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1年4月23—26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四十多所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教师和学者相聚在美丽的钱塘江边，围绕在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中应持的中国立场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问题举行研讨会。会议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协办，这也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举办的第十六届双年会。

在4月24日大会开幕式上，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钱天国首先代表东道主发表欢迎辞，并系统介绍了学校自建立以来各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外国文学一级学科于近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绩；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全面回溯了西方诗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以及文学观念的跨时代嬗变，指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网络文学等等新的通俗文化形式不断冲击既有的文学观念之际，重写文学史与重构文学理论的工作应当呼应发展新文学批评理论的需要，服务于三大体系的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党委副书记崔唯航从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强调了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应当立足于中国大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不应蜕变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这样一种简单重复西方立场的研究；因此，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应只是知识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

在接下来的大会主旨发言中，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浙江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蒋承勇从建国后学界对西方文学历史中先后涌现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等等文学思潮的实际研究状况出发，郑重提出了重返十九世纪文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主张采用跨文化、跨学科的方法对十九世纪的诸多复杂文学现象展开多角度的分析和透视，这项工作既能弥补建国以来我们在十九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方面的不足，又能将十九世纪文学作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资源，进一步消除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断裂。南京大学王守仁借用罗兰·巴特、杰姆逊等西方文学理论家们的论述重申了文学创作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关系，提倡一种越界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向，一方面要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看作文学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另一方面又要赋予其一种服务于我们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生之目的的工具意义与价值关怀。浙江大学聂珍钊重新思考了二十世纪末起在西方文学界流行的有关作者之死和文学之死的主张，指出当今文学理论面临的危机在于后者不能有效地解释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其原因是我们手中掌握的文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架构基本上以西方话语为中心，其话语权掌握在西方的理论家和学者手中，因此文学基础理论的重构之路重在通过跨学科的方法与科技人文的结合来实现我国文学基础理论架构的创新。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详细比较了英国作家福斯特的小说节奏论与我国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境界说，继而以《淑女画像》、《德伯家的苔丝》、《米德尔马契》等作品的主人公为例，阐释了节奏的同质重复与异质重复两种现象之间的变奏关系，最后他修订了福斯特和米勒等人提出的节奏理论，将对作品节奏的研究放置在“境界”之上，主张赋予前者以某种形而上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考察了澳大利亚自其建政七十多年以来所采取的白澳政策对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所造成的重大影响，认为中澳关系在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显然是澳大利亚政府一贯自觉接受英美文化的影响与奉行英美政治价值的结果。清华大学曹莉在百年西学东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和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等历史语境中讨论了当前新文科、新外文建设的可能性；她还以清华大学在民国时期采用的《外国语文系学程》为例，描述了外国文学学科在旧学与新论之间的传承关系，同时以英文学科在剑桥大学的兴起过程及其在建构英国民族性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补充，主张语言文学研究应当承载建设民族国家的文化与历史使命。

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对当前文学批评实践中表现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淡化、科学主义的泛滥等现象进行了批判，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卢卡奇等人的批评实践拥有丰富的个性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强调文学批评应当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厦门大学陆建德在重新思考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醒我们要警惕政治学、外交关系词汇在平移到文学批评领域时发生的内涵变化。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认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学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形成的现代话语体系与知识结构在今天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现实和挑战，因此新文科建设不应当仅仅考虑学科体系的设计，还要对旧的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进行积极变革。武汉大学罗国祥追溯了现代法语的起源及其对英语、俄语的影响，同时将语言问题放置在从弗朗索瓦一世、路易十四到戴高乐以来法国与他国的交往史中，阐明现代民族语言及其世界位置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关系。南京大学杨金才指出随着边缘文学、通俗文学的经典化以及人类世等新的批评概念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对文学造成的深远影响，一种跨越不同国家和文学而展开的对人本身的反思成为历史的必然。浙江大学吴笛分析了俄国诗人和小说家卡拉姆津作品中的感伤主义伦理思想，指出只有符合国家和社会利益的选择才能超越个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华中师范大学苏晖参照《情感转向：社会的理论化》一书，以斯宾诺莎和德勒兹对情感的论述为例指出情感概念是一个人采取行动所依赖的动力，并详细梳理了西方人文科学的情感转向过程，指出情感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带来的时代创伤有关。

在第二天（4月25日）的大会主旨发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展从思想史角度描述了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宗教共同体的衰落以及建立世俗意义上的各种人类共同体的努力与它们所面临的困境。他指出马克斯·韦伯并不像之前的理论家那样将共同体视为一种自然事实，而是认为正是在人类争夺有限资源的历史过程中，诸多主客观因素结合形成了家庭、社会和国家等多种类型的共同体。韦伯有关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借与近代私有制和政治经济学发生的深刻关联超越了共同体理论原有的纯粹想象和精神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德林从文化研究的立场梳理了“远读”这一术语的翻译及其内涵，在指出“细读”是一种神学化操作的同时，结合关于弗朗哥·莫莱蒂的论辩，强调“远读”能够从文学研究溢出到数字人文研究，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学研究进行有效地关联。武汉大学涂险峰详细考察了加拿大作家乔·沃顿《色萨利》三部曲中的“理想国”哲学实验，对小说所描绘的正义城与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了一一对比，指出作品在奇幻文体与乌托邦想象的哲思空间中勾勒了人类的意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雷分析了莎士比亚剧作围绕有用性思想展开的探讨，指出大城市在莎士比亚时期的兴起将城市-社会从一个物理现实变成为一个现实-心理实体，它并不仅仅是人员的简单聚合，还标志着一种新的共同体组织方式的产生。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讨论了非洲英语文学的学理认知和编史理路，认为撰写非洲英语文学史的新标准需要既研读西方学者既有成果，又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能动性和自觉性。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梳理了俄罗斯帝国话语的诞生过程，阐释了作为帝国话语的文学批评在后苏联文学批评中之所以会遭遇困境的原因，即它未能有效帮助俄罗斯联邦的国民重建国家认同，最终导致俄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日益减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钟志清以希伯来语主流文学建构的坍塌与重建、阿拉伯语作家的身份和俄国移民作家创作等问题为切入点，梳理了以色列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多语种属性和跨文化特征，阐释了以色列的现代民族国家身份与世界公民身份构造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对比了作为历史事件的“柏林隧道窃听案”与麦克尤恩的小说《无辜者》的创作，考察小说如何使知识和历史叙述巧妙地融进整个文本、如何选择以个人的视角建构出一套关于历史事件的叙述，从而在个人秘密和国家机密的双重视角中重访冷战史。浙江大学王永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研究为例，演示了数据统计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并提醒我们数据统计分析的结论只是继续研究的前提，文学文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阐释。浙江工商大学何庆机详细考察了《普林斯顿诗歌与诗学百科全书》四个版本的变化，指出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语境之下，对世界诗歌与诗学的重新审视与梳理需要面对世界诗歌与诗学研究的多样性和世界性等新的趋势。天津师范大学郝岚以2020年全球疫情事件中几个博物馆的展览为分析对象，以拉夫乔伊的“单元观念”为方法，在将语文学作为单元观念的基础上，强调其他跨界的单元观念如性别、族裔、流散等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在新技术与新媒介时代反思传统的语文学观念，以期语文学在当下世界文学研究中重获其认识论价值。

这次会议的小组发言共有十组，老中青三代学者共同参与了讨论。第一组论题涵盖的地理范围穿越了半个地球，普遍涉及了种族、他者、自我、身体、历史与土地等等内容，将包括植物学、生物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与对特定的哲学观念与历史经验的讨论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第二组的讨论涉及了语言学、人类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政治、经济、伦理及科技的关系等问题。第三组的讨论对象主要是外国文学理论与跨文化传播，其议题涉及公共领域、文学场、文化挪用、情感地理学以及海洋诗学等。第四组学者就语文学、园林叙事、旅行书写、拉美文学研究范式以及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第五组的讨论内容涵盖了战争文学与战争定义、符号学、种族和阶级反思、全球史与文学研究的关联、地方历史与世界历史的联系、植物学家对木材与全球史的勾勒、十八世纪欧洲的情感观念、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东方和西方等等问题。第六组以俄罗斯文学为主，论题遍及俄罗斯当代的新现代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写作、异化书写、纪实转向、空间研究、音乐戏剧小说电影等跨学科研究等。第七组学者讨论了世界文学史与跨学科视野中俄罗斯文学及其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以及达姆罗什、安徒生以及区块链与文学研究之关系等问题。第八组讨论的关键词分别是中国、疾病、瘟疫、焦虑、审丑、主体、身体、地理、种族和女性等。第九组的讨论在国别文学与文学体裁的交叉中进行，与会的研究生们表现出了优秀的文本细读能力。第十组聚焦于西方现当代作家和作品，学者们分别采用了人类世、地方意识、国族叙述和身份认同等理论概念对具体文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大会闭幕式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主持。在与本届双年会同时举行的会员代表大会上经过投票表决当选的新一届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程巍在大会闭幕词中指出，在关注国家的文化和战略利益、尊重学术研究基本规律的前提之下，优良学术研究传统的最终形成取决于我们能否背负“数代学人的幽灵”继续前行。程巍指出，近代中国长期以来所处的半殖民地状态使得我们在政治上对帝国主义保持了足够的警惕，但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却不够敏感，甚至还会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体系作为我们自身启蒙的条件，而未意识到帝国主义不仅仅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坚船利炮，还是一种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文化权势。我们现如今之所以会在文化自信和身份认同方面碰到种种障碍，与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西方历史的书写方式相关。近代欧洲人将自己描述为内圈，将西方以外的其他民族描述为外圈，创造出处在内圈的是创造者、处在外圈的是模仿者的等级秩序，进而将中国贬斥和边缘化为他者，这套话语随着启蒙运动、地理人种学、印刷和电子传媒等形式传递到整个世界。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是现代文学革新的基础，外文系将殖民主义的世界模式带到其他学科，它的成败对中国现代意识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正确面对这样的历史与现实，重塑我们民族的未来，外国文学研究者们大有可为，也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