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思想事件”的修辞》、《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等专著，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长篇小说《民谣》、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时代与肖像》等，先后在《读书》《南方周末》《收获》《钟山》等开设散文专栏，曾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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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爱荷华大学建立创意写作系统（Creative Writing System）以来，由大学培养创意写作人才的教育模式已被世界广为接受。2009年，复旦大学首设创意写作专业。其后，上海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建立相关机构。北京大学中文系自2004年招收第一位写作方向硕士至今，亦长期致力于大学文学教育与写作能力培养的探索，不久前又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创意写作在中国大陆高校正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也一直存在着一些质疑。比如，创意写作如果只是一门实践性的专业，它又如何能学科化？如果成功地实现了学科化，被纳入了严整的学科体制内，它不是又走到了创立时初衷的反面吗？文学创作真的能在课堂上教授吗？大学能培养作家吗？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请您就以上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您的看法。

王尧：

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创意写作，虽然一直关注一些大学的创意写作班。这个由西入中的概念和文学教育模式，在中国大陆的大学逐渐产生影响。其实，在“创意写作”仍然是一个陌生化的概念时，不少大学都办过作家班，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创意写作”。我个人首先把“创意写作”的兴起看成是文学教育的改革，相较于之前的写作训练，创意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大学能不能培养作家，其实不需要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是大学毕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一些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作家也陆续在大学完成了高等教育。不是文学创作不能自课堂讲授，而是我们会不会讲授。今天我们可以说，大学对作家是重要的，但我们不必把这种重要性直接等同于大学在培育作家，创意写作同样如此。现在很多著名作家进入高校，这本身就改变了文学教育的师资和课程构成，文学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在发生变化。其实，不仅是创意写作在挑战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科”，文学教育的许多方面都因为“学科”的所谓规定性而受到限制。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创意写作本身，它究竟带来了什么新的可能性，其有效性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检验和评估。创意写作专业能够创办，其实已经突破了“学科”的限制。当交叉学科、跨学科、新文科这些概念不断深化时，传统意义上学科的边界已经被打破。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的成立，是一个让我兴奋的消息。我期待北大文学讲习所能够走出文学教育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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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体制内，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项独立的学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也不再是皮毛依附的关系。很多文学批评者没有创作经验，甚至不再是热忱的读者。但近年来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一些著名批评家开始转向创作，成为“新锐作家”。您怎么看这一现象？您是否认为文学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

王尧：

现代大学学科体制内的文学研究是一个特殊现象。在课程体系、学术训练中，比较多地强调学理，而把审美经验排斥在外。我们都可能注意到，现在研究文学的论文很少能成为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文章”。我们培养的研究生，在文学之外会讲很多话，而关于文学本身却语焉不详。所以片面地说，现在的文学研究中“文学性”在减弱。在这样的学科内，批评家也好，文学史家也好，是在特定的边界内做文学的知识生产。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批评家都有创作经验，但批评家需要有文学审美能力，需要把批评写成文学的批评。批评家、学者写小说、诗歌和散文，其实是正常现象，在新文化史上，我们熟悉的那些文化人，很多是集学者、小说家、诗人于一身的。因为各种原因，我们的路愈走愈窄。现在一些批评家写小说，更多的是个人原因。小说的写作与文学批评写作是两种不同的写作，如果批评家能够有一定的文学创作经验，对文学批评当然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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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伴随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作家制度也发生变化。尤其是网络文学兴起以来，形成了一套独立完整的生产机制和职业作家制度。在这个制度里，编辑的地位在下降，变成了运营编辑；读者的地位在上升，尤其是被称为“老白”的精英粉丝群体成为新“把关系统”。他们不但是主要的付费群体，也积极参与创作过程，他们的各种点评形成的“口碑”也可以吸引“小白”读者，也就是说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批评者颁发象征资本的功能，并且可以直接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作者与其“铁粉团”形成“强制约”关系，作者未必完全接受粉丝的意见，但却不能失去粉丝的支持……您怎么看待这种“强制约”关系？在非商业性的创作中，核心读者群体的存在是否也是至关重要的？您理想中的作者-编辑-读者-批评者关系是什么样的？

王尧：

网络文学的生产确实已经形成一种机制，一个完整的系统。我在你的网络文学研究获益很多，我个人没有特别关注和研究网络文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你的研究了解网络文学的。在前几年的一个网络文学会议上，一位网络作家对我说：你们研究的纯文学，现在已经是旧文学了，我们的网络文学是新文学。我对网络文学从来没有非议，作为一个研究者，应当尊重所有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一个读者，我当然有自己的选择。我不主张用“纯文学”界定“网络文学”，也不赞成用“网络文学”定义“纯文学”，尽管两者之间有一些共通的问题，但在目前大概还是两个文学系统。无论是“纯文学”还是“网络文学”，作家总希望有自己的核心读者群，事实上，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些作家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在某种意义上，作家是无法选择读者的，是读者选择了作家。另一个方面，纯文学作家似乎很少被读者左右。比如余华，有大量的读者，但他没有被读者左右。我对作者-编辑-读者-批评者关系的理解，是在五四以后新文学的脉络中形成的，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是这样，仍然希望这种关系是纯粹的文学关系。资本有没有影响到纯文学，当然影响到了，稿酬、版税的变化，发行方式的变化，也成为纯文学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因素。文学教育的功能之一，就是培养有文学信仰、审美趣味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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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2021年6月21日，创办于1957年的《收获》App上线。1979年1月到1999年的过刊全部上架，新作品单篇上架。2021年7月1日，《收获》联合《小说评论》、喜马拉雅、后浪，举办赛程长达5个月的收获App“无界-双盲命题写作大赛”，邀请知名作家和跨界作者根据每月命题写作，所有使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爱好者均可参与。《收获》此举是否意味着纯文学期刊的网络移民？您怎么看待这一新趋向？

王尧：

《收获》在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一种说法是《收获》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缩写本，《收获》甚至确立了一种文学标准。《收获》App上线，或许是今年文坛的一件大事，小说家走走在策划过程中曾经和我谈起她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收获》其实有一个系统，《收获》本刊、《收获》长篇小说专号和《收获》公号，它是以本刊为中心的。《收获》公号在推介本刊和专号方面，其实已经产生了“网络移民”。《收获》App上线后，应该会产生新的效应，走走那篇《起源》的文章讲得很好。但《收获》作为一种标准并没有改变，因此可能还不宜说《收获》App上线已经形成“新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