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某位作家在某种报纸上所发表的作品，未必全载于其副刊。如徐志摩有篇《“罗素又来说话了”》就原载上海《时事新报》1923年10月10日第5张第1版“时论”栏，而不在《学灯》《文艺周刊》《文学》《青光》等副刊。近日重新翻阅《时事新报》，又发现徐志摩的一封佚信。这封信写于1930年5月5日，也不是刊登在《学灯》等副刊上。

这封信与上海滩所发生的一起绑票案有关。

1930年4月14日上午8时许，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的两个儿子遭人绑架。是日晨，兄弟俩自驾汽车，从公共租界慕尔鸣路（今茂名路）升平街（鸿远里）十号寓所前往光华大学，同车者尚有其堂嫂张杏晚。汽车行至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中法制药厂附近，被五六名假充测量员的绑匪阻拦。绑匪以手枪将张家三人逼上一辆灰色皮尔大汽车，沿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直驶。途中，推下张杏晚，转身朝东疾驰而去。张家闻讯，立即报案，并设法营救。

4月15日，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新闻。4月16日，上海《时事新报》第3张第2版所刊发的《张寿镛两子被绑》，其记载更为详细。在这则新闻中，有一段文字涉及徐志摩：

徐志摩君，亦因担任光华大学文学教授一席，昨晨继王颜两教授之后，驾六六七三号汽车赴校，风驰电掣。驶至大西路乡下总会略西之地，突被此假充测量之五六巨匪迎头拦阻。徐因车前有人，遂戛然将车停止。若辈乃向车内一瞥，仍各走散，让出路线。徐当时颇为惊异，见无恶意表现，亦未暇与之计较，立即开车前去，事后始悟若辈向车内一瞥，并非无因也。

事实上，绑票案发生时，徐志摩根本不在现场。当时，他除了在光华大学任教外，还在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兼任英文副教授，每周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他在光华大学上课，星期一的下午或晚上到南京，星期四返回上海。张家两个儿子被绑走的那天正好是星期一，上午8点，他尚未起床，10点左右才坐公共汽车赴外滩办事。看到新闻中的这段文字，他开始并不在意，只觉得“可乐”。后来，有光华大学的同学告诉他，张家车前确实有一辆车，是一个学生的。于是，徐志摩就想写信更正，但因故没有写成。再后来，有人说将来或许会根据报上新闻传他出庭作证，有的还说张家的亲属怪他既然看见了却连个电话也不打，太冷心了。为了使自己免受不白之冤，徐志摩最终还是写了一封更正信，发表在《时事新报》1930年5月8日第3张第2版“致《时事新报》函”栏，题名《没有那一回事》（当是编辑添加的）。全文如下（标点符号系笔者所加）：

主笔先生：

我希望借重贵报的通信栏，更正前两三个星期贵报所载“张寿镛子被绑”那段新闻涉及我的几句话。那段新闻（我所见的祇此，但有人说《大陆报》及《新闻报》均有同样记载）里说，那天早上八时（星期一），我也坐车到光华大学去，我的车在张家车的前面，充作测量员的绑票先生们，先拦住我的车，并看不是他们所要的。承他们见弃，绳下留情，被我过去，但后面车里张家的票位少爷他们却没有放过。这是那段消息说到我的大概。我的名姓，甚至我的车的牌号，都不错。更详尽的传言，甚至说我是在车里看书，被放过后，我还回头看来，所以张先生们的被绑是我多少目睹的。

我真是有些受宠而惊了。事实是简直压根儿甘（干）脆没有那一回事。我星期一是在上海不错，但我在光华的功课是星期四五六三天，星期一是我一星期中惟一闲散无事的一天，下午或晚上我照例去南京。我从来不曾星期一到光华去过。我信那一个出事的星期一我也明明记得，早上八点钟时我还深深的在黑甜乡里留恋，难得有一天可以睡迟一点。我约摸到十时左右才出门，碰巧我车夫上天病了没有来，我也不曾去叫他。我到外滩有事，坐了公共汽车下去的。但不知怎的，中西各报的访事先生们偏要赏先派我那早上在光华道上参预到意外的机密。我到星期四回上海时，不好了，见面的人十有九个都慰问我的虚惊，连我的车夫也受了不少他的同志们的虚惊的慰问。我觉得消息胡缠的可乐，也不在意。后来光华的同学告诉我张家车的前面确是有一辆车，但是一个学生的，不是我的。当时本想，就写信更正，后来不知怎样一搁也就搁下了。到最近我听到了许多话，使我觉得这封信还是不躲搁的好，因为有人说你若是不更正，将来万一破案时公堂上许要根据日报传你做见证，但没有见的如何能证？另一朋友说，张家的亲属在怪我不管事，说既然眼见了怎的电话也不打一个，太冷心的。我都不打算来受这些不白的冤枉，所以我现在还得写这信去请求赏给我一个刊入通信栏的机会，省得一切可能发生的误会。耑此敬颂

撰安

徐志摩上

五月五日

《时事新报》以“珍贵之篇幅”设“致《时事新报》函”栏，旨在为“爱读《时事新报》诸君”提供“申述意见或评述事实”的机会（见“致《时事新报》函”栏目按语）。徐志摩把这封信投给“致《时事新报》函”栏，大概因为关于张寿镛两个儿子被绑票的新闻，他是在《时事新报》上看到的，而这则新闻正好又与“致《时事新报》函”栏同在一个版面。

就在徐志摩更正信发表的前一天，即5月7日，张家兄弟用钱物买通看守，竟安然脱险，逃回上海（见《张寿镛两子昨日出绑》，上海《新闻报》1930年5月8日第4张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