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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遗失的道德之光
来源:北京晚报 | 后商  2021年09月06日08:12
关键词:索尔·贝娄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收录了诺奖作家索尔·贝娄的书评、随笔、演讲、访谈,几乎容纳了这位二十世纪传奇作家所有关于小说的秘术与情操。接下来我们透过本书收入的文章,一窥索尔·贝娄的内心世界以及二十世纪的小说精神。

1962年,还在写作《赫索格》的索尔·贝娄在《密歇根评论季刊》发表了一篇长评论。在《我们向何处去?小说的未来》这篇文章里,贝娄表达了对文学的忧心。“现在,我们已经见识了旧式自我的无数荣辱成败。我们从内战以来的数部美国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他们的进步与衰亡,看着他们从兴盛到没落。作为读者,我们仍然为兰伯特·斯特雷塞们、赫斯特伍德们和考珀伍德们,以及盖茨比们所打动、所取悦;但作为作家,却不是这样了。”关于文学,贝娄首先划了一个界限,读者的文学,和作家的文学。读者们仍然喜爱《大使》《嘉莉妹妹》《斯多葛》《了不起的盖茨比》及其角色们,但作家们早已抛弃了这些旨趣,作家们都是品位高端的人,也都是现代主义或者精英文化的附庸,他们已经远离了旧有的超越精神、道德故事、情感生活、财富想象。旧式的崇高,旧式的躲闪,旧式的武器,全都过时了。实际上,在这些方面,读者们仍然和作家们站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大使》《嘉莉妹妹》《斯多葛》《了不起的盖茨比》之所以还被读者喜欢,并不是因为它们足以代表或者象征某种当下的文学,而是因为它们仍然还可以被当做文学来看待。

贝娄所忧心的文学的蹇困,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文学的跨世纪的演变。拉长来说,19世纪的作家们都相信,思想有着难以逾越的重要性。在美国文学史上,这些作家是爱默生、梭罗、惠特曼、梅尔维尔,他们都很喜欢说教。但在20世纪,作家们纷纷放弃了这个态度,他们效忠于普通人,于是乎,奇怪的组合产生了,人物相当天真,技巧和语言相当深奥。思想,日益被隔绝在艺术世界之外。在美国文学史上,海明威和T·S·艾略特是其中的典型。托尔斯泰对道德主题的坚持,内瓦尔德浪漫主义,已经成为过去时,取而代之的是福楼拜及其追随者,他们钳制道德的自我发挥,强调一种审美客观性,这种审美客观性主宰了20世纪的文学世界。

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变化,在很多学者眼里,是文学的进步,也是现代主义的拓进,但贝娄不以为然,他寻找的是遗失的道德之光。在随后的文章《作家成为说教家》中,贝娄又进一步解释了,他之憎恨大多数现代主义的原因。“他们只能走同样的路:自由主义的路、自然的路、普罗米修斯式反抗的路、社会主义的路——这个名单几乎无穷无尽。作家会择其一,然后主张自己的真理。因此,他的艺术命运和思想命运差不多是绑定在一起了。它们要么一起胜利,要么一起覆亡。”对于贝娄来说,某些现代主义者们对其所要书写的内容有一个错置,他们不知道要对什么表现出善意以及如何表现善意。贝娄对20世纪文学的想象,在今天虽然已经被遗忘和废弃,但是却别具一格,针砭其症。

与文学之变牵系甚多的还有社会之变,或者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变化。19世纪的艺术家扮演着天才的角色,而读者也将这些天才视作是在世的神明。维克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萧伯纳的威望,如今的读者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他们集科学家、幻想家、宗教人士于一身,又将这些身份发挥到极限。无论如何,这个局面随着市民阶层的变化,社会改革的完成,以及科学的分化与改变,消失不见了,文学的崇高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

贝娄用他特有的狡猾和锐利,讲述了文学的衰落,但他也不以为然,他的文学期待并没有因之落空,相反,他试图透过社会层面的衰落以及文学自以为是的变形,看到与发现文学的真谛。1951年,贝娄做了一个题为《世俗之人,世俗时代》的演讲。贝娄在此传递了他心内关于文学的信念,以及文学何为的关切。贝娄说道,“依我之见,一个小说家的工作仍然是确定重要性的等级,从风格、语言、形式、抽象,还有多种多样的社会现实的威胁、干扰中,拯救出人类独特的价值。”

终其一生,贝娄所展现的不过是赫索格的天才一面,他开始时像只天才百灵鸟,结束的时候却成了天才鸵鸟。出版于1964年的《赫索格》,曾经畅销一时,如今成为贝娄的代名词。摩西·赫索格永远也完成不了他的巨著《浪漫主义的根源》,他还被戴了绿帽,他的一生都被喜剧围绕着,盲目,倒霉,瞎忙一气。赫索格像贝娄一样调侃那些上流的写作者们,“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天才的想象是多么迅速地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罐装产品。斯宾格勒的‘普鲁士社会主义’成了罐头泡菜,荒原观念成了老生常谈……”贝娄的批评同样也指向了他自身,他不希望自己重蹈赫索格的覆辙,留下一段屈辱的历史。

他的信念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达到了高潮。贝娄说:“现在居于核心的是什么呢?当前,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的决心——在这样的混乱黑暗中,决心坚忍向前,还是堕落毁灭。”文学的核心,其实就是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