉刚，结合鲁迅当时给友人的一些信件，应该还包括傅斯年等。7月19日给川岛信明确道出：“现在我已答应了这里市教育局的夏期学术讲演，须八月才能动身了。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70]顾颉刚睡眠一向不好，看其日记可知，稍遇事或有外界干扰，常终夜无眠，可见鲁迅有意针对顾颉刚。遗憾的是，学界不仅对《魏晋》演讲的“实有慨而言”语焉不详，对于他演讲之前的动机表态也完全略过，毫不涉及。而且“实有慨而言”和“无什么深意”“无非游戏”“出风头”之间，几乎完全相反，但却没人对此进行深究。

鲁、顾交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积案”，鲁迅对顾颉刚的怨恨，似乎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常用其生理特征红酒槽鼻来刻薄他，“鼻”“红鼻”“鼻公”“獐头鼠目而赤鼻”“三根”等常在鲁迅书信中屡屡出现，虽说都是私人书信中的用语，但也是全然不在意“风度”。要知道，和鲁迅一样痛恨顾颉刚的川岛，给周作人信中汇报鲁迅离开厦大和顾颉刚的拉帮结派，也使用“红鼻佬”，但川岛自觉意识到这样有失风度，尚且在后面紧接着加了“（对不对？）”，以示转圜[71]。有关鲁、顾的交恶与冲突，学界已有很充分的研讨，尤其是《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出版以后，两边的材料也基本打捞殆尽，例如施晓燕结合顾颉刚的日记，比对既有鲁迅研究资料，对两人关系走向和交恶始末，作出清晰的勾勒[72]。对于两人交恶的相关阐释，也较为深入，例如符杰祥分析了“学者”顾颉刚的“党见之深”[73]；邱焕星既对顾颉刚的“反民党”问题作了详细考辨，又不止于鲁、顾个人恩怨的解释，而是上升到五四新文化阵营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分化[74]；王富仁先生同样“不满足于对鲁迅与顾颉刚关系始末的简单追溯”，或者说他重点根本不在此，而是要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风云激荡中来把握和理解鲁顾这件历史‘积案’的实质”[75]。但有关顾颉刚南下广州和鲁迅创作具体而内在的关系，却少有提及。

鲁迅的1927，很多言行都和顾颉刚有关，除了《魏晋》演讲，这一年鲁迅的“经典名篇”还有《铸剑》（最初发表时题为《眉间尺》），这篇“新编”的“故事”，开头全然针对顾颉刚。作品一开始就大写特写眉间尺如何对付掉在水翁里的老鼠，“单露出一点尖尖的通红的小鼻子”老鼠，可恶又可怜，紧接着一句更有针对性，“他近来很有点不大喜欢红鼻子的人”。红鼻子的“落水鼠”类似“落水狗”，只不过比鲁迅此前主张痛打的“落水狗”更弱小，但从作品的描写来看，却更让人厌恶。作品接着描写眉间尺从水翁中夹出落水鼠，它装作一动不动。“一翻身，似乎要站起来逃走。这使眉间尺大吃一惊，不觉提起左脚，一脚踏下去。只听得吱的一声，他蹲下去仔细看时，只见口角上微有鲜血，大概是死掉了。” [76]不过，痛打落水狗毕竟是战斗精神的体现，痛踩“落水鼠”算不上多么英勇的事，眉间尺踩死“落水鼠”后，“他又觉得可怜，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眉间尺》写作时间尚在顾颉刚来广州之前，而“顾来鲁走”的矛盾公开后，鲁迅对顾颉刚的憎恶到了顶点。所以，即便鲁迅没有任何表示，对于这一年的重头作品《魏晋》，都要充分考虑它和顾颉刚的交恶有无关系，更何况鲁迅一再道明，此举就是为了让顾颉刚不舒服、不高兴。问题在于，《魏晋》演讲是如何让顾颉刚等不高兴、睡不着觉呢？同时为何鲁迅又要反复说此举是“出风头”“无什么深意”“无非游戏”呢？

《魏晋》演讲是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夏期（令）学术演讲会中的一场，国民党党报《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首次出现演讲会消息，之后持续跟踪报道[77]。7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披露了鲁迅的演讲题目，“周树人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相比较而言，其他人的题目只是一些大概的领域或科目，如“邓长虹讲现时国际政治”“陈融、曹受坤讲民法”“李奉藻讲医学”[78]之类。可见，鲁迅演讲主题和题目早已确定，很有可能在他7月10号接受演讲时已然定好，但鲁迅7月12日、19日给江绍原、川岛的信中并没有提到《魏晋》题目，却又同时强调此举让顾颉刚“不高兴”“睡不着几夜”。也就是说，不光是演讲的主题，仅参加夏令学术演讲会这件事本身而言，就可刺激到顾颉刚等人，那么，这又该作何解释？

首先还是返回到顾颉刚初抵广州和鲁迅离职的那个时间节点。1927年4月16日，顾颉刚在来广州的船上一夜未眠，不清楚中大因鲁迅的态度会怎样待他，是主要因素。鲁迅4月19日得知顾颉刚来到广州，自己也一宿未眠，当天日记载“下午得孟真信”“骝先来”“失眠”[79]。第二天鲁迅迅即提出辞呈，真可谓顾来他走。凑巧的是，顾颉刚来时正值广东清党，顾在汕头滞留十一小时，就因公安局的清党盘查[80]。两件事时间上的叠合，外界不明所以，误以为鲁迅的辞职与清党有关，异地的亲友甚为关切。鲁迅给各方一再解释，他离职的原因是因为顾颉刚而非其他。1927年4月20日给李霁野信中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不料其中之一”，“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这封信中鲁迅也谈到了广东的清党：“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纪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也有冤枉的，这几天放了几个。”[81]很明显，鲁迅的确同情“想赤之人”，但事实上，清党事情他其实并不怎么知情，也不十分关注。其实不止是鲁迅，当时的清党运动，“普遍存在的投机、专断、任意、武力、强暴等”[82]，清党的发动者也未必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或能够完全掌控清党的走向。例如蒋介石以“破坏革命”的借口清党，宣称是“以打倒西山会议派之精神打倒之”，4月15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也有“查封西山会议派总机关”的报道。清党到了各个地方，就更加复杂和混乱，具体到广州，当时作为地方势力代表的李济深，积极介入推动清党，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巩固他在广东的地位，绝非“讨赤”那么简单。4月26日，鲁迅给孙伏园信中再次谈到他离开中大的缘由：“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83]需要提及的是，这封私人信在鲁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孙伏园以《鲁迅先生离开中大》为题，刊登在5月11日的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从而引发顾颉刚要在广州状告鲁迅的后续之事。鲁迅信的意思很明显，顾颉刚的到来，是他辞职的原因。不过，鲁迅特别提及了和北京“三·一八”时一样的流言，也说明当时有人传播鲁迅涉及清党的流言。5月15日，鲁迅给川岛信中继续诉说自己离职的缘由和前途未定。“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同时鲁迅还谈到了广州政局的变动和他对清党情况的隔膜。“骝先已做了这里的民政厅长，当然不会[回]浙。我也不想回浙，但未定到那里去，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广东也没有什么事，先前戒严，常听到捕人等事。现在似乎戒[解]严了，我不大出门，所以不知其详。”[84]

综合四五月份给各方友人信，不难研判，鲁迅自始至终都把顾颉刚的到来和清党两件事分开来说，强调他辞职离开中大的原因是前者，与后者毫无关系。此后，因为鲁迅对中大的失望而心灰意冷，当初想在广州和中大大干一场的“野心”全然被浇灭，整日沉浸在《小约翰》译稿的整理，同时因为外面纷乱的缘故，前面发给川岛等人的信可能未送达。外面传言越来越盛，川岛等人又急切来信询问鲁迅，鲁迅5月30日答复川岛信说：“十来天以前见绍原，知道你因闻季和我已‘他亡’，急欲知其底细，当时因为他已写信，我又忙于整理译稿，所以无暇写信。其实是我固在此地，住白云楼上吃荔支也。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85]6月12日，鲁迅给章廷谦信中再次批驳了说他因亲共而“出亡”的谣言。“‘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造的，未必一定始于愈之，或者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现在也大有此意，而无隙可乘，因为我竟不离粤，否则，无人质证，此地便流言蜂起了，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躲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此人是现代派，我疑是鼻之同党），我已寄了一封信，开了一点小玩笑，但不知可能登出，因为这里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86]1927年6月10、11日《循环世界》刊有梁实秋署名徐丹甫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文中暗示鲁迅北京时期和研究系的良好关系，又说鲁迅现在到了汉口，汉口当时还是左派和共产党人聚集的地方。鲁迅认为又是“鼻之同党”，显然这并没有实据。但鲁迅对顾、傅等人的揣测也不无道理，从顾颉刚日记来看，的确有类似的想法。顾颉刚4月21日日记有说，“予此来有最幸运之一事，则清党是也。不清党，则鲁迅必嗾使共党学生起风潮，予必无幸理矣”[87]。4月22日记载：“鲁迅向学生方面说辞职，而向学校方面只请假两天，盖欲鼓动学生风潮，且使委员会可不辞退彼也。其巧如此！”[88]

“嗾使共党学生”的指控在当时极为险恶，即便只是类似的流言传出，也会给鲁迅造成巨大压力。如前文所述，清党没有固定标准，所以用“共产分子”的罪名假借清党，置他人于死地，也就成了很多用心险恶的人整垮宿敌的手段，例如此时和鲁迅通信频繁的川岛，向鲁迅信中汇报了他父亲被诬告到戒严司令部的险事。当然，有人会说鲁迅也用“反民党”的政治指控迫害顾颉刚，沿用顾颉刚日记中的逻辑，指责鲁迅用心险恶，替鲁迅辩护的一方或对“反民党”的指控视而不见。姑且不论鲁迅根本就不知道孙伏园刊登了“反民党”那封私人信件[89]，也姑且不论鲁迅是了解顾颉刚作为“研究系（现代派）”和“反民党”的底细[90]，就当时粤汉两地的实际状况而言，业已展开“清党”的广州，并不会理睬左派和共产党人聚集武汉的报纸和材料，汉口“反动”刊物上的“反革命”言说，反倒让顾颉刚在广州没有安全之虞。相反，宁汉彻底合流之前，顾颉刚发函告鲁迅不要离粤，而且是各方广而告之，渲染和暗示鲁迅和汉口的关联，真有“说不定鲁迅因此而被清了”[91]的不良用意。鲁迅的答复很巧妙，在《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中有意回应，愿意在同样清党的江浙奉陪官司。“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92]。

可见，起初清党对鲁迅并无多大影响，鲁迅的离职源于顾颉刚来到中大，清党和顾颉刚来广州恰好在同一个时间点。虽然鲁迅始终把两件事分而述之，但是有些人有意混淆，有些人不明所以，把鲁迅的离职和清党关联起来。换言之，不是清党这件事本身，而是有人借清党说事，从而改变了鲁迅此时和之后的选择，使得清党成为影响鲁迅的一个重大事件。脱离中大之后，鲁迅本无明确去处，回北京、到上海，或去江浙随便玩玩，都有可能，但面对渲染他离职与清党有涉的流言，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暂时——至少暑假之前不离开广州。他不走，“亲共”和“流亡出走”的谣言就无法成真，一旦他离开广州，个中曲折就很难说清。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对此作过详细解释：“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93]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当初鲁迅一再要澄清的险恶“流言”，多年之后在不少人的回忆录中演绎成鲁迅“革命性”的证词。[94]所以，回到国民革命时期的历史现场，才可以对诸多历史人物的言行作出合理解释。清党之后的鲁迅在广州，首先就是为了让他“亲共”的谣言无法成真。

其次，鲁迅也知道他在傅斯年、顾颉刚眼里是“障碍”，是“可恶”，傅斯年当初想法设法招顾颉刚入中大，就因为“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95]；鲁迅给友人信中也谈到了“鼻之口中之鲁迅，可恶无疑”。但他就是选择不离粤，一则让谣言落空，另外也让期望他走的人不舒服、不高兴，故意“可恶”他们。6月6日，鲁迅“得中大委员会信，允辞职”[96]，他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留下，但他仍待在广州，整理译文，“过一天算一天”。他12号给友人信中说起缘由：“每日吃鱼肝油，胖起来了，恐怕还要‘可恶’几年哩。至于此后，则如暑假前后，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我也许回北京去，但一面也想漂流漂流，可恶一通，试试我这个人究竟受得多少明枪暗箭。”[97]这和北京时期与“现代评论派”战斗的用词和立场，完全相同[98]，其实，和顾颉刚广州冲突之前，鲁迅“一开始就将他归入英美派，特别是现代评论派之列”[99]。“咱们的‘介石同志’”无疑表明，直到六七月份，鲁迅仍认同蒋介石国民革命的军事努力，这也再次说明，影响和决定鲁迅继续留在广州的主要因素是顾颉刚，离开广州和选择新的去处，与清党的立场关系不大。因此到了暑期，去向何处，鲁迅并无定论，但是有机会呆在广州，让顾、傅等人琢磨不透，继续“可恶”，是鲁迅欣然乐见的事情，所以，暑期公开接受两场演讲，尤其是夏令学术会的演讲，对鲁迅来说的确是“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的“大获利生意”。

另外，鲁迅夏令学术演讲的“名人”身份，是顾颉刚等人紧张和不安的又一个重要因素。7月17日给川岛信，额外附录补充了一段，“革命时代，变动不居，这里的报纸又开始在将我排入‘名人’之列了，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100]这里的报纸指的就是《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登载《市教育局举办夏期学术演讲会》的消息，强调聘请名人来作学术演讲。“市教育局局长刘懋初，接事以来，锐意整顿，对于提倡市民学术研究，特趁暑假期间，举办夏令学术演讲会，供给一般市民以比较高深的学术研究机会，其中科目，有哲学、教育、社会、经济、政治、艺术、医学等科。每科均聘请名人及专门学者拟题讲演。”[101]“名人”是当时夏令学术会对外的重点宣传所在，此后但凡有关学术会消息报道，演讲者的“名人”身份总会被提及。7月12日，《广州民国日报》说明暑期学术演讲会的初衷，“学术名宿，多有暇晷”，聘请他们来做演讲，“俾一般民众得蒙启发之益”[102]。7月13日，《广州民国日报》首次出现聘请的“名人”具体名单。“所有讲师，业经聘定，查文学方面，由周树人、江绍原、胡春霖、杨伟业担任。教育方面，由许崇清、黄希声……”[103]7月14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讲题题目，“本市夏令学术讲演会，已聘定名人担任讲演，兹将各讲师所拟定之讲题或科目，探述如下……”[104]其中排前列的就是鲁迅的《魏晋》题目。鲁迅对该报“名人”演讲消息的特别关注，他7月17日给川岛信补充的这一段，很有可能是附录的《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内容剪报。顺便提及一点，《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夏令学术演讲会《教育消息》栏目，和《清党消息》栏目共同构成了该报第6版，鲁迅参加演讲之前，不可能不对此有所关注。因此，参加夏令学术演讲会，被报纸和演讲举办的官方排进“名人”，是对顾颉刚等人的巨大刺激。因为在傅斯年和顾颉刚等人的意识中，他们或多或少认可鲁迅在创作上的成就，但他们从不认为鲁迅有学术贡献，顾颉刚的日记以及他和傅斯年的书信，都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顾颉刚却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相当自负，除了不断地自我宣传与包装[105]，他还期望不断获得他人的赞誉与肯定，“学术名人”是顾颉刚的自我人设。但广州当局和《广州民国日报》却给予鲁迅最高规格的“名人”待遇，7月23日他演讲当天就有新闻见报，《广州民国日报》第9版的《本市新闻》栏目，登载消息《周树人先生文学讲演》。“在担任讲师的诸人中，仅鲁迅得到了单独报道，可见该报甚至广州市政府对于鲁迅的重视。”[106]所以鲁迅才说，“这名目是鼻所求之不得的，所以我倒也还要做几天玩玩。”[107]

同时，夏令演讲会以“学术”之名义，延聘各学科领域“名人”，人员选择却不只是“学术”因素，还有政治倾向的考量。鲁迅自然了解这场演讲会“官方”性质，他对于参加演讲颇为“主动”，对广州和中大更深层次的政治派系也了解颇深。后来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所说，鲁迅接受演讲是被迫之举，是国民党“对鲁迅先生的一种政治上的试探”，“想找个借口来迫害他”[108]，这完全是后来视角的累加。文学领域聘请的讲师，江绍原和鲁迅立场接近自不必说，胡春霖时为政治分会秘书，广州实权掌控者李济深的最可信赖之人[109]，他曾代表政治分会参加过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中山大学纪念总理逝世二周年大会，而且都是和鲁迅同台讲演。再例如教育领域的许崇清，他是许广平的堂兄，当时正和朱家骅争夺广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鲁迅书信里非常在意这件事，时常给友人信中论及教厅厅长的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大形势的改变。7月7日，也就是教育局夏令学术会消息登载之后第二天，鲁迅给川岛信最后特别附言：“（再：顷闻中大情形颇改变，鼻辈计划，恐归水泡矣。骝亦未必稳。洋七夕之夜）”[110]。7月12日，鲁迅给江绍原信，也就是前文提及的答应市教育局演讲的那封信，信文几乎都是在讲朱家骅职位可能有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大有些人颇惶惶”，“而他们似乎仍惶惶，以为冥冥之中有敌进攻，不特教厅不稳，即校副亦危，将来当厄于第n次之清党。傅之赴港，乃觅何，商方略也”。可见，清党对于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来说，亦是很大的压力，而鲁迅接着补充未经证实的内幕消息。“然闻校事幸尚有李支持。说者谓此支持，可以延至年底。不知确否？”[111]8月2日给江绍原的信特意附录了当天报纸的两条消息《许崇清有留任教育厅消息》和《李文范接任民政厅之红示》[112]，表明朱家骅在这两个位置上的一无所获。

顾颉刚当初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南京，购书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政治”安排。临行前日记有载：“校中派我到沪宁访孑民、稚晖两先生，请其为委员，如是则基础可稳固。”[113]蔡元培和吴稚晖是清党运动的重要推手，当时在政教界地位显赫，顾颉刚到上海南京后，也多次和蔡元培等走动联络。离开广州后，顾颉刚也常常盯着粤地的局势，和鲁迅一样，日记和书信多有记载，鲁迅记载的朱家骅职位变动，顾颉刚也记录在内。七月份日记有“报载朱骝先辞职，慰留，可见粤中之不安定”[114]。顾颉刚对于中大的变动非常敏感，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六七月，顾颉刚在南京，突然传出鲁迅复职的消息，他很是焦虑，多方打听，以为中大有变。7月5日日记载叶圣陶转来朱家骅的电文，“鲁复，全妄，勿疑”[115]。当天给叶圣陶的回信依然猜测鲁迅复职事，“弟得鲁迅复职之说，不止一地，难道这是鲁迅自己造空气，聊以快意乎？（厦门得致丁山电报，署名‘才，真’，明是‘豫才，孟真’，或鲁迅要我不到广东去，假造此电，使我闻之，乃自辞职乎？”[116]鲁迅得知后，则回应说，“给丁山电中之‘才年’，盖影射耳，似我非我，可以欺丁山，而我亦不能抗议。此种计画，鼻盖与闻其事的，而对绍原故作恐慌者，以欺绍原……”鲁迅还进一步澄清说，“况且以‘才’署名，亦大可笑，我给别人的信，从未有自称为‘才’者。蠢才乎，天才乎，杀才乎，奴才乎？其实我函电署名，非‘树’则‘迅’，傅与鼻是知道的。”[11]顾颉刚的杯弓蛇影，两人的隔空激烈交锋，可见一斑。7月16日，顾颉刚从广东归来的江绍原处打听消息，估计无所获，回来独在廊间望月“至十二点”，并有诗一首：“无从问讯到三巴，未敢招魂向汉涯。天上人间猜不透，踌躇苦味胜悲嗟。”[118]而这时，正是鲁迅在广州作为学术名人准备大讲特讲《魏晋》，顾颉刚也就在此时发函，并广告四方，欲在广州状告鲁迅。由此可见，广州官方对鲁迅的推崇和宣传，不能不让顾颉刚这一边紧张不安。

到了8月20日，傅斯年告顾颉刚，“不必与鲁迅涉讼，因其已失败也”[119]。傅斯年的言下之意，他们在中大地位稳固。而鲁迅也是这个时候，才真正着手处理走的事宜，8月17日给川岛信中说：“我诸事大略已了，本即可走，而太古公司洋鬼子，偏偏罢工，令我无船可坐”，“总之：一有较便之船，我即要走。”信的最后，照例是广州和中大政治形势的附录，也算是鲁迅对自己在中大彻底“失败”的解释。“支持家评留先云，政治非其所长，教育幼稚。其终于‘专心办学’而取‘优游状态’者，大约即因此之故。”[120]“支持家”系广东实权者李济深，即朱家骅虽未能在广东政界获得足够高的位置，李济深也不满意他的教育理念，但也认可了（妥协接受了）让他在中大安心办学。

鲁迅离开广州时极为落寞， 9月27日来送别的只有廖立峨，与他初来广州，备受欢迎，疲于应对各方的来访和演讲的邀请，简直云泥之别。而顾颉刚一边，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姿态，9月30日，他得知鲁迅已经离开广州，如释重负。当天他给友人容庚信中感叹：“弟胸中问题至多，而半年来劳心事务，兼之防御攻击，方寸如麻，读书时看不入眼，印不上心，近且无心与书本接触。每念精神纷乱如此，我生其将已矣，不禁黯然欲绝。今幸鲁迅已受劳动大学之聘，不日离粤，此后之岁月或仍复我自由乎？盼之祷之！”顾颉刚迅即准备回粤事宜，连住地都大致安排妥当。他给容庚之后寄信的地址，“书目乞寄弟，粤中寓庐在东山启明三马路二层楼（尚未定门牌）”，并且特别提及，“弟现在上海候船，约四五日赴粤”[121]。

重新梳理鲁、顾的交恶，不难看出，两人的分歧和冲突并非思想或学术理念的差异，而是与背后的政治有关。正如鲁迅给郁达夫解释他在广州的“闲住”，“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因为对方的假君子，背后是有政治力量的，你若一经示弱，对方就会用无论那一种卑鄙的手段，来加你以压迫。”[122]当然，本文并非是要把二人冲突最终落在暗含“政治力量”的“呆斗”，倘如此，那么鲁、顾之间还真就是个人恩怨——各怀党见略失“风度”的私人恩怨而已，鲁迅的这次演讲还真成了可有可无的“出风头”而已。其实，铺陈这么多相关背景资料，都是为了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理解1927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总之，对于鲁迅郑重其事准备的《魏晋》演讲，我们既不能脱离鲁、顾冲突，这是基本的史实层面考察，但又不能只归因于两人的个人恩怨和个人风度，这理应属于国民革命时期的时代命题，关乎大革命时期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立场和风度命题。

四、“易代”之际的政治与文学

人不能脱离时代而存在，文学艺术也不能，鲁迅在《魏晋》演讲中就是这么认为，“时代”也是《魏晋》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那么，鲁迅为何要在广州选取魏晋这个时代来讲演？鲁迅在广州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两个相隔千年之久的时代有何相通之处？

时至今日，大多数人都认为鲁、顾冲突中，顾颉刚是不谙政治的一方，纯粹的学院文人，这样的表述显然是抽空了具体的时代情境。顾颉刚来广州恰逢清党，本是偶合，但他自认为清党是“此来有最幸运之一事”，仅就这份敏锐的政治嗅觉，一般人还真难企及。沿着顾颉刚的这一判断，我们就可看清广州的政治形势变迁是如何和学术、学校纠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鲁迅在广州的“时代”因素。

鲁迅初来广州，读书、学术和革命的关系中，革命是主导，革命情绪高涨的学生在学校尚有一定的话语权，虽然比不上之前，例如郭沫若来广大时，学生对于择师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革命的学生和老师之间，彼此可以构成良好的互动，鲁迅广州初期的各种讲演，积极鼓动学生投身实际的革命行动，而革命的学生也“怂恿”和刺激鲁迅，向鲁迅公开喊话：“只希望你不愿做‘旁观者’，继续‘呐喊’，喊破了沉寂的广州青年界的空气。这也许便是你的使命。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那里去躲？”[123]鲁迅坦诚他对于学生们“好意的希望和怂恿”，“颇为感动”[124]。

但是，清党之后，鲁迅之前眼中“平静”的“革命后方”，变得更加沉寂，因为，但凡有热烈激昂的言语和行动，总不免有“被清”的可能。革命和读书的关系彻底翻转，学习和学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这从高度政治化的《广州民国日报》及其副刊《现代青年》就可看出。4月21日《现代青年》刊发姚宝猷的《本刊今后的使命和我们应有的努力》，显示主编的变动以及副刊方向的转换。4月27日姚宝猷刊登《本刊特别启事》，进一步表明刊物今后的姿态。“我们谈革命，要有革命的德性，革命的精神，尤其是要有革命的智识。因为革命无论为破坏，抑为建设，均非不学无术之徒，所能将事。……本刊以后多刊载关于专门学术——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的文字，以救济学术荒落的青年，并图造成‘革命的读书，读书的革命’的风气。请读者诸君及海内大雅，多惠赐此种文字，以光篇幅！”[125]其中，“革命的读书，读书的革命”用加黑加粗字体凸显。虽然姚宝猷仍在强调和凸显“革命”的重要性，但很显然，主旨已然落在了“知识”“学术”“读书”这一边。此后数天，这份“本刊特别启事”都刊登于副刊的首要位置，提醒和引导投稿者。很快到来的五四纪念，亦体现出《现代青年》的方向性引导，作为清党之后的第一个五四纪念日，虽然副刊组织的纪念文章仍然肯定五四之于国民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比照之前几年对“运动”与“革命”的强调和与凸显，1927年广州的五四纪念开始出现“异样”和反思的声音。执信中学陈钟颖的《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四”》，除了站在国民党立场提出“统一学生运动”之外，还有对读书和革命、救国关系的重新阐释。“同学们！我们不要如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三年目不窥园的死生活’，……‘又有些同学以为我们做革命工作，可以置书于度外’。这两种人都是错的。我以为工作固然要做，但书亦不可不读。”作者最后特别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我们记着蔡先生的话，努力革命工作，同时又不忘读书，才能换取我们自由独立的国家！” [126]。的确，陈钟颖很准确地引用了蔡元培话的真意，这本是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之后的表态，其意虽说是理解学生的爱国，但更强调学生应该回到学校，沉静下来读书。蔡元培“五四”之后号召学生回到校园和读书的倡议，在清党之后的广州被视为格言反复征引，看似读书和革命两不误，但其实，读书和革命孰轻孰重、如何抉择，官方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而蔡元培正是此时清党的主要推手。

可见，重视学习和学术是清党后中大和广州当局新的政治诉求，也是教育局创办夏期（令）学术演讲会的初衷所在，党报《广州民国日报》的积极跟进，都凸显和强化提高“市民”“学术”的目的。其实演讲何尝是针对普通“市民”，又何尝是为了“学术”，而是当局迫切需要扭转读书、学术与革命的关系，尤其在暑期，“革命”学生无异于社会“不安”因素。市教育局郑重邀请鲁迅演讲，鲁迅的《魏晋》演讲和《读书杂谈》演讲文，先后刊载于党报副刊《现代青年》，与其说是广州当局对鲁迅的重视，毋宁说对作为“学术”和“读书”之新政治倾向“实绩”的宣传和展示。夏令学术研究会，鲁迅作为“学术”名人被隆重介绍，《读书杂谈》的介绍和报道，也凸显鲁迅作为学者的一面。“先生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多年，本年抵粤，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当教务长，多所擘画，士子赖之；刻已辞职，行将北上，专心著述，并拟经营出版事业。”[127]但很显然，鲁迅了解他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市民”，《魏晋》演讲中，讲到魏晋文人吃药与穿宽大衣服时，鲁迅有段现场发挥和联想，明显是针对他的听众——现场的青年学生。“比才（这正如，笔者加）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128]鲁迅也洞悉清党之后广州的政治生态和当局“重视学术”的真正所指，《读书杂谈》中鲁迅大谈特谈“嗜好”的读书。虽然鲁迅最后也委婉点出躲进书斋、“躲进研究室”的弊病，强调青年“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但把这篇和鲁迅来广州之处的演讲放在一起，恍如隔代。例如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鲁迅坦诚常在前线的中山先生也有许多书，也喜欢读书。“我想：中山大学与革命的关系，大概就等于许多书。但不是死书：他须有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绪，坚固革命的魄力的力量。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不过使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129]

由此来审视鲁迅的《魏晋》演讲，其看似合乎“文学”和“学术”，实乃针对广州革命沉寂现状的“聚感积虑，发为狂言”，《魏晋》演讲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氛围，也需要结合这样的时代氛围，才能真正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鲁迅离开广州前的最后一次讲演，也是鲁迅在广州的十多次讲演中情绪最激昂，手法最机警的一次讲演”[130]。“借公开的“学术”之名反对广州新的“学术”政治，固然是他的“机警”所在，也是其悲怆所在，整篇演讲文的基调正是如此。

“时代”也是《魏晋》演讲文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过去的研究对此也有所注意，认为鲁迅“借讲魏晋时代文学发展和政治斗争的历史，机智巧妙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抨击以‘巧取豪夺’手法篡权杀人的蒋介石。”[131]但正如前文所述，不论是“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抑或是给友人信中谈“咱们的‘介石同志’打进北京”，鲁迅直到离开广州之前，一直对军事北伐的蒋介石怀有期待，“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当时武汉中央政府相对的那一边。其实，鲁迅《魏晋》演讲的最后，对“时代”是有概括和说明，“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132]。“易代”之际文人的立场、选择和言行，才是鲁迅关注的焦点，“行将易代”也是魏晋（汉末、魏末、晋末）和1927年鲁迅在广州的共同之处。过去，我们常常把鲁迅的广州时代，置于国共对立的革命与反革命叙事脉络，其实鲁迅更在意的是南方国民政府行将取代北京政府，即“新旧民国”的“易代”，《魏晋》演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古喻今。

《魏晋》演讲中，最慷慨激昂的部分莫过于嵇康、孔融等魏晋文人因“不孝”“毁坏礼教”的被杀。在此，鲁迅又一次展示出“一向说”不同，又一次出现“我个人的意见”。“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明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133]更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紧接着有一大段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比附：

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的。[134]

这个比喻，与其说是用国民革命时期的例子去理解魏晋文人的言行，毋宁说，是借魏晋来言说新旧民国“易代”之际的文人和政治。鲁迅和顾颉刚的冲突，《魏晋》演讲之针对顾颉刚，由此就很好理解。

“三·一八”之后，鲁迅等人和“研究系”“现代评论派”的分歧，就不再是文化理念的差异与不同，不再是文人内部的矛盾与分歧，而是新旧民国的站位与选择。鲁迅等受到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理由是“啸聚群众”，一同受到通缉的还有像徐谦、顾孟余、朱家骅、丁惟汾、许寿裳、沈兼士、林语堂、孙伏园、周作人等[135]。鲁迅等人由此被迫南下，章士钊、陈源等打着公平、公正的旗号，助推北方政府严拿（“似乎倒是赶走”），从而获得像清室善后委员会、俄款委员会等“优美的差缺”。所以，鲁迅除了激烈抨击北京政府，同时毫无留情地揭露“现代评论派”“研究系”一些知识分子的自私和险恶用心。“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趣事。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136]“啸聚”转译过来就是“革命”，和鲁迅一起被通缉的徐谦、顾孟余、朱家骅、丁惟汾，再加戴季陶，构成改组后的中山大学五人委员会。孙伏园、朱家骅力邀鲁迅来中大，鲁迅到中大后积极运作许寿裳、沈兼士等来中大，都多少有另一地办“啸聚”学校的意味。鲁迅来广州的“一点野心”，首先就是“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137]。然而正如鲁迅致许广平信中所担忧的那样，“研究系比狐狸还坏，而国民党则太老实，你看将来实力一大，他们转过来来拉拢，民国便会觉得他们也并不坏”，“国民党有力时，对于异党宽容大量，而他们一有力，则对于民党之压迫陷害，无所不至，但民党复起时，却又忘却了，这时他们自然也将故态隐藏起来 。”[138]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鲁迅更进一步，把研究系和现代评论派来到广州，视为广州革命的危机和新民国有可能走向失败的前兆：“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素餐，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有上面所说的危机。”[139]

也就是说，早在顾颉刚来广州中大之前，鲁迅就一直在强调，要汲取民元时的惨痛教训，推进再造新民国的革命，对曾经拥戴旧民国的军阀和知识分子，则要持续打击。因此，当作为“研究系下的小卒”顾颉刚来到广州，鲁迅实在难以接受，这并非仅出于个人恩怨。他给孙伏园写信，表示“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鲁迅推荐的许寿裳中大校方一直不甚积极。鲁迅、孙伏园、沈兼士、许寿裳，都是曾经被北京政府所通缉，而中大则还真是当初所预想的另一地的“啸聚”学校。后来很多解释鲁、顾二人冲突都强调双方的意气用事，双方都有推荐自己人来中大，但其实这不能等同而论。鲁迅非常在意和抵制顾颉刚来中大，因为他“是把顾来和将引起的整个中大的形势变化联系一起看的”[140]。他担忧的是，“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 [141]后来中大发展的走向，印证了鲁迅的担忧并非多余， 7月7日，鲁迅给川岛信中说到了中大下半年的文科教员名单：“闻有丁山，容肇祖，鼻，罗常培，盖即除去你，我，玉堂之厦大国学研究院耳，一笑”[142]；8月17日信中再次说道：“此地下半年之中大文科，实即去年之厦大而撵走了鼻所不喜之徒，而傅乃大贴广告，谓足为全国模范”[143]。而且，鲁迅每每论及此时，又不止于顾颉刚和中大，是把此和整个国民革命和新民国的形势变化联系在一起看的，例如7月7日信中提到“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活动”，讽刺“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144]；8月17日信中亦有“吧儿辈方携眷南下”的描述[145]。鲁迅离开广州之前的最后一封信，是9月25日写给李霁野，他在信中不无悲凉地说道，“此地大学，已成了现代派的大本营了”，“南方没有希望”[146]，27号鲁迅就极其落寞地离开，这是鲁迅个人的失败，也是国民革命在广州的变质和失败。

鲁迅从北京出逃，最后南下广州，“南朔奔波”，正是新旧民国的行将易代的关键时刻。“当原来站在旧民国一方反国民党的人摇身一变为新民国的拥护者，而之前真正拥护新民国的一方却因反对这些投机者成为民国的异见分子，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怆就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礼教观。诚信礼教的却被投机者以毁坏礼教之名所责，所杀，把‘礼教’换成‘民国’和‘革命’就很好理解。” [147]鲁迅既反抗北方政府和“正人君子”们对“民党”和革命的迫害，又不遗余力地批判南方政府对这些“旧敌”的“宽容”。顾颉刚等现代评论派的学者们，却始终处于不败之地，他们既曾以“公理”站队北京政府，又以“不讲政治”的敏锐政治嗅觉获得南方政府的青睐。顾孟余、朱家骅站在顾颉刚一边，戴季陶、吴稚晖等欢迎胡适来广州和中大，都因为他们“不迷于社会革命之煽动”“于教育上则以奖励求学者树纯洁之风”[148]。与此相对，真正的革命者，真正为了革命和民国着想的鲁迅，却遭遇双重的“失败”。在北京，他受到旧国民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怀着“野心”到广州，又成了新民国当局眼中的“异类”。正因为此，鲁迅的“革命”是双重的，在北京是国民革命的实际支持者和参与者，在广州看似“在朝”实乃在野革命者。

《魏晋》演讲之后，鲁迅写了诸多激烈的有关革命论说的文章，也都是围绕着“易代”与“易帜”而展开，当然这些作品在广州没有公开发表，到上海之后才陆续见刊。他给李小峰的公开《通信》中说道：“一个学者，已经说是我的文字损害了他，要将我送官了，先给我一个命令道：‘暂勿离粤，以俟开审！’阿呀，仁兄，你看这怎么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缧绁之忧’了……”“土耳其鸡的鸡冠似的彩色的变换，在‘以俟开审’之暇，随便看看，实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没有？一群正人君子，连拜服‘孤桐先生’的陈源教授即西滢，都舍弃了公理正义的栈房的东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服务’了。” [149]著名的《答有恒先生》中对陈西滢南下的无比愤慨和在广州的无话可说：“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150]鲁迅因此一再感叹，“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罢”[151]，而“正人君子”“现代评论派”的“公理”，在北京那里曾经蓬勃，南方民国政府壮大之后，又开始南下得势。“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152]不仅是鲁迅，和鲁迅走得较近的学生，也在南方不受待见。“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不过有几个学生，因为是我的学生，所以学校还未进妥近来有些这样的情形，连和我熟识的学生，也会有人疑心他脾气和我相似，喜欢揭穿假面具，所以看得讨厌。我想陪着他们暂时漂流，到他们有书读了，我再静下来。”[153]

到上海“暂时漂流”之后很久，北京国民政府和五色旗下受迫害、新民国和青天白日旗下又不受待见（“可恶”）的经历与体验，依然是鲁迅言说的重点，是他讨论革命、政治与文学的关键因素。例如，直到1928年10月，鲁迅为1926年所作的《大衍发微》写“附记”，回看当初被北京政府通缉的名单，鲁迅再次愤懑感慨。“先前的有几个被缉者的座前，现在也许倒要有人开单来献，请缉别人了。《现代评论》也不但不再豫料革命之不成功，且登广告云：‘现在国民政府收复北平，本周刊又有销行的机会（谨案：妙极）了’了。而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字一二六号令，则将《语丝》‘严行禁止’了。此之所以为革命欤。” [154]

结语

1927年鲁迅满怀对新民国的向往，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他的兴奋与热烈，他的“野心”与干劲，就像回到民元之初，回到绍兴街头组织武装讲演队宣传革命的时刻。他在广州的第一场正式演讲，就以辛亥和民元为例，林霖对此有所记录：“这个时候，我以为极像民元革命成功的时候，大家都以为目的没有了，要做的事也做完了，个个觉得很舒服了。民元已过去了，民国也算成立了，但，文艺上有了创造没有？”[155]很显然，文学爱好者林霖把鲁迅国家与革命的动员导向文艺，全然不通。鲁迅对《鲁迅在广东》中收录的诸多演讲文的不满，也正是源于此，鲁迅在广东，志在为新民国的政治革命，而并非想被人视为“文学家”“学者”。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讲得更明确：“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宣传，运动，失败了又起来，失败了又起来，这就是他的讲义。他用这样的讲义教给学生，后来大家发表的成绩，即是现在的中华民国。中山先生给后人的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中山大学就是‘努力’的一部分。” [156]

顾颉刚的到来，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纷纷南下，鲁迅在广州再次体验“咸与革命”“咸与民国”……这究竟是革命的普及和扩大，还是革命的浮滑与零落呢？这究竟是新民国战胜了旧民国，还是新民国旧民国化了呢？中大的主导者顾孟余、朱家骅、戴季陶，广州国民党当局、后来的沪宁政府一边，认同的是前者，鲁迅看到的想要说的后者。然而该怎么讲呢？该怎么写呢？周遭铺天盖地的是庆祝革命胜利和成功的声音，都南下了，都革命了……。“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鲁迅又额外补充了一句，“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157]。鲁迅似乎又回到了“钞古碑”的时刻，沉寂书斋里或翻译、或整理旧作、或校勘古籍，又一次体会沉默与空虚。“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58]，著名的《<野草>题辞》就写在这个时候，写在1927年4月26日，也就是这一天，鲁迅给孙伏园信中痛斥，“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可以说，鲁迅辞职离开中大，以及后来离开广州，都和顾颉刚，和顾颉刚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有关，而并非因为清党。清党作为鲁迅1927年的重要事件，是因为有人借清党来说事，所以，鲁迅自己一再否定涉共的传言。另一方面，鲁迅始终努力着成为实际的“革命人”，纵观他1927年的言行，前线战场的革命行径—实际的政治活动—鼓动革命的宣传—文学艺术和学术，重要性和价值依序而降。《魏晋》演讲明显传达出鲁迅的“革命和政治之志”和“志大才疏”的“实有慨而言”，这在清党之后，“不讲政治”的学者和学术成为广州当局新的政治诉求之后，尤为可贵——作为革命人鲁迅的可贵。

1927年之前，鲁迅在北方支持和介入革命，成为旧民国政府的通缉犯和“公理”讨伐的对象，1927年来到新民国政府策源地的广州，他却不是“在朝”的“奉旨”革命的受益者和得利者，而和北京时期一样，因革命人的立场“华盖”霉运。《魏晋》演讲中对“行将易代”之际文人和政治的讲述，正是我们把握鲁迅1927的锁钥。1927年鲁迅在广东，仿佛清末民元之初，又如同魏晋，都是“行将易代”的时刻，魏晋孔融、嵇康、阮籍，辛亥时期的范爱农、1927年的鲁迅，他们之间完全可以互换串演。鲁迅的“落伍”和“激进”，都可由新旧民国易代这一视角来烛照，这是鲁迅自己对革命的“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是属于鲁迅自己的“宝贵的革命传统”。之后在上海，鲁迅正是带着这些“痛苦的经验”“深刻的观察”“宝贵的革命传统”，走进新的革命阵营，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鲁迅的“转向”，我个人觉得，仍然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命题，因为之后鲁迅诸多有关革命与政治的论述，都可在鲁迅的1927得到印证。换言之，魏晋演讲、辛亥书写、1927的革命言说，勾连着革命人鲁迅的“常”与“变”，可以说，国家与革命，才是理解鲁迅的支点所在。

注释：

[1] 近些年，关于鲁迅和国民革命、鲁迅和广州涌现出不少有影响的成果，如邱焕星的博士论文《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朱崇科的《鲁迅的广州转换》（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以及一系列相关论文成果，如张洁宇《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11期），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等。

[2] 张洁宇：《走出学院：一种反省与自觉——论广州时期鲁迅的思想轨迹及其意义》，《文艺研究》，2017年第11期。

[3] 邱焕星：《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4] 王富仁：《当代鲁迅研究漫谈——朱崇科<1927年广州场域中的鲁迅转换>序》，《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1期。

[5]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6] 根据1927年4月16日《广州民国日报》的《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及其他报道，广州于4月15日开始戒严清党。

[7] 《本校文史科概况报告（摘录）》，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197页。

[8] 鲁迅：《致许广平·一一二》1926 年 12月23日，《两地书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9页。

[9] 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另据鲁迅日记记载统计，鲁迅至少在中大主持参加6次教务会议。

[10] 鲁迅：《270126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1] 《世界语同志欢迎步行全球世界语学者纪盛》，《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25日。以下有关演讲讯息都出自鲁迅1927年的日记，另可参看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 参见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四）》，《中华副刊》，1942年10月22日。

[13] 鲁迅：《27022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4] 演讲次数统计来自鲁迅1927年的日记、书信，以及参考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 鲁迅日记1月4日载：“下午赴全体学生送别会”“晚赴文科送别会”；1月8日载：“谢玉生邀赴中山中学午餐，午后略演说”。1月5日鲁迅给许广平信中说，“这几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几处送别会，都有我那照例的古怪演说”（见鲁迅：《致许广平·一二一》1927年1月2日，《两地书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01页）。1月4日厦大全体学生送别会和1月8日中山中学的演讲亦有陈梦韶的回忆文章《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佐证，参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04页）。由此可见，鲁迅1月离开厦门之前，至少有两次演讲。以下未注明出处的演讲讯息都出自鲁迅1927年的日记和相关书信，另可参看朱金顺辑录《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马蹄疾的《鲁迅讲演考》。

[16] 李宗刚把鲁迅讲课和演讲统计在一起，1924年次数最多，为103次，但这一年鲁迅基本是在高师、女子师范、北京大学等校兼课，属于讲课性质。授课之外的演讲，显然是1927年的23次演讲为生平之最，而李宗刚统计本年的授课和演讲仅为9次。李宗刚：《鲁迅讲课及演讲的数据统计》，《临沂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7]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18] 鲁迅：《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9-420页。

[19]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20] 鲁迅：《340522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21] 鲁迅：《341211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22] 鲁迅：《341214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295页。

[23]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24] 鲁迅：《<小约翰>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283页。

[25] 详细论述参见邱焕星：《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

[26] 鲁迅：《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33页。据1927年8月5日的日记记载“寄市教育局讲演稿”。

[27] 鲁迅：《281230致陈濬》，《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28] 鲍国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记录稿到改定稿》，《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7期。

[29]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

[30]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31] 王世家、止庵编，[日本]鹤见祐辅（著），鲁迅（译）：《读的文章和听的文字》，《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32] 欧阳山：《光明的探索》，《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33] 参见刘克敌：《鲁迅的魏晋文学研究及与刘师培、陈寅恪相关研究之比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6期。

[34] 对鲁迅魏晋研究和魏晋“文学自觉说”有争议的文章分别参见张海英、张松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6期；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35] 据《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的消息《市教育局举办夏期学术演讲会》，“凡属市民，有相当听讲能力者，皆得报名听讲”。夏令学术演讲会，冠以“学术”之名，也有“使一般市民，得有研究较高深的学术机会为宗旨”。但参看相关演讲的题目和报道，多以教育、心理、经济、政治、革命、卫生等应用和普及为主，同时显然有巩固和促进国民革命的鹄的，例如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等都是重要的演讲内容。相关内容参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8日、12日、13日的报道。

[36]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1日。

[37]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1日。

[38]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二）》，《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2日。

[39]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二）》，《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2日。

[40]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41] 鲁迅（讲），吴之苹（记）：《革命时代底文学》，《黄埔生活》周刊第四期，1927年6月13日。

[42]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页。

[43] 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三）》，《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2月8日。

[44]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林霖的记录稿是“我并非一个斗争者”。

[45] 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三）》，《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2月8日。

[46] 毕磊党员身份并没有得到证明，更多是后来人回忆，姑且存疑。

[47] 坚如（毕磊）：《欢迎了鲁迅以后——广州青年的同学（尤其是中大的）负起文艺的使命来》，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页。

[48] 有关此论述亦可参考李伟江的《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第42-43页的注释（2），李伟江坚持《读书与革命》应被收入《鲁迅全集》，而编者张钊贻则根据《老调子已经唱完》版本的整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作了编者注。

[49] 鲁迅：《致许广平·九十八》1927年12月2日，《两地书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50] 鲁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04页。

[51] 李长之：《鲁迅批判》，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109页。

[52] 鲁迅：《致许广平·一一九》1927年1月2日，《两地书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98页。

[53] 鲁迅：《海上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8页。

[54]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7页。

[55] 鲁迅：《281230致陈濬》，《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56] 参见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中的相关论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57] 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58] 鲁迅：《270530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59] 鲁迅：《27051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60] 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79页。

[61]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六）》，《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7日。

[62] 鲁迅：《27061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63] 鲁迅：《27070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64] 鲁迅7月7日给章廷谦信中说，“看我自己的字，真是可笑，我未曾学过，而此地还有人勒令我写中堂，写名片，做‘名人’做得苦起来了。” 鲁迅：《27070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65]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六）》，《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7日。

[66] 鲁迅：《27080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67] 鲁迅对陶渊明一直强调其“志”和社会政治相关的一面，后来也因此和朱光潜有关陶渊明的“静穆”发生论争，参见朱光潜：《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中学生》，第60期，1935年12月号；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68] 鲁迅：《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69] 鲁迅：《270712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70] 鲁迅：《27071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71] 《章廷谦致周作人信十封》，《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72] 施晓燕：《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上）》，《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2期；《顾颉刚与鲁迅交恶始末（下）》，《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第3期。

[73] 符杰祥：《揭开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谜的新线索》，《粤海风》，2009年第5期。

[74] 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75] 陈子善：《王富仁<鲁迅与顾颉刚>序》，《中华读书报》，2018年6月6日；王富仁的相关论述参见《鲁迅与顾颉刚》，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76] 鲁迅：《铸剑》，《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3页。

[77] 国民党广州市教育局举办夏期（令）学术演讲会的相关消息和报道，可参见《广州民国日报》7月6日之后的持续跟进和报道。鲍国华围绕鲁迅的《魏晋》演讲，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全面梳理，详见鲍国华：《鲁迅在广州夏令学术演讲会演讲史料考》，《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

[78] 《本市夏令学术讲演会讲题录》，《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4日。

[79] 鲁迅：《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80]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7页。

[81] 鲁迅：《270420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82] 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83] 鲁迅：《270426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84] 鲁迅：《270515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85] 鲁迅：《270530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5页。

[86] 鲁迅：《270612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87]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9页。

[88]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9页。

[89] 鲁迅在1927年8月8日给川岛信中说，“《中央副刊》我未见，不知登的是那一封；但打起官司来，我在法庭上还有话，也许比玉堂的‘启事’有趣”。由此可见，鲁迅直到8月份仍然不知他的私人信件被公开刊登的事情。鲁迅：《270808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90] 鲁迅和顾颉刚的关系可参见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91] 《章廷谦致周作人信十封》，《鲁迅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

[92] 鲁迅：《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页。

[93] 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6页。

[94] 国民革命时期的存有太多类似的情形，例如前文提及的毕磊，还有像郭沫若，因为清党对他们的影响，后来的回忆和记述，遂就成了他们大革命时期作为共产党人的证据。而根据共青团粤区委1926年4月有关学运概况的报道，民权社“左倾之领袖毕磊”是可以团结也需要提防的左派青年，参见《团粤区委关于三个月来学运概况的报告》，广东省档案馆、广东清运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355页；有关郭沫若党员身份回忆的辨析，参见蔡震：《在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中看郭沫若的1926-1927——兼论与此相关的史料之解读及补充》，《郭沫若学刊》，2007年第1期。

[9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1927年3月1日，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2页。

[96] 鲁迅：《日记十六（一九二七年）》，《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97] 鲁迅：《270612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98] 参见鲁迅《<坟>题记》的相关论述。

[99] 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100] 鲁迅：《270717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101] 《市教育局举办夏期学术演讲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

[102] 《市教育局将举办夏令学术讲演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2日。

[103] 《市立夏令学术讲演会之进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3日。

[104] 《本市夏令学术讲演会讲题录》，《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4日。

[105] 鲁迅给友人信有云：“近偶见该《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已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 鲁迅：《19270817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06] 鲍国华：《鲁迅在广州夏令学术研究会演讲史料考》，《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

[107] 鲁迅：《270717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108] 欧阳山：《光明的探索》，《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109] 参见陈军：《胡春霖传略》，方兆本主编：《安徽文史资料全书（巢湖卷）》（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8-1680页。

[110] 鲁迅：《270707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11] 鲁迅：《270712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

[112] 鲁迅：《270802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13]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7页。

[114]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0页。

[11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4页。

[116] 顾颉刚：《致叶圣陶（五五）》（1927年7月6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1页。

[117] 鲁迅：《27072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社，2005年版，第55页。

[118]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6-67页。

[119]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5页。

[120] 鲁迅8月2号给江绍原信中明确说“支持家者，谓济深也”，鲁迅：《270802致江绍原》，《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121] 顾颉刚：《致容庚（二三）》（1927年9月30日），《顾颉刚书信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5页。

[122] 郁达夫：《回忆鲁迅》，陈子善，王自立编著：《郁达夫忆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123] 宋云彬：《鲁迅先生往那里躲》，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49页。

[124] 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125] 姚宝猷：《本刊特别启事》，《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27日。

[126] 陈钟颖：《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五四”》，《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5月9日。

[127] 《新文学巨子鲁迅》，《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7月16日。

[128]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三）》，《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3日。

[129] 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30]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另注：《魏晋》演讲之后，鲁迅9月份继续写了一系列激烈文章，如《辞“大义”》《答有恒先生》《反“漫谈”》《忧“天乳”》《革“首领”》《匪笔三篇》《谈“激烈”》《可恶罪》等，慷慨激昂可比《魏晋》演讲，但这些文章都在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之后，在广州之外的地方才陆续见刊。

[131] 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132]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七）》，《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7日。

[133]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六）》，《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6日。

[134] 鲁迅（讲），邱桂英、罗西（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六）》，《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8月16日。

[135] 名单参见鲁迅的《大衍发微》，《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0页。

[136] 鲁迅：《可惨与可笑》，《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

[137]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两地书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138] 鲁迅、景宋：《<两地书>原信》，《两地书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8页。

[139] 鲁迅：《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198页。

[140] 张硕城、张良栋：《鲁迅脱离中山大学原因探辩》，《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3期。

[141] 鲁迅：《270426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142] 鲁迅：《27070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143] 鲁迅：《270817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144] 鲁迅：《27070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145] 鲁迅：《270817致章延谦》，《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46] 鲁迅：《270925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147] 张武军：《作家南下与国家革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48] 《戴传贤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3页。

[149] 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9页。

[150] 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页。

[151] 鲁迅：《革“首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152] 鲁迅：《“公理”之所在》，《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515页。

[153] 鲁迅：《270919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54] 鲁迅：《<大衍发微>附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页。

[155] 鲁迅讲，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7日。

[156] 鲁迅讲，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119-120页。

[157] 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页。

[158]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