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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谈枕边书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朱永新  宋庄  2021年09月08日07:51
关键词:阅读 朱永新

朱永新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吗?

朱永新:和许多农村的孩子一样,我的童年基本上没有什么阅读生活。虽然父亲是一个小镇的小学老师,但是身处物质匮乏的年代,家里同样几乎没有什么藏书。上小学以后,认识的字多了,就开始主动找书读。能找到的书非常少,又是在偏僻的乡村,找到的大部分是没有封皮、没有结尾的残缺不全的书,但我照样读得津津有味,书中的情节还是强烈吸引着我,甚至因为没有书皮、缺乏结尾,我不由自主地揣摩书名、自编结尾,反倒激起了更多的阅读乐趣。长大以后才大概知道,那些书是《林海雪原》《青春万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

中华读书报:您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喜欢某一类书籍?

朱永新:真正的阅读从大学开始。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被录取到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政史系。由于中学时代的文学梦想,第一年,我看的最多的是《中国历代诗歌选》,从《诗经》《陆游诗选》读到《龚自珍诗选》,再看普希金、雪莱、泰戈尔,也尝试背诵了一些古代诗词与现代诗歌。大学二年级是我阅读比较自觉的一年。我的同桌刘晓东喜欢泡图书馆,看到什么好书就推荐给我。先是看历史书籍,《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再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那套“西方名著译丛”,卢梭的《爱弥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福泽谕吉的《劝学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虽然许多著作并没有真正读懂,囫囵吞枣,但毕竟精神充盈。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教育学、心理学的著作。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苏联的教科书,从凯洛夫的《教育学》到列宁夫人的教育文集,看的最多是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做了许多笔记。后来学校选择部分学生去上海师范大学进修教育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又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尚书》《周易》《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以及顾树森、毛礼锐、陈景磐等人的中国教育史著作,为我上世纪90年代完成近80万字的《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从远古到当代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奠定了基础。

中华读书报:您在二十年前就提出建设书香校园,为什么会有这么前瞻的眼光?

朱永新:一是和专业背景有关,我是研究教育的,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教育家没有一个不重视阅读的,甚至认为阅读是和教育画等号的。二是和我成长过程中阅读所受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我自己就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没有阅读,就没有今天的我。

中华读书报:有什么书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吗?

朱永新:从新教育的生命叙事理论来看,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故事。有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部伟大的传奇,有的人则是一部平庸的故事,甚至有的人还写成了事故。优秀的人,在叙写自己的生命故事时,往往是有生命的原型的。那些伟大的人物往往就是他们的生命原型、自我镜像。所以,对于我来说,名人传记是案头必备,是我为自己充电的必修课。《林肯传》《拿破仑传》《罗斯福传》、诺贝尔奖获得者系列传记……我在大学时就都读过。在人生成长关键时期,都有书起到重要作用。我曾经在《影响我生活与生命的几本关键书籍》中谈到四本书:第一本是日本医学改革家德田虎雄的自传《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译丛”之一),第二本是《管理大师德鲁克》,第三本是《如何改变世界》,第四本是《从优秀到卓越》。

中华读书报:您专注于阅读有什么契机?

朱永新:早在1993年担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期间,我就发现大学生不读书的情况比较普遍。甚至中文系的学生连四大名著都没有读过。于是,我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学生必读书制度。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组织专家开始研制大中小学生的书目。在调查中发现,学生不读书与老师不读书有关系,所以又增加了一个教师书目。新教育实验一开始,我们就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六大行动之首。随着实验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发现,阅读应该是教育的基础,而阅读的关键就是读什么书。2010年,我们组建新阅读研究所,开始系统研制各类阅读书目,其中《中国人基础阅读书目》为全民阅读提供了地图;《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中国中小学项目研究阅读书目》和基础书目里的中小学每个书目之中、三大系列之间又形成了由浅入深的阅读梯次,为儿童阅读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中华读书报:庞大的书目对阅读和不同学科几乎全面覆盖,但有无可能会给学生和家长带来负担?

朱永新:一方面,我们要做减法,学校的课程要把阅读纳入,如许多新教育实验学校开设了晨诵午读暮省的课程,就要整合其他课程。另一方面,我们经常低估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很多学校提出一个暑假挑战一百万字、二百万字甚至更多,很多学生都可以完成。对学生来说,一个学习阶段读一百种书不多,很多小学生两年就能全部完成。另外还分了三十种基础书目、七十种备选书目,如果时间不够、阅读有困难,也可以选择基础阅读的书目。

中华读书报:我发现同样的阅读,您总是格外有收获。有什么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吗?

朱永新:不同的书有不同的阅读方法,一般的书,总要进行概要性的了解,有难度的还要打“外围战”,看别人的理解,通过自己的阅读验证别人的理解是不是正确。我经常会在书上做批注,经常带着问题去读书。新教育每年开一次大会,每年围绕不同的主题。如今年的主题是书香校园建设,我就阅读了《书籍的历史》《书籍的世界》《什么是博雅教育》等数十种阅读的著作。在阅读中,我要整合经典著作的教育思想、形成思维导图——不仅仅是系统阐述他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六经注我”。近十年来,我开启了个人的重读教育经典计划,每天早晨读著名教育家的著作,并且把其中对于父母和教师有启发的观点与大家分享,在个人微博上开设了《新父母晨诵》的专栏,十年来,先后读完了叶圣陶、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蒙台梭利、杜威等教育家的著作,撰写了100万字左右的读书笔记。

中华读书报:您有没有遇到有难度的书?

朱永新:有。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甚至在我自己的专业领域,杜威的著作,也不是轻轻松松阅读的。我虽然系统地把五卷本的《杜威教育文集》读完,还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但是能不能真正把握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精髓?我不敢说。但有些经典是绕不过去的。我们要知道它的存在和重要性,要走近它、理解它、挑战它,另外,对待经典要肯下慢功夫,沉下心读,不能快速浏览。

在我们推荐的书目里是有经典的。需要帮助师生养成和经典对话的能力。但我也反复讲,不能把推荐了也不会看的经典放到里面。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教育生涯中,有没有一读再读的书?

朱永新:有。如中国的《论语》《学记》,陶行知、叶圣陶的著作。尤其是《论语》《学记》,从中国教育的角度来说,这两本书是源头活水,我读得多,读得细,一读再读。外国的如蒙台梭利、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的书,也是放在身边一直在读。

中华读书报:读书生活中您有什么喜好吗?

朱永新:我收藏好书,尤其是作者签名的书,大概已经积累了几千本的名家签名本。这几年,我还请名家在他们的书上写一句新教育理念:“过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一方面是请他们了解新教育的理念,同时也是通过他们宣传新教育理念。“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就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的模样。

中华读书报:那么您希望阅读能达到什么样的理想模式?

朱永新:希望通过阅读提升全民素质,期待建设成真正的书香中国。我在《我的阅读观》提出的五个阅读理念,也是我的五大阅读理想: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真正的家园,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拥有共同语言共同密码共同价值。也就是说,通过阅读,提高个人素养与国民素质,提高教育品质与城市品位,加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公平。我一直认为,阅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最基础、最廉价的路径,对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发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中华读书报: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朱永新:我每天五点起来,早晨有两个小时的读书和写作时间,睡前有一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早晨起来读比较严肃的、学术方面的书,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为主;睡前读文学类图书。过去喜欢看鲁迅的杂文和文学名著,看畅销榜评价很高的书籍,如《岛上书店》《解忧杂货店》《摆渡人》等;现在一般看好朋友赠送的新书,我曾经开过一个专栏叫《友人赠书》,朋友送的书我都看。还有就是图画书和儿童文学。担任主编的时候,睡前枕边书就是主编的书稿。比如“开明儿童文学书系”精选民进会员的童书作品,比如《给新孩子的中华传统故事》则是和一群专家学者、童书作家共同为新时代的孩子选编、创作的古代杰出人物故事。

中华读书报:对您来说,教育和阅读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朱永新:教育的最大魅力在于无限的可能性。教育不可能用固定的程序和方法,而是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挑战。每一个人的潜能都是无限的,通过教育你能够去实现一个人的各种可能性,这是教育最大的魅力。

阅读的魅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帮你拓展了生活的时间和空间。你可以和任何一个时代的人去对话,可以在任何一个空间生活,甚至于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阅读可以有很强的代入感,融入其中的生活,这种感觉非常享受。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您选择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朱永新:很难选。我当时曾想这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是吗?什么时候想过?

朱永新:我订了两份《中华读书报》,每期“枕边书”文章我都会关注,看别人作答的同时我想过。一是我肯定会选一本唐诗或宋词,可以每天吟诵品味,或者带上我自己主编的《新教育晨诵》,从幼儿到高中,每天一首。二是可能会把《论语》带上,因为它可以反复阅读,边读边悟,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三是可能会选《资治通鉴》,一直准备通读而没有时间。当然也可以选一部部头大一点的长篇小说,曹雪芹、雨果、托尔斯泰都可以,因为时间比较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