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8月，曹文轩在奥克兰国际安徒生奖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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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爱荷华大学建立创意写作系统（Creative Writing System）以来，由大学培养创意写作人才的教育模式已被世界广为接受。2009年，复旦大学首设创意写作专业。其后，上海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建立相关机构。北京大学中文系自2004年招收第一位写作方向硕士至今，亦长期致力于大学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培养的探索，不久前又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创意写作在中国大陆高校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一些质疑。比如，创意写作如果只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它又如何能学科化？如果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化，被纳入了严整的学科体制内，它不是又走到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吗？文学创作真的能在课堂上教授吗？大学能培养作家吗？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请您就以上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您的看法。

曹文轩：

“大学不培养作家”这一论断，或者说这一“规矩”的出现，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对其逻辑建立的起点做追根溯源式的分析，时机似乎还不成熟。与“大学不培养作家”相对应的另一个结论是“大学不养作家”。这个结论是否可靠，对其论证相对容易一些。我们对历史的遗忘，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仅仅过去几十年，我们就忘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那些占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都在大学任教或经常到大学任教：鲁迅、沈从文、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废名、吴组缃、林庚等等。当今国外，有许多一流的作家在大学任教。纳博科夫、索尔·贝娄都是十分出色的大学教员，还有米兰·昆德拉等。至于不太有名的作家在大学任教就更多了。他们开设的课程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现在已经有了大量这方面的教材。

大学对于作家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大学对培养作家和作家的生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环境。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给予人足够的力量，让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矿藏，激发出必要的艺术感觉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价值：它酿造了一个作家在从事创作时所必要的冷静氛围。纳博科夫在谈到大学与作家的关系时，非常在意一种气息——学府气息。他认为当代作家极需要得到这种气息。它可以帮助作家获得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这种肃穆而纯净的气息，将有助于作家洗涤在生活的滚滚洪流中所滋生的浮躁气息，将会使作家获得一种与生活拉开的反倒有助于作家分析生活的必要距离。大学的高楼深院所特有的氛围，会起一种净化作用。当年第一届作家班从鲁迅文学院正式搬进北大时，我对他们说：高楼深院将给予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也许并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氛围。

另外，经验对一个作家而言，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不能承认对于经验范围的画地为牢，不能将经验看成是文学创作的唯一财富。就一个作家而言，若无厚实的文化照拂与文学的修养，经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个作家的写作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住挣脱瓶颈而终于进入自由而广阔的世界的过程。写作到了最后，不只是依赖经验了，而是依靠知识所形成的不断开发经验、延伸经验、扩展经验的力量。千万不要以为海明威只是一个喜欢泡酒吧、咖啡厅，喜欢拳击、打猎的人，我参观过他在哈瓦那郊区的别墅，我知道，他是一个地道的读书人。如果谁以为他只是因为喜欢打鱼就写出了《老人与海》，那就大错特错了。

上世纪30年代，在爱荷华大学率先设立创意写作专业时，这项新兴的学科教育模式并没有立即为大众所接受，来自学界和媒体的大量批评称其为工业化的流水线，妄图复制作家模式。事实上，没有哪个领域的优秀人物是能够被教育机构按照预期的模式“定制培养”出来的，作家与创意写作机构亦然。爱荷华大学对此的回应表明了一个基本理念：“作家或许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时至今日，从英美等国的校园写作工坊走出的作家比例不在少数，美国战后普利策文学奖的获奖者多数即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我们中国的作家，特别是台湾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家诗人，比如余光中、白先勇，也都曾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写作班就读。当年，温儒敏先生也曾有心做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即使说大学不一定能培养出作家，培养一些写手都还是可以的吧。

徐则臣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许多重要文学奖项，作品被翻译为其他语种，他无疑是他们这一辈人最多的。我们现在就对他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不到北大学习，可能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尽管我们同时也看到，许多作家，甚至是一些伟大的作家，他们却没有经过大学教育，比如高尔基。但当我们去细心考察时，我们将会发现，他自己完美地完成了大学教育——如果没有这个“完成”，高尔基还是高尔基，但绝对不会有伟大作家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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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体制内，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项独立的学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也不再是皮毛依附的关系。很多文学批评者没有创作经验，甚至不再是热忱的读者。但近年来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一些著名批评家开始转向创作，成为“新锐作家”。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您是否认为文学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

曹文轩：

接着上一个问题，作家在大学的存在，除了文学创作上的意义，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他们的研究，会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出现另一种路数，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立体，更加丰富。鲁迅的学问，毕竟是一个作家的学问，或者说，他如果不是一个作家，也许就做不出那样一种学问。不是说作家的学问好，而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学问。这种学问与纯粹的学者做的学问，可交相辉映。

孙玉石先生任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时，曾有心恢复“作家在大学任教”这已失去的一脉。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做成此事。这未免不是一个遗憾。若有几个作家来任教，仅课程一方面，就会增加许多新的色彩。说心里话，我颇为怀念吴组缃、林庚先生任教的时代。那些课是开发心智、养人悟性的。他们将自己个人的人生经验与情感揉进了对事物的观察和理论的建树，总能带人到新的角度上去理解生活和文学。吴组缃先生讲《红楼梦》，实是讲他自己。记得一次他给我们讲课（当时林庚先生也到场。他在吴先生讲课时，偶尔插话，也很精彩），当讲到《红楼梦》中四大家族破落，由盛到衰，其人生感觉大不一样时，他很自然地讲起他自己的一段故事。他说他曾有过一段窘迫的日子，因家中不能再给予接济，只好将压在箱底的旧衣拿到当铺。那天，他在收拾这些旧衣时，竟然在无意中掏出五块大洋来。望着那些钱，他感慨良多。随后，他又轻轻一拉，将话题拉回到《红楼梦》，使听的人对四大家族从前“珍珠如土金如铁”、丝毫不在意金钱与财富的隆盛以及后来的家毁人亡、分崩离析的衰败这之间的大落差，一下子便有了具体而深切的体验。这种课培植了人的灵性，使人保持住了一份接近事物本质的纯净的直觉，甚至影响了你的人生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