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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独特的文体与悲郁的情怀——鲁迅小说教学阅读札记

阅读鲁迅，笔者和大多数人一样，也是从初中语文课本开始的。《孔乙己》的故事简单，人物形象鲜明，那时笔者年少，缺乏对生活的感悟和认识，没有理解鲁迅文字背后的悲悯情感。尤其对孔乙己没什么好感，因记忆中的父亲不理家事，这是爷爷让他读了书而骄矜自毁，成了一个现实版的“孔乙己”。其实，从弗洛伊德心理学来说，这便是我少年的伤痕记忆。个体生存的悲苦和精神的创伤，往往与时代、国家、政治紧密关联。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殊年代留给许多家庭无妄之灾。那个特殊年代留给我心灵和情感的深层伤害，而在反复读鲁迅，对其批评体会过程中，消解了诸多偏执而自卑的情绪，逐渐打开了心结。2007年发表的《〈孔乙己〉的叙事人称及其叙事结构——鲁迅作品细读的再批评之一》（《名作欣赏》2007年第6期）一文，虽不能说完全流于文本分析的表层，却也未能触及深层悲悯情感的诗意情怀，不大满意。因此，十年后完全重写了一遍，2018年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鲁迅作品细读的再批评”其实是文学史课堂教学的札记，基于年少记忆而不断重读的感悟。“阅读和理解鲁迅文学，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层面和文脉，譬如读者自身的阅读体验，鲁迅的个人史，或者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社会史，乃至世界文学史，等等。无论是中学生出色的阅读感想文，还是文艺批评以至研究论文，都是在某个层面和脉络中进行深入广泛阅读的产物。”得悉潘世圣翻译《东亚视域下的鲁迅言说》书讯，读到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中文版序里的这段话，颇为感慨。鲁迅研究于我是心灵和情感的需要，也是每年要讲授和讨论的专业修为之一。少有史料沉潜和理论钻探，浅陋如我，只能以札记记述一些感想和思考。

一、 文本、文体与文化

鲁迅小说，包括杂文，其根本的价值或者说独特性，在于古今文化之间的文本创造及文体风格。“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研讨中，鲁迅及其作品的研讨是重中之重。研究生教学中，要求对鲁迅“弃医从文”撰写的五篇文言论文，特别是《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作重点阅读。鲁迅先生之文人情怀、之浪漫主义个性、之革命精神，充分地灌注于《摩罗诗力说》的行文中，而《文化偏至论》则肇始了鲁迅立足人类历史，审视人类活动的现代性思考。在我安守本分的教学理念里，其实更看重本科的日常教学和课堂研讨。每年秋季学期大一新生“中国现代文学史”课要讲《狂人日记》。《狂人日记》之于理解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使之始终为学界讨论的重要文本，也是一个自觉的现代文学课教师需反复斟酌的教学难点。《狂人日记》是一个经典的文学文本，过于个性化的文本结构和文体特色，有人甚至怀疑鲁迅小说的现代性特征。不说鲁迅谙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多样形态和言语特色，来自西方现代小说的叙述方法和透视内在情感的叙事追求也早已融会于其小说创作的“尝试”［1］中。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欧洲近代哲学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开启了鲁迅文艺批判思想的天窗。进而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派文学思潮也直接影响了鲁迅的文笔和思想。有人说，鲁迅小说创作的“总头脑”是《狂人日记》，其反封建礼教和揭示国民性的所有作品皆在此总的框架范围中生发并具体而微地演绎滋生。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里分析说：“艺术作品只是服务于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就是艺术作品可以使我们享受到的这种绝对的想象经验。”［2］鲁迅的小说就是合启蒙批判之目的性的“绝对的想象经验”。这种想象经验的文本载体和文体特色，自然离不开中华文明本源性文化心理与叙述者个体情感的能动的强力激荡。

“这种以对象为根据并唤起审美经验的直接结构内容并不是进一步思考的出发点，而成为最终和直接的激发，使审美与日常的思想情感分化开来，同时与对现实的科学反映和研究相区别。”［3］因此，与学生讨论《狂人日记》，首先提醒他们务必重视文言楔子（序）与十三则白话日记（正文）互补的总体结构。

晚清至五四，维新启蒙的文化嬗变是惊心动魄的内宇宙地震，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感，经历了尤为沉重复杂的撕裂震荡。这种嬗变和撕裂有诸多表现，新文学作家的典型文本是一个重要的佐证。胡适之新诗《尝试集》，几经删改，其《自序》中说：“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集。”坚定地改良文学和尝试白话诗的先驱者因迷恋古典的抒情表意系统而留存了旧体诗。新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郭沫若之长诗《凤凰涅槃》，也是以精心校订的文言小序作为整首诗的铺垫，虽包涵了超历史想象的宇宙精神和文化大同思想，却无法否认其潜意识里的辞章旧习和言语矜持。五四白话新文学“新生”的胞衣带着文化承传的血迹，这是文言与白话嬗变的历史阵痛，不可更改地凝结成《狂人日记》两相对照的文本结构。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依然割舍不了自己的历史尾巴，可见文化的惯性力量多么强大。而狂放的新诗人郭沫若从地主兼营工商业的小康家庭出来，《凤凰涅槃》文言之序祭奠久远的文化传统，流露出夔门而能跨海留洋者的自得与欣喜。语言和语言的表意系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密码符号，蕴涵了极为深沉丰富的典雅精神和美学价值。鲁迅出身士大夫官僚地主家庭，其古典文化的精神情感更为沉郁深厚。汉语是中国作家的生命蛋白，因而在否定古久历史和文化的大荒时代过去之后，汪曾祺、昌耀、张承志、贾平凹、陈忠实、海子、莫言、阿来、石舒清等当代作家和诗人，触摸到语言艺术的本真时，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对汉语的敬畏。

汉语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载体的根源意义和人文积累在于文言。不少学生反映中学也讲《狂人日记》，但不会特别讲解文言序。2020年4月10日笔者整理这教学阅读札记，需引用原文，打开华语网，惊奇地发现，标注“鲁迅《狂人日记》全文”，竟然省略了文言序文。王贺在《“数字人文”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问题与方法》一文中提到，就有学者在一非正式场合，以其主持增补钱谷融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的工作为例，直率地向目前的“数字人文热”发出批评：“我再三告诫学生，凡是电子文献，如能找到‘实物’，一定要以‘实物’核对‘电子文献’，不要迷信什么‘数字人文’。”［4］这种警惕说明“数字人文”和电子文献建设还很不成熟，一般读者漠视文本，直接忽视文本的完整性，已经伤害到专业的经典阅读，甚至批评视域。［5］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序言：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此段话的注释［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首次采用了‘鲁迅’这一笔名。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小说。作者除在本书《自序》中提及它产生的缘由外，又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指出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可以参看。”这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内文的注释。从1958年10月诞生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开始，注释鲁迅作品的主旨、背景、人物和思想，建构了新中国鲁迅的光辉形象，也在对鲁迅作品编辑出版的历史上留下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中的微妙和细节，举一反三，可以参看董炳月翻译的藤井省三《〈故乡〉阅读史》。《狂人日记》这篇小说的主旨确实是“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然而，更深的蕴意和思想，特别是鲁迅自觉疏离文本的特殊心态和矛盾情怀，还得从文本的总体结构把握。换句话说，这小说文本的独特性、经典性，还有文化象征的寓言内涵，皆须重视文言序与“日记”正文之间的结构张力。

文言序交代“狂人日记”出处来历和“撮录”目的的同时，有意强调“狂人”痊愈去“候补”。文白对照，第一个文化象征层面是显豁的，文言代表传统力量，而白话代表维新启蒙立场；第二个层面暗示了“明白人”，精神正常的人，身份明确的“我”（文本提供者、建构者，包含了叙述者内在的游弋眼光）习惯用文言的表意系统，而“迫害狂”之类的“荒唐之言”恰恰是白话，也就是日常的生活话语；第三个层面的意义内涵，在互文的矛盾建构中尤为深刻，病愈后的“狂人”“赴某地候补矣”！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狂人日记》注释［2］说“候补 清代官制，只有官衔而没有实际职务的中下级官员，由吏部抽签分发到某部或某省，听候委用，称为候补”［6］。那么文本最后“救救孩子……”启蒙呐喊的意义何在？由谁承担？这种意味深长的文本建构，无形中进一步揭示以文言表意系统为载体的传统文化力量之强大——“狂人”反抗礼教和挑战家族的精神病，不仅被遏止，而且早已回归“学而优则仕”的正道了。这种文本相互映照的意义，才是鲁迅经历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历史风云之后的深刻反思，几近绝望。孙郁说：“鲁迅笔下的狂人也是正常人的反向表达”，“鲁迅的文字有地狱般的惊恐，是变形的空间的电光之舞，转动着死灭般的存在”［7］。鲁迅明白，封建伦理和礼教思想的强大力量，可以碾压一切出轨者和反抗者。

吃人的人，狂人，真的人，三位一体，却又难以完全相互兼容。不是狂人的言语，而是叙述者跳出来的慨叹和追问：“难见真的人”，“真的人还有吗？”以“狂人”作为初步觉醒者的形象呼喊“救救孩子”。但这个“狂人”却在文言序中已经被消解或者说颠覆。文言序与“日记”正文之间的结构张力，令人惊叹的同时，可也揣想，这也是中国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造成的文本奇观。承前启后，出身士大夫家庭的周氏兄弟是现代文章的大家。鲁迅作品自身的文化内涵以及不断被拓展的阅读阐释，已成为超文本存在的文化标本。《狂人日记》是这种文化标本的经典之经典。典雅的文言与强劲的白话对立互补的结构，也说明了《狂人日记》新旧之间文体转换的历史特征。典章制度，文章流别，文字构成书面形体，与内涵意义相辅相成，皆生成于历史的积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传承久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文体的高度自觉。中国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严格区分各种文体及其功能。每一种文体根据功用、格式和要求，写法有别，伦理有别。诗书礼易春秋，文章乃文人士子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奠定了中国古代文体的深厚渊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门别类，至明清尤甚。

当然，中国古代主要是文章分类之文体，注重文章功用伦理和形式类别，也特别注重和区分文笔雅俗。五四“文学革命”形成新的现代文学批评的文体内涵。传统文学以诗文为正宗，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文乃文章之总称，功用伦理和形式要求之上，儒家为主体的文人之文重点在于修齐治平的道德、学术和思想等宗旨。崇古而成文苑风流，主体个性显现的文体风格滥觞于魏晋风度，而文章风格的个性化艺术追求，修大道而炼性情，则总于唐宋八大家的历史广大和集大成，漫漶明清数百年。五四以降，应用之文逐步与文学之文区分疏离，统摄文章学术之大文学概念逐步被文学艺术之“纯文学”概念所取代，且形成了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文学文体区分及其批评话语系统。

那么，《狂人日记》介于传统文体学与现代小说叙事学转换交点上，显现了怎样的文体特色呢？

文艺理论批评的文体，包含了上述的历史内涵，首先是文章文体和文学文体递延嬗变的范畴界定。其次，文体是流派论审美关照的方面之一，尤其是中国散文（古今贯通的文学分类的散文）的叙事和抒情，更是不断充实着文体风格和流派特色等学术内涵。当然，文体论的历史积淀和当代语境的理论生发，又多借以批评作家个性化语言为核心的文体风格。如果借助20世纪90年代语言学转向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每一个独立存在的文本具备其独特的文体形态和意义内涵，自然也就形成了各自区别于他者的文本特色和文体风格。中国文化历来崇文重道，文体的外在形态、结构与内在的意义、思想等务必自然浑融。因而一个作家文体的独特性，可能在普遍的意义和要求之上，自会彰显作者精神、思想和情感的个性特质，必然综合显现为文本的艺术特色。鲁迅精研中国古典小说之语言和叙事，形成《呐喊》《彷徨》中简洁而传神的语体风格，而具体到白描、皴染，映衬、草蛇灰线等艺术手法及得心应手的创造性发挥，看似平淡的小说叙事文本因此而具有了可以反复被细读的艺术张力。同时，鲁迅小说又得益于西洋文学精神之涵养，注重人物心理情感的暗示，直面人的生存处境，特别注重场景的暗示与烘托。鲁迅每一篇小说的文体结构和叙述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显示了文体家的艺术才华和追求。

读书是岁月和生命的守望，进入鲁迅文本的阅读是一种生命内在的跋涉。20世纪90年代，问学长安，阎庆生先生给我们细读鲁迅作品的理论基础，而李继凯先生则开阔了讨论鲁迅的人学视野。笔者以此为起点，努力在钱理群鲁迅研究的性情化和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思想性之间探寻思考，沉浸于更多的学术阅读和参照。21世纪初，又跟随朱文华、陈鸣树等沪上名家研修，在完成《晚清与鲁迅思想文化个性》博士论文写作的艰难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狂人日记》等鲁迅文本的文化意义。尼采以来近代形而上哲学批判揭穿宗教专制的思想迷雾，文化回归精神本质是个体体会人类历史的心灵想象。简言之，自魏晋文人张扬与时代悖反的个体性情以来，绵延不绝的精神自嘲和历史反讽的文化精神，激荡文人心志。真正的文化狂人是精神的存在，潜流入海，成就了鲁迅及其《狂人日记》，包括以此为“头脑”的所有启蒙批判的文学作品。历来文人始终在政治伦理规训和文化自足完善之间寻求精神空间，而文学（艺术）存在的意义自然更倾向于在个性和专制之间寻求审美自由。二十四史与稗官类书之间的海量阅读，形成鲁迅小说与杂文极丰茂多元的文化品格。因此，鲁迅的小说是文化小说，或者说是文人小说，区别于一般作家小说大众化的叙事立场，超越了描摹生活的一般情感。特别是《狂人日记》日记体文本的再创造，文化批判的启蒙呐喊，从一开始将自己的“小说”区别于他人的文本或“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大胆的揭露和冷峻的批判，超越作家自我的特别矜持而成为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宣言书。“总的头脑”，不仅是思想的独异，更在于文学语言的戛戛独造，数千年古国历史叙事语言，诗性语言，哲学语言，心理学和病理学维度的科学语言，语言的暗示性和象征色彩，等等，不一而足。最后还须强调一点，鲁迅小说文本始终贯穿了文化哲学批判的理性精神和现代主义人性批判的多重力量。“在托尔斯泰和诸多西洋文学家的思想的参照里，鲁迅不是讲什么是人道的文学，而是指陈什么是非人道的遗存。对非人的存在的攻击，才是那一代人题中应有之意。”［8］换句话说，鲁迅以《狂人日记》为滥觞的五四新小说是古今文体贯通的艺术形式的再创造，更是东西文化大背景上文学观念嬗变与语言学理论沟通交融的文学书写，思想情感幽深而文体风格卓异。

二、 思想、情感和精神

对于鲁迅思想、情感及个性精神的理解，不可孤立地审视，须总体性关照，而三者尤为特出而集中显现的文本，笔者认为是《呐喊·自序》。精神界战士的人生选择、启蒙追求和情感思想，首先郁勃成熟于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后的读写翻译，自足完满于《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言论文的撰述。鲁迅思想感性显现和现实批判的审美涅槃，却是机缘巧合的五四思想启蒙要求下的小说艺术创制中完成的。鲁迅创作的小说不多，收了三个集子，总共33篇（有研究者将文言小说《怀旧》亦计算在内，那就是34篇）。但每一篇皆可精读细读。譬如郜元宝先生新近对《兄弟》的解读［9］，令人耳目一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呐喊》和《彷徨》两个自选集是特别要求学生细读的重要内容［10］。而真要读懂或者说进入鲁迅小说文本的结构、历史语境和情感思想，显然关联这两部小说集写作背景的《呐喊·自序》尤为关键。《呐喊·自序》偏偏是不像小说的小说叙事，不是自传的自我精神的真实考量。此文“叙事”真实而饱满，“考量”精微而深邃，成了鲁迅清算自己人生体验、思想养成和情感世界的重要文献。《狂人日记》里历史超验的质疑现实和自我批判的理性精神，在《呐喊·自序》进一步得到阐发：“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从鲁迅“弃医从文”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来说，《呐喊·自序》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不能说鲁迅思想有三次变化，但因时代和环境的遇合影响，确实经历了三次自我反省、自觉选择。最重要的自然是晚清维新启蒙思潮中，介于科学救国和革命情怀之间反省而选择“弃医从文”。第二次，辛亥革命之后政治黑暗和民主革命起伏的动荡中，思想启蒙再次兴起，加入《新青年》阵营而选择建设“新文化”。第三次，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军阀专制导致民主革命论争的严酷情境下，定居上海、加入“左联”而选择了民主革命的批判立场。康梁变法，谭嗣同就义，辛亥革命，秋瑾牺牲，近代以来家国忧患刺激震撼着每一个优秀的华夏儿女，鲁迅人生追求与时代遇合，文化启蒙和民主革命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文学活动。借用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研究成果来说，《呐喊》《彷徨》等二十多篇小说成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从文学形式和内容的根本意义和审美创造来说：“内容和形式——在我们前面所规定的双重意义上，明确地表现着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这种自我意识的展开只是在以下条件中才有可能，即它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此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不是异己的力量，这个世界表达了独立于人存在的现实的本质，同时又是由人自己所创造的、与他的本质相适应的宇宙。”［11］《呐喊·自序》是呼应《狂人日记》，进而与《呐喊》《彷徨》其他小说构成了一个鲁迅的审美批判的对象世界。

文学借助语言创造意义世界，“语言是可以撕裂精神之维的，形象的塑造能够直抵精神的本质”［12］。因此，毋庸讳言，精神界战士是自我批判和反封建的文化战士，也是反抗现实和赞同社会革命的民主斗士。承前启后，这种基于个性主义维新思想的精神和情感嬗变，尤其是与民族忧患与时代抗争无法剥离的启蒙情结和反抗精神，在《呐喊·自序》冷峻的自我剖析中有了特别的集中呈现。

此序在个人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发展的叙述回顾中，特别说明《狂人日记》产生的情景，那就是《新青年》轮流编辑钱玄同（林纾小说《荆生》以“金心异”影射）不断鼓励的结果：“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这篇回忆记述之文，是在投出《社戏》、编定《呐喊》之时，记于北京，不仅交代了《呐喊》创作的思想由来，而且也开启了“彷徨”的叙事情感。

《呐喊》的由来，“彷徨”的情感，自会交织显现一位受新学思想影响弃医从文而参与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界战士一贯的情志立场。鲁迅自南京求学接触新学，新旧之间掘进或坚守的始终是启蒙思想。而其情感以深刻的家国情怀为基调，始于1902年断发明志慨而慷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31年柔石被捕后，鲁迅重写《自题小像》时说：“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其实，为启蒙文学家为精神界之战士，纵观一生，黑暗的压力越大，鲁迅的反抗精神越是决绝而坚韧：

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中国旧体“无题”诗，自有传统，可以题写于亭台楼阁、山水名胜。文人情志，“无题”面对的是自己内心，亦可面向广大的宇宙。然而诗人吟成诗句，低眉想来，发现却无处可题写（发表），只有月光如水，照着“黑衣人”［13］。了解了鲁迅写这首诗时血雨腥风、家国飘摇的现实背景，我们就会更深地体会和理解鲁迅的悲愤之情。这种情感、思想和精神更加涵蕴的记写，是与同样具有文人气息的新文学作家郁达夫交往中酝酿而成的《自嘲》一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1932年鲁迅写的这首诗，广为传诵。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鲁迅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诗人情志，但性格刚毅冷峻，“气魄深沉雄大”，具有越地人强烈的复仇精神。

因此，鲁迅的文学创作蕴藉了诗人的情感和思想，凝结着民族的意志、性格、气魄，也记载了个体的痛苦、血泪和不屈。《呐喊·自序》以独特的沉郁笔调回忆年轻时候的梦和世间冷暖，从中可以深切体会鲁迅个人的遭际印证的近代以来家国民族的屈辱和忧患。简净的文字映照铭感的心灵，士大夫家庭的文化情怀和个性精神是辩证统一的。追溯鲁迅思想和精神戛戛独异的人生历程及情感基础，有人批评认为：“鲁迅原初的家国情、英雄怀、铁血心，高洁的生活之趣又呈现出鲁迅本有的生活味、芳洁志、余裕心。这种生命底色实则是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发出‘至诚之声’‘温煦之声’的原初生命势能。”［14］这篇自序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偏重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启蒙选择，下部重点交代《呐喊》创作的背景和过程，也就是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缘由和思想。全篇文字在铁屋子的比喻和耳熟能详的警句之外，贵在鲁迅直面文化启蒙者难以驱除的“寂寞”。文笔情感之悲郁充沛，个性化语言风格之凝练，还有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真挚的自我解剖，使《呐喊·自序》成为研究鲁迅思想、情感和个性精神最重要的文献。《呐喊·自序》与《狂人日记》前后呼应，“狂人”撕裂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本质，“自序”剖析了启蒙者自己内心的苦闷，发出悲愤绝望的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特别是《呐喊·自序》，理性批判和悲郁情感交融，以蕴藉的或者说具有象征色彩的个性化语言传达了鲁迅深邃的反封建思想和坚毅的新文化启蒙立场。其实，鲁迅根本思想形成于晚清留日期间，诗文互征，前后一贯，这就是从《摩罗诗力说》而来的精神界战士的真正追求。

注释：

［1］笔者在文学史的教学中，为了授课讨论的便利，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划分为“倡导尝试时期（1917—1920）”和“文学社团时期（1921—1926）”。但开风气不为师，1917年《新青年》杂志同人陈独秀、胡适、周作人、李大钊等开始倡导“文学革命”，以胡适《尝试集》为代表，很快出现了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叶圣陶、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田寿昌、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新文学作家最初的创作，而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日益彰显，毋庸置疑。

［2］转引自《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世纪初的新声”，张德兴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3］［11］［匈］卢卡奇： 《审美特性》，徐恒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第184—185页。

［4］王贺： 《数字人文”取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问题与方法》，《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02期。

［5］2020年1月8日，笔者批阅2019级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I）”试卷，发现学生备考的材料大多来自网络。其中重点考察题是赏析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形成一篇不少于一千五百字的评论文章。试卷还专门提供了这首诗。但相当一部分学生几乎无视诗歌文本的存在，各种网络“答案”替代了直面作品的分析。其实，更为可怕的，近年来专业课堂上讨论作家作品，不少同学缺乏读作品的自觉意识。难得发言，留神一听，所谓议论的见识来自网络浏览。更为机灵的，现场搜索，发挥起来振振有词。阅卷之余，我立足这首诗版本排版和作品细读写了赏析的长文，班级群里与学生交流，但安心读我长文的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而其他同学假装没看见。这也是我整理鲁迅小说阅读教学札记的初衷。不是说拒绝网络，拒绝“数字人文”建设，同样借助王贺的批评：“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探索怎样才能在避免‘技术崇拜’‘图像谬误’‘数字陷阱’与‘白色噪音’内容生产（网络上必然存在的大量过时的、无聊的、低质量的内容）的前提下，通过数据、地图、表格的绘制和各种图形设计界面（GUI）、数字化形式的设计，以及进一步的文字解读，拓宽人类的认知疆界（使科学与人文深度融合），提升我们的数字读写能力（digitalliteracy），发展出更具批判性和思辨性的思想视野，回应传统人文学术的关怀并对其作出经得起反复讨论、批判的理论贡献（这一发展方向也被称为“批判性数字人文”）。而这些目标无疑还需要我们今后长期的探索与思考。”

［6］此注释之外，鲁迅作品的引文，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为准。

［7］［8］［12］孙郁： 《鲁迅与俄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4页、第226页、第7页。

［9］郜元宝： 《〈兄弟〉二重暗讽结构——兼论读懂小说之条件》，《文学评论》2019年6期。

［10］《故事新编》涉及的文本和文体问题，更为复杂。因此，只要求细读《铸剑》。打破对古人和历史的迷信，揭示本真的情态，“没有将古人写得太死”。《补天》是首先打破神话的禁忌和求仙的迷信，与“五四”思想革命破坏一切权威和偶像的“将令”一致。《奔月》里后羿和妻子嫦娥，美人残照、英雄潦倒，妻子出奔、神话破灭。可说也是借鉴了传说故事而成反讽和戏谑的新剧，嘻哈现实和颠覆庄严的意味。《理水》嘲讽学者、政客和一切唯利是图者，治理灾难，投机取巧，各有表演。尧舜禹者，人虫而已，也是上下共谋，权威天下。上行下效，阿谀粉饰，自然好一派圣世太平景象。这是直接讽刺当局乱象和现实黑暗了。《采薇》嘲讽懦弱者的意义非常显豁，伯夷叔齐懦弱卑怯，孔乙己都难及其迂腐。《出关》直接嘲讽老子等“为而不争”、消极避世，而于现实毫无意义。《非攻》肯定了墨子等求实践行的品质和智慧，却反讽庸众，实为说明墨子等无法真正改变现实的窘况和思想局限。《起死》对话情景剧，反讽虚无主义者庄子等言实不符，碰到现实伪饰逃避而已。

［13］“黑衣人”是鲁迅历史题材小说《铸剑》塑造的经典形象。王瑶解读《故事新编》说：“黑衣人不惜献身来坚决复仇的坚强刚毅的精神以及他同青年眉间尺的关系，而他的名字‘宴之敖者’恰好又是鲁迅用过的笔名……精神的某些方面与小说作者的联系，不能不感到鲁迅经历和心情在作品中的投影。”鲁迅悲郁决绝的复仇精神，在《女吊》和纪念秋瑾等不止一次强调的“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一语原出自明末王思任致马士英的信。明弘光元年（1645）清兵破南京，宰相马士英逃往浙江，山阴王思任写信责骂说：“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可见鲁迅冷峻刚毅的性格特征和复仇精神。

［14］陈彩林： 《“戛剑生”： 通向精神界之战士的生命底色》，《理论月刊》2016年6期。

三、 悲悯、批判和诗意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家、学者和许多读者长期思考的问题，可能也是令许多不大喜欢鲁迅的人头疼的问题。鲁迅作品不仅蕴涵着鲁迅的思想、情感和个性，而且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和民族精神感性显现的批判性存在。汪晖《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一文中认为： 鲁迅把自己看作是“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的历史“中间物”，“鲁迅的自喻却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观，历史的使命感和悲剧性的自我意识，对人类无穷发展的最为透彻的理解与对自身命运的难以遏制的悲观相互交织。”“鲁迅小说不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这一外部世界情境的认识论映象，而且也是鲁迅这一具体个体心理过程的总和或全部精神史的表现。”［1］鲁迅小说和杂文主要是现实批判和文明批判，而深刻的悲悯情怀构成其内在的肌理。考量和细读文本，《呐喊》《彷徨》超越了启蒙批判和人道悲悯的更深厚的力量，却来自钱谷融先生所说的鲁迅小说的诗意或者说诗意蕴藉。

文化批判与现代性启蒙是新的意义阐释。文学审美批判的“意义系统阐释最终却凝聚为一种境界（意境），它空灵无常地随从人意绪寄托呈现于各种生活情境中，只是在艺术品中，意义世界才获得了稳定持存的呈现，因此，在阐释并生成意义世界的活动中，艺术与审美享有特殊的地位。”［2］从五四文学启蒙批判的意义上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国民劣根性，在鲁迅不是简单地同情弱者。《故乡》里闰土与“我”之间友谊的真挚和生分，皆是真实的，特别是闰土所要的草木灰和香炉，恰恰说明了勤苦农民土里刨食的卑微和迷信，尤其是草木灰里携带碗碟，更是艺术和生活的双重真实。既亲近又生疏的关系，贫与富之间的差距，完全可以悄悄夹带几个生活用具。这基本的生活用具在富有者倒也平常，但在闰土一家却极为缺乏。基于农本乡土社会，一般农民会有保守本分诚实的品质，但从富有的人家，特别是还有点渊源关系，顺手牵羊拿几个碗碟，却在情理之中。鲁迅诞辰百年，春寒料峭，王瑶先生解读《故事新编》［3］，精彩纷呈，但今天读来却无法完全首肯。鲁迅笔下绝端的复仇者宴之敖者（黑衣人）几乎变成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英雄形象，而必然映射现实的几篇收集前未发表的作品，却又小心地回避其犀利的现实嘲讽的意义。不知是为了呵护鲁迅的绝端正确的形象还是历经劫难心有余悸。首先，《故乡》是以离开故乡的哀伤情调为基调，其次是浙东乡村景色的文学描绘，重要的内涵是农民生活的状况，其情感的复杂和悲悯的深刻……游离故乡的情调自然得到新兴知识阶级的“共鸣”［4］，而乡土描写的艺术实践影响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乡土小说”的勃兴，但该小说文本主旨在于启蒙视域中深层的国民性批判和人的精神悲悯。

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批判小说，以发表于《新青年》之《狂人日记》为发轫，这篇作品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艺术批判的良好开端。鲁迅小说创作立足人文批判的新文化建设立场，在继承和借鉴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大胆的艺术创新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文体特色，亦包含文明批判和现实批判的深邃思想。这种思想包涵哪些方面呢？首先，从南京求学开始，逐步认同维新启蒙思想，《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阅读是开端，还有严复、林纾等人不同方面的影响。其次，维新的思想还包括科学思想，这是留学日本选择学医的初衷所在，另一方面印证于周氏兄弟早期科幻小说翻译。年轻鲁迅也大量接触民族民主革命言论，求学章太炎门下，接触了秋瑾等晚清革命者，早年加入光复会。于鲁迅，维新启蒙与民主革命并不矛盾，科学思想更是支配了其现代性批判的基本立场。这自然产生了对包括中医、诸子思想等传统文化某些比较激烈的批评和质疑，譬如20世纪30年代收入《朝花夕拾》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和《故事新编》里嘲讽先贤先哲的篇章。当然，“弃医从文”之前是多方面吸纳维新思想，而之后则是文化反思与历史批判更自觉的追求和扬弃。这种文化反思与历史批判的否认、扬弃和反思，在鲁迅是非常艰难的自我救赎，甚至是终身的矛盾和挣扎。从晚清的渴求“新生”至五四决绝的“呐喊”，鲁迅向内的反噬逐步形成自我剖析的个性主义思想，同时启蒙呐喊的外在肯定又离不开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思想。“读者是更容易进入诗人和文学家所创造的艺术情景中的人，是仅仅借助于文学语言便可以领略到文学作品的人性美与艺术美的人。”［5］

这种文本的艺术力量，首先是鲁迅的语言。文学本质上是审美的情感与语言的呈现。阅读鲁迅，语言就是情感。其次，鲁迅笔下的人物，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和农民，还有女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农民是鲁迅国民性揭示和批判的极为重要的承载者，阿Q是艺术化创造的国民劣根性的精神象征，闰土与“故乡”和祥林嫂与“鲁镇”之间投射的情感更为复杂。女性是鲁迅揭示封建伦理思想残害人性本真的艺术关照对象，《明天》《离婚》《祝福》里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绘建立在自由平等的人道主义同情考量之上，却又无法直面现实的悲苦和绝望。知识分子启蒙的象征人物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穿越在新旧之间。严家炎肯定鲁迅思想为主题的复调小说，源自自我剖析的个性主义精神，艺术精微至高境界是隐约之间看见自己的前世。《孔乙己》里埋藏着参加过最后一拨科举考试的士大夫家庭士子周氏兄弟的前世魂魄。而今生呢？《伤逝》是自我忏悔的悲愤抒情，精神与情感的病像来自刚刚过去的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启蒙。《祝福》里逃离鲁镇的“我”还是模糊的新学思想的传播者，到了《在酒楼上》《高老夫子》《孤独者》，“我”之另一重真实面目出现。当然，鲁迅所有文本的情感力量，“意义系统阐释最终却凝聚为一种境界（意境）”，那还是在于高超的叙事手法与叙事艺术。正如前文简述的，情感的悲郁深挚，叙述视角的独特，简洁的语言和白描手法，象征与心灵写实相结合的艺术精神和思想追求，以及风格迥异的文体特色等。鲁迅小说语言和语言的叙述，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力量。

文学阅读包括作品细读或文字的理解，需要体贴入微的感受，但最终的批评分析不能停留于细枝末节上。《故乡》苍黄萧索的景色里“我”的悲凉，内心情感与人生况味交织为莫名的寥落情绪，感染了文字。与故乡的人情隔膜，特别是与少时伙伴之间的精神隔膜，对于作者或者说叙述者皆是一种悲悯。“我”是悲哀的出发点，辛苦麻木生活的闰土亦是同情的对象，所以这悲哀包含了对自己和闰土，还有对下一辈人的悲悯和关怀。“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这是明显的引申开来的更广泛的人的存在和生存的悲悯关照。文学的审美批评和同情，在创作主体是高于一切生活情感的生命认同。如《药》情调阴冷的叙述中完成对华夏儿女命运的伤悼，而且是从撕裂两位母亲的内心孤苦和悲伤而形成文本多重结构和意义。

同样是揭示大众愚昧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故乡》比之于《孔乙己》《药》《明天》《风波》等，情感还是有所舒缓。因为描写多了些故乡人事的牵绊，其乡土情怀与国民性批判纠葛在一起，叙事情感就有有意疏离的矜持和复杂。从叙述者深层的情感倾向来说，鲁迅对故乡的情感与他所有的文字显现一样，冷峻深处还是超越实际人事的温情悲伤。这种蕴含“故乡”温情的撩拨，从《社戏》起始更“转成离奇和杂芜的文章”建构，是1926年完成的《朝花夕拾》。不仅仅是《狂人日记》遥夜深思的忧愤深广，鲁迅有意为之的文本背后大多是寂寞与黑暗压得灵魂不得安宁的吐纳，却依然蕴含坚持启蒙立场而形成的隐忧孤独的个性主义思想和情感。鲁迅天性冷峻，少小遭遇家庭变故，逃异地走异路，中年后又兄弟失和，生命长期处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但鲁迅始终在悲郁孤愤的情感抑制中著文行事，人前很少张皇。

再回过来看《故乡》，沉郁悲悯的叙述里更多对未来和后辈的期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鲁迅之所以深刻的原因，不是简单地揭示批判他者的张狂，而是撕裂自己内心和情感的剖析中同情所有的生命存在，特别是如闰土这样的勤苦劳作者。“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在深切的同情中考量闰土也思考自己的“悲凉”。鲁迅直面闰土等人生活的真实情感，也流露了远离故乡的伤感落寞，不无抑郁和痛惜，但在希望渺茫的悲苦体验中却依然执着于生的挣扎，所以有了最后一段的想象和议论：“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种蕴藉深厚的悲悯情怀，不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说的鲁迅作品的诗意吗？回头细读母亲议论闰土和杨二嫂的文字，其实也就是离开故乡的母亲和成年的儿子之间的议论（话题）。母亲话语里满是对穷困乡亲温和感伤的同情，甚而有点调侃的愉快（也是宽解神情落寞的老大儿子）。我“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怎又牵挂想起闰土了呢？欲说还休，自然是感慨与联想无法止住，就有了不少批评者所说的小说过多议论的尾巴。这是情感无法抑制的神思飞扬。迅哥对闰土，特别是对于宏儿和水生，也是鲁迅深心有说不清楚的哀伤悲痛，但依然存了美好的同情。正是美好同情“心境”才导致《故乡》结尾鲁迅关于希望和路的妙论。

鲁迅笔下从来没有绝对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多重眼光的批判、反省和心理审视。鲁迅文本涉及的人物形象，没有一个是大家习惯了的俗白的“好人”，包括他自己情感矛盾和思想黑暗的解剖。鲁迅小说里对每个人物是深切的悲悯同情，但这种悲悯同情恰恰是启蒙的批判，是对人的存在的理性关照，是对人性卑劣的医学解剖。因而，鲁迅小说擅于勾画眼睛和灵魂，其文艺启蒙的自觉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契合的文化批判，而不是单纯的“故事”层面的叙述和典型的“人物”性格层面的刻画。

另外，鲁迅对“故乡”的情感，也不能从一个文本孤立地来关照。《社戏》蕴含温煦情感气息外，《孤独者》《在酒楼上》，包括《祝福》描写的鲁镇，更具生命内化的体验，而且是启蒙批判的自我剖析。温情悲郁，情致深藏的，还有《朝花夕拾》里一系列回忆性的文章。鲁迅小说和散文的江南气息非常浓厚，而且就是浙东历史风物和绍兴鲁镇生活的审美批判的艺术化呈现。

《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最能体现鲁迅关于故乡和童年生活的晴朗心境。收于《呐喊》里的《社戏》，更像一篇主题为“故乡”的小说，而《故乡》或许可以名之为“搬家”。鲁迅——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浙江绍兴新台门周家一枝，从“故乡”连根拔起，搬到北方，虽然是京都。犹如周作人后来散文里抱怨：“我在北京彷惶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那么此时举家北上的鲁迅呢？忧伤灰暗心情和对未来的忐忑隐忧，弥漫浸润在《故乡》的字里行间。鲁迅是长子，为了将绍兴的母亲与家人迁至北京，1919年2月至7月间，鲁迅四处奔走，选定了八道湾11号。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等搬进八道湾，鲁迅12月南下，回绍兴接母亲和朱安等，12月29日到北京［6］。网上有中学《故乡》教学导入语： 1919年12月，鲁迅从北京回故乡绍兴搬家，亲眼看到离别多年的故乡破败不堪，农民生活十分穷困。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一年后便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写下了这篇小说《故乡》。鲁迅个性敏感要强，离愁别绪，《故乡》情调压抑。这种感伤压抑的故乡情怀，在《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还有哀伤范爱农的散文和旧体诗里，多有渗透。悲郁而深挚的故乡情怀萦绕心底而无法自拔，年岁世事不平静的1926年，故乡的回忆出现在鲁迅笔下，十篇回忆文章次第发表于《莽原》，收入《朝花夕拾》。大多为读者熟知，里面记载了他很多很多的童年、少年、成年之后的事情。第一篇《狗·鼠·猫》从收入《呐喊》里的《兔和猫》说起，冷嘲热讽，却最后落到老屋，落到祖母，引出长妈妈。第二篇自然接着往下回忆，《阿长与〈山海经〉》……阿长之命名，可以与阿Q比照，鲁迅文艺创作的深心和挚爱，可见端倪。有意为之《朝花夕拾》，是鲁迅自选集最完善的版本，不仅有《小引》作序，还有很长的《后记》。情不自禁，意犹未尽……鲁迅说，不上四十岁，别来读我的文章。确实，鲁迅爱故乡，爱阿Q，爱祥林嫂，爱孔乙己，爱范爱农，爱长妈妈，这种爱与人生体验的锥心之痛，软埋于冷峻叙述和白描语言，还经常出之于以自我否定的冷嘲热讽。

鲁迅反思历史，批判现实而陷入寂寞和孤独的生命意识，包括孤独掩埋的深层情感，需要别样的体验去静默省察。史铁生《我与地坛》中写道：“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到自己的影子。”曲径通幽，身体致残而痛苦孤独抵达生命本我时，史铁生与先辈鲁迅一样阅读尼采，包括哲学经典和宗教教义。“尼采、玻儿、老子、爱因斯坦、歌德……他们既知虚无之苦，又懂得怎样应对一条永无终止的路。”因而生命绝望的阅读，启迪心智，获得大圆满的情怀：“某种看不见却要你信的东西，在那儿期待着你！期待着人不要在魔障般的红尘中输掉了灵魂。”［7］这种看不见却要你信的东西，就是鲁迅坚守的启蒙，还有人道主义悲悯的大情怀，自然也是一个人冷却到极端的爱的信念……无情揭露和批判的深层里悲悯每一个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虚妄。也许这就是钱谷融所特别指出的契诃夫和鲁迅短篇小说深蕴的“诗意”：

法捷耶夫曾称赞鲁迅是写短篇小说的能手。短篇小说，就世界范围内讲，写得好的很不少，莫泊桑、契诃夫和·亨利尤其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艺术价值讲，当然契诃夫要高出于莫泊桑和奥·亨利很多。尽管后面这两个人技巧娴熟，在描绘和谋篇布局的能力上，有超过契诃夫的地方，但从整个作品的艺术价值来看，就远远比不上契诃夫。我们总觉得这两个人的作品中缺少一点东西，缺少诗意。艺术总要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愉悦，要能提高人的心灵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要求它要有一种诗的意境，要有美。而莫泊桑和奥·亨利的作品，就常常缺乏这种东西。鲁迅的作品没有契诃夫多，但质量决不低于契诃夫，从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来说，甚至有超过契诃夫的地方。鲁迅的小说有很浓郁的诗意，如《故乡》《孔乙己》《在酒楼上》《伤逝》等等，读过以后，心情总是很难平静，社会的黑暗、腐败，人们生活的艰难和心灵的苦痛，深深地激动着你，要引起你对人生、对真理的深沉的思索，要促使你对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去进行坚持不懈的探求。这样一种艺术力量，不是任何作品都能具有的，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具有，而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钱谷融进一步概括认为，鲁迅的小说，乃至鲁迅的整个精神，是革命的爱国主义，战斗的人道主义和清醒的现实主义三者的辩证统一。换句话说，鲁迅艺术批判的视域是一个立体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中国文化的历史维度、人性揭示的现代性维度，加上西方科学理性和近代以来中国民主革命指向中国现实的向度，交叉互补而形成立体的审视系统。而这一切扭结于国民性这一核心理念——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必然积淀于当下所有中国人的存在，或是国民共同的经验或是个体的显现。共性是历史文化中中国人的共性，更会显现于个体的中国人言行及其精神、情感和思想。鲁迅小说是在中国人共性的卑劣中塑造个体的象征形象，又通过个体的人物撕开或者说照亮透视描绘中国人总体的生存境况。因此，勤劳能干的祥林嫂是死在鲁镇喜庆的祝福氛围里的孽种，最后没有人待见祥林嫂，“我”也无法直面追问地狱和灵魂的祥林嫂。同样，孔乙己是出现在咸亨酒店的聚焦人物，映射了形形色色的眼光和人物，勾勒出良善的孔乙己穷困潦倒至死的生存环境。“孤独者”魏连殳只有回到故乡亲友聚集的丧礼上才会更加孤独而绝望，深夜发出像狼一样的嚎叫。具体到鲁迅的艺术精神，生命本真的浪漫情怀非常浓厚，而且其创作中文化批判的象征主义与细节真实的现实主义品格交相辉映。《狂人日记》极具文本象征色彩，模拟狂人口吻的语言恰恰变成了诗意想象和象征隐喻的舞蹈；而国民性批判的艺术典型阿Q，几乎可以看作东西方文化混搭的后现代抽象画。揣摩此形象，从现实主义审视生活的本质来说，阿Q是实有的存在，出没于小D、假洋鬼子等漫画般的面目模糊的人群里，跳脱隐现于所有中国人世相之上却又个性鲜明。同样是日记体的小说，《狂人日记》和《伤逝》抒情色调完全不一样；《离婚》里的爱姑和《祝福》里的祥林嫂，揭示批判完全相反的女性的悲剧性存在。确实“读过以后，心情总是很难平静，社会的黑暗、腐败，人们生活的艰难和心灵的苦痛，深深地激动着你，要引起你对人生、对真理的深沉的思索，要促使你对人民的前途和出路，去进行坚持不懈的探求。这样一种艺术力量，不是任何作品都能具有的，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具有，而鲁迅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艺术作品。”爱恨至深，鲁迅的冷峻惟有天地无言的悲悯与静默。

与学生分享鲁迅独特的诗意抒情，总不会忘了《在酒楼上》描写废园的那段文字。毫不以深冬为意的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梅雪争艳之傲骨和精神，可以震撼所有性情高洁的读者。“北方的眼睛”是有所暗示的。又与“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相互粘连，意味隽永幽深。描写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的山茶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愤怒而且傲慢……烘托的情感竟然炽烈如斯。这完全是西方油画的色彩透视和印象派画法。愤怒而且傲慢的红花可以藐视游人“我”的甘心于远行，挑明了自己与眼前景物的强烈共鸣。这是叙述者“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百无聊赖，却上一石居喝酒消磨时光。……吕纬甫上楼后，也是眼神里看到了废园和废园雪中的红花。可以揣度，叙述者描绘另一个自我的精神镜像：“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似乎颓废，却是真实的失落于时代的现实镜鉴。“用生命和热爱换来死寂般的冷漠和忘却，‘中间物’的内心免不了虚无、悲观、压抑，不胜伤怀，然而欲哭不能，欲罢又不休。人类历史进程在先觉者心头点燃的理性火炬就在这虚无、悲观的心理气氛中燃烧。”［8］就鲁迅小说作品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贡献来看，不仅蕴含超越一般作家作品的思想性，还有那种强烈而奇崛的内在情感世界的复杂和瑰丽。

读书，一切亦会回到原点。疫情期间，线上云讲座纷呈，其中李新宇教授的鲁迅研究讲座，观点鲜明：“鲁迅总共就写了那么点点东西，《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个小说集编成一本也不厚，可是他的地位，却没人能比。这里的关键，一是思想的深度，一是艺术的才华。”但特别指出的，“他上学是玩着上的，读书是玩着读的，完全凭兴趣。这甚至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鲁迅饱读诗书，却有学历而没学位。”［9］可能忽略了士大夫家族对子女读书教育近乎苛刻的要求。鲁迅家道中落，就是其祖父为亲族子弟博取“文凭和学位”而招致灾祸，另外，周氏兄弟不仅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家里非常重视。时局变化，得风气之先而投亲报考南京的新式学堂，成绩优异又成为官派五品身份的留洋学生［10］，那可不是一般的学历和学位。一个人的成长，既要保持天然本性，还须后天良好教育。鲁迅的家庭教育和学堂教育，可以说都是最好的。“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我永远的记忆，对我而言，‘三味书屋’是令人神往的书香之所，而鲁迅描写百草园的语言让我惊奇于语言的艺术魅力。”新旧之间，中西之间，鲁迅的“三味书屋”不断拓展天地，从士绅教育到新式学堂，从理科学习到弃医从文，从教育部供职再到定居上海，多重身份的认同、撕裂和组合，然其心灵审美的精神磨练和启蒙呐喊的时代担当，从来空灵而饱满。借助王富仁《绘事后素》的议论，更能“显而易见，诗，乃至所有文学艺术作品的本体，必须是‘有’，是‘存在’，是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感触到的语言作品。读者不但能够感受到其中每个词语、每个线条、每个诗句、每个文学意象的意味，并且能够感到这首诗的整体的意味。它不能是‘空’，不能是‘无’，不能是淡而无味的‘素朴’。也就是说，艺术不能是‘空’的，不能搞虚无主义，即使当代的行为艺术，也得在画廊里摆放些东西，这些东西得有特定的状态，从而也给观众以特定的精神感受。”［11］绝望之于希望，至虚无主义的止境，进入真正的艺术心境。或者说反抗“寂寞”，达到空灵的境界，鲁迅风格独特的各种文本蕴意超越万有的博爱和直面生命的精诚，形成文本深层的情感底蕴或者说是诗意。

传统和现代之间，鲁迅是一个大写的平凡的中国人，具有深厚的民族情怀和文化使命感。鲁迅从来就没有否定过中国文化，而是批判，真正的批判是对任何事物的积极建设，而不是背反。包括“鲁迅的小说研究和文化活动，既体现了清代学术影响下‘稽古考证’杂学兴趣的学术追求，同时也体现了这种追求与现代人文思想相结合的批评眼光和个性精神。”［12］钟嵘《诗品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3］鲁迅富含诗意力量的文本作品是奇崛的精神“舞咏”，“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界人们大多在追思鲁迅研究大家王富仁先生。就用他的一句话作本文的结语吧：“每一次真正的艺术体验，都是一次新生，而他对这个文学作品的欣赏、评论、研究也有了一个更加广大的空间。”与所有喜欢读书和鲁迅的人共勉。

注释：

［1］［8］汪晖：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文学评论》1986年5期。

［2］尤西林： 《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及其使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3页。

［3］王瑶： 《鲁迅〈故事新编〉散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3页。

［4］藤井省三： 《鲁迅〈故乡〉阅读史——先帝啊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5］［11］王富仁： 《绘事后素》，序刘殿祥《闻一多〈死水〉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年版。

［6］［10］《鲁迅年谱》（四卷本），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增订本2000年版，第14—16页、第88页。

［7］史铁生： 《史铁生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9］此讲座来源于共识沙龙，由理念会客厅整理，且已得到讲座老师授权，欢迎评论转发，或进理念QQ群（1051610960）支持文稿整理团队。

［12］李生滨： 《晚清思想文化与鲁迅——简论其小说杂家的文化个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13］（梁）钟嵘： 《诗品》，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页。                                

（原载《绍兴鲁迅研究》辑刊2020年、2021年，现合并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