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谈枕边书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华读书报：从大学到博士，读书期间您受到哪些名师的影响？
刘跃进：我在《从师记》等系列散文中写到，我心目中的老师范围很广，影响也深浅不同。1974年，我近水楼台，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尘封的资料室中借阅到顾肇仓编《白居易诗选》。那是我第一次读古诗。白居易十六岁写的《望月有感》让我莫名感动。我没有白居易那样的苦难经历，但白诗中的“共望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两句，深深地触动了我。那年我也刚好十六岁，母亲和妹妹还在河南“五七干校”锻炼，父亲先期回到北京，筛选可以重印的书籍，为恢复出版业务做准备。我们一家分别南北，共望明月，与白诗所写的情境相近，产生了共鸣。
1977年底考入南开大学，开始系统学习古代文学。1979年春天，叶嘉莹先生回国教书，我是第一批学生。1980年，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出版，我是第一批读者。从那时起，古代文学的种子播入心田。1981年，罗宗强先生指导我做学年论文，初步了解到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常识。1984年，我负笈南下，追随姜亮夫先生、郭在贻先生读书，知道了“工夫在诗外”的道理。1988年，我又考入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门下，进入中古文学的专业领域。十余年的南北求学，在获得专业知识的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感动。老师们的人生阅历和研究著作，让我领悟到古典诗歌的深邃所在，让我感受到学术研究的尊严所在，让我体验到人生奋斗的价值所在。
中华读书报：几十年学问人生，您一定有自己的读书方法吧？
刘跃进：读书应该有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可一概而论。我最初读书囫囵吞枣，贪多求快。久而久之，我发现读了很多书，忘得比读得还快。很多书，最多记住书名，有的连书名都记不牢。后来，听老师建议，学作读书卡片，效果依然不理想。我关注的问题，通常也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我的卡片还没有积累多少，相关论文已如雨后春笋，涉及的资料既多且精。回头看看自己积累的这些卡片，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记卡片这件事也放下了。如何解决随读随忘的问题呢？我逐渐从前辈学者的经验中寻找到一些答案。有一种读书方法叫开卷有得。譬如钱锺书《管锥编》论及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著作，都是文史专业要读的基本典籍。《管锥编》所涉及的问题却非常广泛，旁征博引，眼花缭乱。《顾颉刚读书笔记》十七册也是这样的读书笔记。这里的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另外一种读书方法叫含而不露。譬如陈寅恪先生读书很多，往往深藏不露，所用的材料多寻常可见，讨论的问题也很具体，所得结论却有较大的辐射性。这是把书读活了，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还有一种读书方法叫探源求本。譬如陈垣的研究，强调对资料的史源学考订，原原本本，务求穷尽。《陈垣史源学杂文》对此有精到的论述。而我最欣赏的是集腋成裘式的读书方法。譬如严耕望的研究，通常从资料长编做起。《治史三书》浓缩了他的治学体会和经验。无论何种方法，成功学者有其学术共性，都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中华读书报：陪伴您时间最久、或一直陪伴您的书有哪些？
刘跃进：在不同的读书阶段，有不同的阅读范围。鲁迅的著作伴我最久。我中学就开始读鲁迅，那时，鲁迅的著作多是单行本，或者选本。我购买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是1981年版的。每卷单独标价，最便宜的是第2册，1.80元。最贵的是第14册，2.95元。全套书近40元，几乎花去我一个月的工资。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阅鲁迅的作品，常读常新。
进入学术领域后，正史中的前四史伴我时间最久。再扩大一点，还有南朝五史和北朝四史。《资治通鉴》也是不断翻阅的史书。不论研究什么问题，离不开这些基本史书。《资治通鉴》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资料的取舍。胡三省的注，辑录了大量的史料，或增补，或辩讹，发覆决疑，追踪蹑迹，极富启发，不可或缺。
中华读书报：给予您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撑的书，您认为有哪些？
刘跃进：古代作家是陶渊明和杜甫。1979年春天，听叶嘉莹先生讲陶渊明，听王双启先生讲杜甫，很有感触，但还是觉得他们的喜怒哀乐离我比较远。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我与赵立生老师多有接触，知道他经历坎坷，原本是北京大学高材生，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劳动，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掏大粪，蹬三轮车，遭人白眼。他说，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就是陶渊明的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突然意识到，古典诗歌不仅仅属于古代，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息息相关。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从前贤中寻求异代知己，平抚失落的心灵。杜甫飘泊西南，穷愁潦倒，回首一生的理想，已化作一片乌有。他不禁联想到宋玉的遭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从前贤的遭遇中领略到生命零落的悲哀，同时也感受到生命的韧性与强大，这是杜甫的精神源泉。我们今天读陶渊明、读杜甫，原本遥不可及，仔细想想，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只不过所处时代不同而已。他们所以伟大，是他们坚守一种精神信念，不论境遇如何，从不放弃。陶渊明说：“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看似平淡，龚自珍却说陶诗中有“二分梁甫一分骚。”杜甫自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这种信念，来源于历史，来源于时代，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生。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收藏中，最珍贵或最有纪念意义的是什么书？
刘跃进：是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找不到更好的读书方法，也不知道如何确立学术方向，非常苦恼。中州书画社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打开了我的学术眼界，让我看到中国学术的根本所在。现在，这类出版物很多，只是停留在书目介绍的层面，很少独到见解。张舜徽先生的著作，说到会心处，掩抑不住的激情似乎要喷薄而出，让人恨不十年读书。后来，读到张先生的《清人别集叙录》《清人笔记条辨》以及《壮议轩日记》等，我找到了答案。《壮议轩日记》是张先生1942年至1947年间的读书笔记，那年，他才三十出头，阅读了大量的清人别集笔记，多有摘录，并记下心得。他的《中国文献学》，可谓厚积薄发，自出机杼，冥心独造，所以亲切感人。近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舜徽集》，版式疏朗，校订精审。我把先前购买的十多种张先生的著作，转送他人，唯有这本《中国文献学》，舍不得出手，书中有我的涂画和笔记，承载了阅读时的激动心绪。其实，初版书的印制并不理想，墨迹很淡。多年的翻阅，书也快散了架，但我依然珍惜如初。
中华读书报：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如果有，会推荐什么书？
刘跃进：我会推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诗经》《楚辞》《文选》等书和陶渊明、杜甫的诗。
我还会推荐近现代以来的学术名作。我书桌旁边的书柜里，整齐地排列着很多近现代著名学者的学术论著。小有得意的时候，看看他们的作品，就会自惭形秽；偶有失意的时候，摊开他们的著作，又会力量满满。《沧浪诗话》说，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仅得其中；学其中，斯为下矣。名家名著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教人向上一路。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做学问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刘跃进：探索未知，汲取智慧，是读书治学的最大动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出土文献的增加，阅读已不再是困难的事情。如何在新资料与旧传统之间寻找学术生机，确实需要我们用心去思考，用功去实践。用功是前提，是基础，用心是关键，只有用心，才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学术道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充分学习、吸收前辈的研究经验，又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学术的发展和自身的条件，开展创造性研究。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刘跃进：如果是三种，我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如果是三本，我会选《老子》《野草》，再选一本英汉词典。
《老子》五千言，主张无为无不为，以静制动，以退为攻，看似平和内敛，暗含权谋变诈，让对手不知不觉地进入牢笼，突然陷入灭顶之灾。《老子》一书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丰富的人生智慧。
《野草》篇幅也不长，不仅文字优美，更重要的是在字里行间翻滚着时代的波澜，蕴含着作者压抑不住的绝望和反抗的精神。
我从大学时开始学英文，总是不得要领，没有学好。回想起来，可能是过于功利，缺乏兴趣。如果有机会，我会转变心态，从容不迫，当作一种文化来学习，也许会有进步。
（栏目主持人：宋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