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今的商业社会，生活之弦绷得紧紧的，幽默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润滑剂。德国作家胡戈在《傻瓜年谱》指出：“人生越严肃，就越是需要诙谐。”

什么是真正的幽默？美国作家休斯下了注脚：“所谓幽默，是到口的肥鸭竟然飞了而还能一笑置之。”

休斯所谓的“一笑置之”，不一定指的是开心的笑，也许是心有不甘的苦笑哩！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当然苦笑比勃然大怒或恼羞成怒得宜，或相对怡然得多了。

马克·吐温更是说到骨子里去：“幽默的内在根源不是欢乐，而是悲哀；天堂里是没有幽默的。”

走笔至此，读者肯定感到索然无味，因为这太像抛书包，抛得太不像样了，一点幽默也没有。

谈到幽默，在中国作家之中，我首先想起林语堂，他老人家早年还办过《幽默》杂志。

如果要月旦或贫嘴，林语堂式的幽默也许还是属于休斯式的、源自美式的幽默——美国人临死之前，往往还不忘幽自己一默——开自己的玩笑。说穿了，也不过是强颜欢笑而已。

说到幽默的深刻，钱锺书先生倒是少有的例子。

过去在与钱先生交谈中，曾摘下他在讲话中的妙喻与幽默。兹录如下——

他在谈到老年人时说道：“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比如日常生活问题，也不易应付，小如一张凳子、一扇门、一层楼，都是天天碰到的东西，也可以任意使用它们，一旦年老了，好像这些东西都会使乖，跟你为难，和你较量一下，为你制造障碍。至于身体上的功能，包括头脑的运作，年轻时候可以置之不理的，现在你都得向它们打招呼，进行团结工作，它们可以随时怠工甚至罢工（笑）。所以我的写作计划不是没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在谈到他的代表作《围城》时，他说道：“代表？你看我这个是代表什么？又不是‘人大代表’的代表（笑），所以也没所谓代表不代表，你说是吗？只是我过去写的东西，要说代表，只能说代表过去那个时候的水平，那个时候的看法。现在我自己并不满意。那个时候写得很快，不过两年的工夫。这次重版之前，我重新看了一看，觉得许多地方应当改写、重写，因为错字错得很多，但要改写，甚至重写是很花功夫的。我当时只在词句上作了很少很少的修改，但出版社一定要出，只好让他出。假如——天下最快活的是‘假如’，最伤心的也是‘假如’（笑），假如当时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写得成，应该比《围城》好些。但我不知是不是命运，当时大约写了二万字，1949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当时乱哄哄的，把稿子丢了，查来查去查不到。这我在《围城》的《重印前记》提到过，倒是省事。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

在谈到他的《宋诗选注》，他说道：“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笑）。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笑）。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大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说到写文章时，他说：“有一位叫莱翁·法格（Leon Fargue）的法国作家，他曾讲过一句话，写文章好比追女孩子。他说，假如你追一个女孩子，究竟喜欢容易上手的，还是难上手的？这是一个诙谐的比喻。就算你只能追到容易上手的女孩子，还是瞧不起她的。这是常人的心理，也是写作人的心理，他们一般不满足于容易上手的东西，而是喜欢从难处着手。”

谈到写《回忆录》，他说：“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路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笑）。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有些作家对自己过去写的文章，甚至一个字、一段话，都很重视和珍惜，当然，那因为他们所写的稿字字珠玑，值得珍惜，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笑），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

从以上钱先生谈话的摘录可知，钱先生是深谙幽默之道的。他的幽默，偶尔也含有谐谑成分的——今人俗语所指的“恶搞”，如他说写回忆录像狗撒了屎尿，还要回头嗅一嗅、闻一番；写文章像追女孩子一样，追得到，不一定瞧得起她。

其中也有笑中带泪的，如“写作计划”与政治运动的冲击；“假如”的伤心与快活；老人的日常生活遇到棘手的问题……

以上钱先生所作的比喻，也许合了马克·吐温所说的：“幽默的内在根源不是欢乐，而是悲哀。”特别是对当代的中国人而言。

（摘自《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潘耀明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