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早年交游寻佚
青年时期的朱光潜
前两年笔者增订拙著《朱光潜传》，又搜集到朱光潜佚文、佚信和档案资料若干，另有不易查检到的新闻报道，于了解朱光潜早年交游颇有助益，亦足见民国时期学界风气及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
一、 香港大学同学交游
朱光潜1917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一年，对该校师资不甚满意。刚好在此年，时任香港大学副校长的英国查尔斯·艾略特爵士建议北洋政府教育部选送一批师范生到香港大学学习。北洋政府接受建议，经过严格的考试甄别，从四所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南京、武昌、四川）选取20名学生，供给生活费和书籍费，送到香港大学读书。朱光潜在《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1944）一文中，曾述及其交游，包括20名学生中的四位当时关系最亲近者，如高卓（觉敷）、朱维干（铁苍）、郭斌龢（洽周）、朱复。实际上也有在写回忆文之后又有深入交往者，因为此前学界并未见到当时录取名单，不太容易知道这些关系。检索《申报》，不仅有新闻报道选送师范生缘由、朱光潜等赴港行程，且列出了除四川高等师范5人以外的名单。按图索骥，可以寻找未知的朱光潜交游线索，甚有意味。
《申报》1918年9月9日新闻专栏刊出《学生会招待赴港师范生》，报道朱光潜和北京、南昌、武昌高师考取者共15人，1918年9月10日从上海赴香港，应为朱光潜名字初次登上大报：
香港大学为英人所设，程度与伦敦大学相同（毕业生皆与以学士学位），设备亦与英大学无殊，实东方各大学中之最著者。近来特设师范科，四年毕业，专为华人深造英文并研究教育起见。教育部因鉴于部中每年派往欧美留学生研究教育者甚少，此项人才现甚缺乏，而该大学实可代表英国教育之精神，故特决定派送官费学生二十名前往肄业，以期于将来教授方法上及教育事业上有所改革。按是项学生系由部中指定北京、南京、武昌、四川四〈高〉等师范选送，盖因高师学生皆系志愿研究教育者，根基已固，深造自易，且是四校为全国教育产出之所，同学众多，声气相通，将来改革教育自易进行也。留学费每人规定每年洋八百元，由部中发给。往香港时并另给旅费洋七十元，惟无治装费。北京、武昌、南京三校学生，皆已由各该校按照香港大学入学试验程度考试选定，于七月间送教育部复试，复试后共取十五人。北京、南京两校各六人，武昌三人，四川因途中交通不便，已选五人，尚未送到，一俟到京，再由部中复试派往。前三校学生因该大学开学期近，现已陆续到沪，经教育部电托朱少屏君招待，暂寓寰球学生会寄宿舍中，准于十日乘招商局“广大船”起程。学生会今〈九〉日下午四时半，尚须开茶话会欢送赴港诸君云。各生姓名如下：鲍德徵、郭斌龢、朱复、胡稷咸、朱维干、吴定绍、尹钟毓、朱光潜、谭家湛、沈炜〈祎〉、童致旋、高卓、刘唐衮、胡封缙、陈习丁。
报道显示朱光潜曾于1918年7月赴北京复试。武昌高师考选人数最少，仅3人。教育部留学经费每年每人800元，按当时物价水平算是相当高的，相对于1925年朱光潜赴英安徽省公费留学费每年200余英镑，也不低。足见北洋政府非常重视这批人才，尽管后来经费发放因政局不稳，时有延缓，甚至由香港大学垫付。此名单中不少人后来均有所成就，不负政府所期，也和朱光潜保持了长久的交往和情谊。如郭斌龢、朱维干、高觉敷等，另沈祎（亦珍）、胡稷咸（稼胎）、尹钟毓（树人）等与朱光潜先后为立达学园、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同事。
鲍德徵、高觉敷和朱光潜曾在同一期《教育杂志》（1922年总第14卷12号）发表道尔顿制的专题论文。高觉敷是著名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史研究上卓有成就。沈祎，1933年赴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他们于香港大学毕业后和朱光潜同到上海，在朱光潜与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发起立达学会时，被朱拉入，后沈祎还入立达学园任教，1948年与朱光潜同为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理事。高觉敷是朱光潜进入中国公学的引荐者，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与朱光潜最早的两部学术著作《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的出版有密切关系。他为前者作序，称赏朱光潜介绍西方心理学最新成果的贡献；后者则系他约稿、编辑出版。晚年友谊尚存，1978年冬，高觉敷82岁高龄，还在赴京时到朱光潜家叙旧。朱维干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著名历史学家。抗战时，曾兼任《南方日报》总编辑，著有《福建史稿》，1970年代末尚与朱光潜有通讯来往。
郭斌龢是成就卓著的希腊文翻译家，与朱光潜关系亦甚深，因为他们都是希腊哲学尤其柏拉图的爱好者和翻译者。朱光潜1925年9月赴英留学时，曾拜访在东北大学任教的郭斌龢，未遇。留学爱丁堡大学之初，即致信国内的郭斌龢述及自己的境况。郭斌龢感怀，在1926年《学衡》第55期发表了《寄怀朱孟实光潜爱丁堡》，这是第一首在学术刊物上刊载的关于朱光潜的诗：
岁暮北风干，中原苦俶扰。杞忧谁与语，所怀在远道。忽得故人书，寄自爱丁堡。上言长相忆，下言彼都好。慨自十年来，学子何轻佻。不读古人书，竞夸游学早。朱侯适异国，意气薄云表。别有深念事，志不在温饱。忆昔初把臂，同客海南岛。君才特挺拔，一见即倾倒。心性相砥砺，学术相探讨。清风明月夜，犹忆歌浩浩。秣陵赋别离，南北音尘杳。海外远赐书，余音三日绕。国危如累卵，迷邦半怀宝。鬼蜮任横行，枉说强哉矫。天赋人所同，如何对大造。己立而立人，相与扩襟抱。筑室慎始基，易盈患器小。默契于无言，此意惟君晓。
郭此诗既回忆过往交谊，又多赞赏、勉励之辞，为旧体寄怀之常格，略可见其友情。1943年10月，朱光潜作为武汉大学教务长，郭斌龢作为浙江大学训导长，同入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团第28期训练班，赴重庆浮图关受训。他俩是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典礼后受到蒋介石召见的教育界仅有的两位代表，各界总共仅有8位代表。他们也因为同受蒋介石赏识，成为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编委。1962年春，他们分别从北京、南京到上海参加教育部统编的《西方文艺理论选》编辑会议，共10余天，还一起畅叙旧谊。
尹钟毓1948年成为新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之首席秘书，可能和朱光潜有一定关系，因尹钟毓与胡适关系较疏，而朱光潜时任西文系主任，并代理文学院院长，与胡适关系亲近，作为老同学，很可能是推荐者。
二、 朱光潜与徐中舒、傅斯年的交游
傅斯年是民国学界中坚，也是国民会议代表、政界有名的“大炮”，曾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1947）一文，炮轰行政院长宋子文。朱光潜与傅斯年的关系，始于他武昌高师的同乡好友徐中舒。徐中舒是安徽怀宁人，在武昌高师数理部读了一个学期即退学，后考上清华大学国学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徐之成名作《古诗十九首考》，乃经朱光潜推荐，1925年发表于《立达》学刊，引起较大反响，被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大白破格聘为教授。据传陈寅恪对此文甚为欣赏，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所长，陈寅恪极被推重，任历史组组长、研究员。史语所甚看重学力，1930年，徐中舒得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辑员，后升任研究员（受聘四川大学教授后，兼任史语所通讯研究员），系陈寅恪力荐之结果。朱光潜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时，聘其为历史系教授，后任教乐山武汉大学时，曾邀徐中舒游览欢聚。徐也与朱光潜保持了长期友谊，晚年尚有交往。
朱光潜留学英法8年，1933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心理学专业理学博士学位。他一方面通过徐中舒，托傅斯年向师生关系甚为密切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另一方面也通过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老朋友朱自清，托周作人向胡适推荐。在朱光潜自己的陈述中，都特别只提徐中舒、傅斯年在其受聘推荐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未提朱自清、周作人。如他1966年为交代自己的历史所写的《我的简历》（手稿）所言：
1933年秋回国，由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老同学徐中舒（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在北大兼课）介绍给胡适和傅斯年，任北大西语系教授。
但晚年所写《自传》，或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则有意略去了傅斯年的名字。近见朱光潜任武大教务长后致傅斯年一信，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赐鉴：
顷得汤锡予先生一函，误将宗兄一札插入函内，兹特转还，请查收。前承介绍逯君，比即覆一函，想已达计室。兹江西胡君已来校，本年暂无需要，来年再设法借重，尚乞谅宥。尊体已恢复健康否？至以为念。专颂
时祺
弟 朱光潜拜启
九月廿四日
此信称傅斯年为“宗兄”，甚有意味，因为傅斯年显然不是朱光潜一般意义上的宗兄，而是带有了学派乃至宗派的意味。信中提及此前已有一函为逯钦立事复傅斯年，但未见。逯君即逯钦立，罗庸、杨振声弟子，此时由傅斯年兼任所长的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获硕士学位，傅斯年为答辩委员，甚为欣赏。时逯已任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或期待任武汉大学副教授，后未遂。胡君即胡守仁，1933年武汉大学毕业生，古代文学研究者，此信第二年即1943年任武大中文系讲师。 1948年12月，北平被围，胡适撤到南京，即建议蒋介石指定一个三人小组，由蒋经国、傅斯年、陈雪屏组成，负责速派飞机“抢救”北平文化界名流，傅斯年、陈雪屏在第二天即开出名单，以加急电报发给平津路政局局长石树德，朱光潜被列为因为政治关系必须撤离的名单之首。朱光潜因各种原因没有应命。
三、朱光潜与梅贻琦等的交游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对于了解抗战时期教育界的情形，尤其是西南联大办学艰难实况和复杂人际关系甚为珍贵。1941年5月起，郑天挺与梅贻琦、罗常培一行三人，因校务和考察其他大学办校经验，劝说散落各大学的原北大、清华、南开教授到西南联大任教，历经叙永、重庆、乐山、峨眉、成都等地，惟此段旅程，郑天挺并未写作日记。幸亏同行的罗常培意识到这次巴蜀之行甚有史料价值，故有详细日记。此日记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标题为《蜀道难》，署名罗莘田，莘田为常培之字。其中有关于朱光潜的佚闻和对朱光潜形容的细节描述，甚为珍贵，摘录于下：
七月十日：上午九点到文庙武汉大学去看王抚五、朱孟实、陈通伯三先生。……孟实虽然两鬓斑白，精神却还焕发。……梅先生向抚五表示联大盼望孟实返校的意思很恳切，抚五正颜厉色的说：“武大对于朱先生比联大更需要，请你们暂时就借给我们几年吧”。……晚七点，抚五、孟实在公园路中西餐馆设宴招待。
文庙是武汉大学校本部，也是朱光潜办公之处。这段文字说明早在1941年梅贻琦就代表北大正式邀请朱光潜回去任教了，故抗战胜利，朱光潜即离开武大返北大任西文系主任，乃顺理成章的事。不过王星拱（抚五）“正颜厉色”，也足见他对朱光潜的倚重。《梅贻琦日记》则记载略异，未及邀朱光潜回北大事：
7月10日：Th.七点起。早点食汤面，后出至“一乐也”理发。方重与陆夙书君来，陪至文庙武汉大学文法学院及总办公处，晤王抚五校长、朱谟实（光潜）教务长、陈通伯诸君。午饭朱、陈、高诸君约在全家福，甚热，酒尚好。……六点王、朱二君约在中西餐馆，西餐殊不佳，座中更闷热。晤王兆荣（前川大校长）。
罗常培《蜀道难》又记：
（七月十一日）早晨七点半，到嘉乐门外，去看孟实，并会到陈通伯、朱东润、徐天悯、杨仁〈人〉楩几位，和北大中国文学系二十四年度毕业生丁贤书。……
《梅贻琦日记》则明确记载是到朱光潜家里吃早点。乐山武汉大学没有独立的教师宿舍。朱光潜在嘉乐门外不远处的水井冲八号，租住了当地人刘元昉家几间背靠小山丘的房子。2004年，笔者到乐山时曾试图追寻朱光潜足迹，只找到其办公、教学处，无法找到其所租住民宅。后见朱光潜1930年代的北大学生、乐山人杜道生1978年为朱光潜祝寿，写有一诗，发表时加以按语，提及他1940年代时常到朱光潜所租住的民居拜访，“住乐山水井冲刘元昉宅（此宅今原样保存，银杏树繁茂如昔），凡留寓乐山八年之久。一九四四年，道生在成都、大邑教学时，寒暑假回家，屡次登堂问学请益。回家乡工作则谒见尤密”。当然，现在又过了40多年，这所住宅是否还幸存，就不可知了。
四、朱光潜致张作人信
张作人与朱光潜关系此前未知。张作人是江苏泰兴人，动物学家，教育家。与朱光潜是中国公学同事，1932—1933年又与朱光潜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一起留学，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两人此时应该有所交往。后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1940年代朱光潜任武大教务长时，张作人曾为熟人转学事致函朱光潜，朱光潜回复如下：
作人吾兄：
惠函敬悉一一。敝校转学生必经考试（七月廿三日），借读生必由教部分发，别无他径。经济系以原有学生太多，已决不招转学生。徐君成绩单璧还。
尊况何如，来函未提及，至念。达夫仍在中大否？弟在此任职极忙，舍眷亦在此，维持生活颇费力。觉夫亦久无来信，闻在蓝田。匆颂
时祺
弟 朱光潜启
六月十五日
信中提及的“达夫”，指陈兼善，也是他们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时共同有所交往的留学生，鱼类学家，时在暨南大学。“觉夫”即高觉敷，从信可知是他们共同的朋友。从以上佚闻，足见朱光潜当时交往甚为广泛。如果联系他在主持武大和其他大学联考时因他人为权贵子女漏题而重考，因不同意教育部招生政策而拒任安徽大学校长事，也可见他相当严格地遵守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