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笔记本》:一种“新文化”的可能
《绿色笔记本：拉美四诗人诗抄》书影
《绿色笔记本》是一本罕见的诗集，凸显了切·格瓦拉这个20世纪最著名的革命者作为诗人、诗歌读者的身份，这除了使他离我们更近，更了解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外，也使他离我们更远了，似乎还有很多我们无法想象能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天赋，都在切的身上被证实了。《绿色笔记本》表明，他除了高尚的情操、英勇的精神、敏锐的头脑之外，还有可观的文学修养。这本由他亲自抄录的诗集，伴随着他最后的日子，里面有情诗，有借鉴了黑人民歌的富有节奏感的作品，也有富有战斗性的篇什。也许正是这些诗篇，帮助他度过了在玻利维亚山中受困的日子。
其中第一首《黑色使者》，我第一次接触是在胡旭东老师的世界诗歌课上。那门课程的时间是在周二下午，十几个人用整整两个小时翻译和细读一两首诗，每个同学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准备，以弄懂每一个词在原文中的意思。印象中，塞萨尔·巴列霍是与法国诗人雅克·普雷维尔放在一起讨论的，构成沉重与轻盈的奇妙组合。此外，我们还选译了尼卡诺尔·帕拉等拉美诗人。我也是在那门课上第一次见到《绿色笔记本》的译者陈黎老师，而袁婧则是那门课全程参与的同学。
在切·格瓦拉选取的四个诗人中，塞萨尔·巴列霍、巴勃罗·聂鲁达、尼古拉斯·纪廉都已为人所知，只有莱昂·费利佩在中文世界欠缺相应的名声。聂鲁达在这几个人中流传最广，他的诗有一气呵成的气质和尽量接近大众的语言，奇幻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腾挪跌宕的感官愉悦，创造了一种把拉丁美洲的土地和海洋母性化、神圣化的修辞范式。切对聂鲁达作品的选择方式，则是颇为让人意外的，就像编选者指出的，他没有选择《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却选择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的多首作品，包括《女体，白色小山》《我们甚至失去了》《今夜我可以写出》《绝望的歌》，这是聂鲁达20岁时写作的情诗的一部分。此外，像《我双腿的仪式》以对男性身体的古希腊式的赞颂，肯定了人自身的美感和价值。这些诗表明，切并不是从纯政治性的角度选取作品的。
与聂鲁达原始的、带有雄性荷尔蒙的爆发力相比，巴列霍则具有一种质地完全不同的激情，就像在地壳下穿透岩石的岩浆，他的力量是内省的、私密的、不可见的，但是也让人目眩，甚至带着毁灭性和可怕的洞察力。在聂鲁达那里，悲伤是令人愉悦的，而在巴列霍这里，快乐也隐隐让人不安。巴列霍的《同志爱》的正文，就字面而言没有什么明确的主旨，但是阅读的过程让人想到基督式的博爱：“今天没有人来问我问题；/今天下午，没有人来向我问任何东西。//我一朵坟头的花也没看到，/在这样快乐的光的行列里。/原谅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这首诗和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构成隐含的对比。里尔克的诗有一个最终把注意力转向抒情主人公“我”的结构，“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里尔克这首诗写作的重点，是世界上的人的哭、笑、生、死与“我”的相关。而在巴列霍的诗中，也涉及人与人之间隐微的、心灵感应式的联结，但是其指向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过来的，“原谅我，上帝：我死得多么少啊”，它不是里尔克那里现象学式的凝视，而是一种对于“我”而言切切实实的“承担”，敏感的诗人甚至隐约把这份“承担”转换成了罪愆意识，诗人认为，与形形色色的死亡和坟墓相比，自己感知到的快乐是可疑的。《给我的哥哥米盖》也是一首杰作，它叙述孩子世界里的捉迷藏和成人世界理解的死亡（消失）之间的关联，让人想到威廉·华兹华斯不朽的《我们是七个》，尤其是结尾的部分，“啊哥哥，不要让大家等得太久，/快出来啊，好吗？妈妈说不定在担心了”，寓深沉于童稚，用捉迷藏的口吻表达了对哥哥的追悼和怀念。
尼古拉斯·纪廉的诗从1959年就被翻译到中国，成为和聂鲁达一起被中文世界接受的拉美人民诗人。《黑白混血女郎》以带有“大男子气”的诗人视角，写自己追求一个“混血女郎”而不得，以至于要气急败坏咒骂对方长得“难看”，“我知道，黑白混血女郎啊，/黑白混血女郎，我知道你说/我的鼻子/扁平得像领带结。//啊，看看你自己/也没好到哪里去——/大大的嘴巴，/红通通的卷发”。情绪转折过程中的讽刺与自得感溢于纸上。尤其是最后一节，“但愿你啊，黑白混血女郎，/能了解真相，/我已经有我的黑女郎，/我一点也不爱你！”这种求爱失败后略显“尴尬”的自找台阶下的过程，很少能在之前的经典诗人那里读到，它展现的情诗范式也不再是忠贞、骑士之爱抑或是波德莱尔式的“擦肩而过的女人”，而是用调侃的语调表露了“诗人”尖酸、刻薄、羞于认输的一面。
切也在纪廉战斗性的作品中选了一些抒情性的诗，比如《蒙特罗老爹的葬礼晚会》《记忆之水》《炉中石》。尽管《蒙特罗老爹的葬礼晚会》的主题涉及对一个黑肤老人的悼念，但是结尾几行却留下唯美的记忆，译诗也遵循了美妙的节拍：“今天在我家院中/拂晓时出现月亮；/她以弯钩凿开大地，/牢牢地嵌入土壤。/孩子们将她捧起/为她洗净脸庞，/今晚我把她带来/请你枕在这轮白月上。”纪廉的诗是这几个诗人中突出处理拉丁美洲混血文化，尤其是黑人文化的，比如《两个祖父之歌》，把两位“祖父”分别取名为费德里科和法昆多，根据译者注释，这两个名字分别来自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和阿根廷作家、政治家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也象征着西班牙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的融合，这无疑也表明了切的精神追求。
莱昂·费利佩是一个在中文中还比较陌生的名字，跟洛尔迦、维森特·阿莱桑德雷同为西班牙著名文学流派“二七年一代”的成员，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无法归类的诗人。这不仅因为他的风格多变，而且因为他作为药剂师、翻译家以及生活于墨西哥的西班牙流亡群体领袖的身份。虽然《绿色笔记本》选他的诗最少，只有9首，但是其中的《大冒险》这首长诗长达30多页，行数比聂鲁达的《马祖匹祖高地》还要多。切只抄录了《马祖匹祖高地》中的第八、第九部分，对《大冒险》则抄录了全文（除了最后两行，进行了切诗人式的改写——省略），因此总体上，费利佩在笔记本中占据的比重并不低。费利佩的诗歌是四人中欧洲背景最强的，其他三人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土地和文化有很深的认同，虽然费利佩1938年就作为共和党激进分子被西班牙驱逐，流亡到墨西哥，且晚年长期在墨西哥生活，但他的诗中频繁引用塞万提斯等西班牙人的作品，而且充满来自《圣经》的宗教隐喻，具有很明显的欧洲文化色彩。在切的笔记本所选的诗中，有好几首都指向与《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在诗中是“大司铎”）的对话。不过，在形式和内容上，费利佩的诗是富有先锋派色彩的，很多长短不一的、口语化的自由诗，在意象跳跃的幅度上很接近聂鲁达最晦暗时期的《地上的居住》，一定程度上，这些诗也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在《大冒险》中，他还流畅地使用了元诗策略，跳出来就自己的写作方式进行辩护，并多次向读者、译者发言。比如，“另外，我认为这种修辞/最容易翻译成所有语言。/如若一句诗需要飞行很远/——这首诗就会飞行很远——/这双翅膀是最合适的。”这首长诗以热情的理想主义歌颂堂吉诃德和桑丘的“盲目”行为，也许切即是被诗中人物身上的这种精神所感染。
在四人的作品中，纪廉和聂鲁达都涉及西班牙内战以及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遇害，比如在《我述说一些事情》《哀歌第四》中。除此之外，诗中还有玻利瓦尔、蒙特罗老爹、埃米特·提尔等或杰出或平凡的名字。这些名字也许构成了除了四位作者之外的补充信息，告诉我们切的生活受到哪些历史人物的影响。不仅编选者和译者，想必这本书的每个读者，都感知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解谜过程。毕竟我们对切的一切都如此感兴趣，不会放过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任何细节。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求不可能之事”的英雄，一个有诗人和文学家眼光的革命者，在他的日记和《论游击战》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理想主义是如何通过物质性细节落实的，其中有很多对革命行动所作的纯粹技术性的指导：如何搭帐篷，如何收集食物，如何破坏敌人的基础设施……他像是一个不厌其烦的“管家”，把一个普通士兵所需要考虑的饥寒、体能问题当作头等大事。其所有论述的前提是，游击队的弱势地位和物质匮乏，以及政府力量的强大，因此需要用最小的损失、最高的效率来完成最有爆发力的行动，需要分散兵力、化整为零，这几乎使游击战术变成了一种意象主义诗歌原则的对等物。埃兹拉·庞德强调，诗歌要用“凝缩”表达情感的复合体，不要使用过多形容词，而要多使用动词。切的文体也跟意象主义的观点具有同构性，他的文风经济、简约，词汇密集、富有效率，不作过多的修辞，内容平实、可靠又高屋建瓴，富有实践性。这也反映在他对诗歌的认知中。在编者序中，我们读到：
切从未将《走吧，预言黎明的炽热先知》这首诗送给菲德尔。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首好诗，只想把它留作纪念。
几年后，《绿色橄榄树》杂志的主编莱昂内尔·索托发表了这首诗，切愤慨万分，传信警告他不应该未经允许发表任何作品，更何况是‘这些糟糕透顶的诗句’。切将他的诗歌视作隐私。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切务实、诚恳、接近完美主义者的自我约束的态度。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的局限，就此而言，他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些诗也从侧面传递了切自己对革命的认识：革命不仅是一种武装斗争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涉及“新人”“新文化”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细的创生过程。弗兰茨·法农等6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也颇有先见之明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切携带着一本诗集去闹革命，并随身带着自己的手抄诗集死去，这个细节本身也是一个象征，是理解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的重要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