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喻向午、钟求是:在残酷和温暖之间行走
来源:《长江文艺》 | 喻向午  钟求是  2021年08月31日07:39

 

喻向午(以下简称“喻”):求是老师好!你的短篇小说新作《父亲的长河》与读者见面了,以此契机,我们聊一下关于你的小说创作的话题。

你现在的工作岗位是《江南》杂志的主编,另外还有一个更显著的身份,那就是作家身份,你是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编辑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你需要经常在这两种工作状态间频繁切换。

你曾在一篇创作谈中提到,你不是写作快手,小说一般写得很慢。你曾经提醒自己,只有受过难的文字,才能显得可靠,才有脱俗复活的质地。话虽如此,每年盘点你的新作,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数量还比较可观,而且新作问世,基本都会有很好的反响。创作小说,编辑期刊,都做到了引人注目,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钟求是(以下简称“钟”):时间过得快,默数一下,我已经在《江南》待了近十二年啦,先做副主编,后当主编。在这些年中,我看了许许多多的稿子,见证了不少作品的生长,也陪伴着一批作家的壮大。同时,我全程参与了六届郁达夫小说奖的具体组织工作,干了一堆杂活儿。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做事认真、反对偷懒的人,所以在编辑岗位上我不敢敷衍,花费了大量心力。从人生精力调配上说,我担任主编职务不是好的规划,但人呀都是命运大势中的棋子,一步一步就走成了现在的样子。好在开始写小说起,我一直朝九晚五地上着班,业余创作成了习惯。何况也有专职写作的朋友告诉我,时间太多就像钞票太多,很容易挥霍浪费掉的。

相比于编辑角色,我当然更在乎自己的作家身份。在漫长的日子里,我基本上白天是编辑,晚上则成了作家,这让我常常觉得夜晚更有意思一些。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内心深处潜伏着另一个“我”。这个“我”与编辑的我相遇,会热情地握手言谈,而与作家的我相遇,则会紧紧拥抱合为一体。

我的写作速度确实比较慢,一个晚上写不了太多的字。到了周末,一天若能写上一千多字,我在心里便会表扬自己。因为产出量少,就得讲究作品的品质,这仿佛生育的孩子少,就得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聪明一些。当然啦,又因为写作的年头已不算短,细细盘点一遍,我仍会发现自己这些年写了不少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把这些小说篇目往纸上一放,能形成规模可观的阵营。它们按岁数列成长队时,差不多能一段一段注释我的生命年月。

喻:2018年,求是老师受邀参加《长江文艺》神农架笔会,期间,与会作家展开了一次主题为“现实的宽阔与作家的视野”的座谈。就当下小说的创作现状,求是老师现场提出了一个观点:“向内转”,应该是当下小说创作的一个突破口。

中国自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前所未有地畅通,文字、图片、视频,任何事情一旦发生,读者都有可能第一时间在网络上获取相关信息,快捷,多角度,多层次;网上一些自媒体的泛文学碎片,也会随之而来,作家的想象力空间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文学创作有自身规律,需要沉淀和思考。当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问世,从“陌生化”角度考量,读者如觉得“太阳底下无新事”,阅读兴趣会大打折扣。通过客观的外部世界获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对于这种路径依赖,求是老师再提“向内转”恰逢其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同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消费主义文学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场,这类作品,突出“下半身”,渲染奢靡的时尚生活,迷恋物质,醉心商品,呈现出强烈的物质化特征,再提“向内转”,也是对消费主义文学的反拨和再平衡。

从求是老师的创作实践看,你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伦理精神和智慧之光,拓展了“向内转”的深度和宽度。

钟:小说的创作走到当下,虽然不时有个体作品爆出亮点,但总体是庸淡的。不仅评论家、编辑们不满意,写作者自己也觉得不畅快,于是近期文学界响起了“小说革命”的呼声。我们《江南》从年初起,连续推出了四期以“小说革命”为议题的百人讨论。大家在发声中有一个共同认定,就是现有的小说自足必需打破,要以更开放的姿态与这个时代的生活经验相接融。破的共识是有了,可怎么立,“革命”的具体指向和用力之处又在哪里,基本还在思考和酝酿之中。

作为《江南》主编,我自然是“小说革命”讨论的卖力推动者。不过在求变过程中,我坚信有一点始终不会变,这就是对人之内心的深度探掘。人的内心如此阔大深险,时而风雨交加,时而绚丽多彩,有无限表达的可能性。一个作家若使劲闯入人物的内心,捉住那既平常又奇妙之情点,就能抵达与阅读者的深层共鸣。古今中外,无论文学的文体和形态怎么变,做不到深层共鸣就称不上好作品。这个道理应该是浅显简单的,但在编阅稿子中我注意到,许多写作者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让自己的目光游走于眼下斑斓多变的生活百态,试图抓住时代变化点。去抓时代变化点当然没有错,可眼睛搜捕的不能是时代的表层而应是时代的内里,这个内里便是处于时代变化中的人之心域。瞄准当下大变局中的人,才是小说求变之要点。

喻:2020年,在《江南》杂志举办的郁达夫文学奖的评审会议上,王尧提出了新“小说革命”的命题,求是老师也是参与者之一。后来《江南》《文学报》组织了许多作家、批评家回应,反响强烈,成为2020年至今文坛的一个重要话题。王尧撰文称,当下小说洞察历史、回应现实的能力在衰退,小说艺术发展滞缓,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的困境,需要激活小说发展的动能。可见文学界对当下小说创作现状是不满意的,希望能够有更开放的姿态锐意进取。纵观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自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史,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自我革新的过程。是否可以将你的创作视为“小说革命”的实践呢?

钟:我眼下的创作跟“小说革命”还靠不上边。在文学写作上,我有自己的内心坚持,这种坚持是“革命”的基础,不能轻易丢开。写了这些年,我也渴望自己守正求变,坚持一些东西,又变化一些东西。我期待着自己。

前面我已经讲过,“小说革命”具体如何行动,文学的边界在哪里,大家还在奋力思考着。在这个过程中,相信文学圈之内外,会有各种写作力量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进行尝试和突破,也许忽然有一天,我们会读到不一样的让人猛吃一惊的小说文本。这个小说文本不是文体的求奇塑形,也不是观念的简单翻新,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只能一边参与一边等待,在时间中等待新的小说身体。

喻:虽然与“小说革命”尚有距离,但在当代文学的现实背景下,“向内转”也是一种求新求变的方式。

在一次访谈中,你曾说,人的内心是个辽阔而诡幻的世界,存在着广大的未知领域,值得我们去行走。“向内转”,或者说这样的方式和角度,并不代表你对外部世界是漠视的,202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等待呼吸》,就显示了你对宏大历史和个人命运以及相互关系的独特理解。

就你的短篇小说而言,很多作品也是如此。《父亲的长河》中,主人公个体的命运,与大时代形成了互文关系。“父亲”从求学的少年,到船员,到入伍,到退伍成省厅干部,直至做到处长退休,父亲的命运起伏,印证了时代的发展。当失忆之后,再“回首”往事,他得到了什么,又失去或者怀念什么,那些最让他无法忘记的场景和美好时光,常如蒙太奇般时常突然闪现在他的脑海里。作品有宏阔的时代背景,又有个体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你的笔触,读者会发现,个体的“内宇宙”,跟时代和社会一样复杂和精彩,它其实就是时代和社会的镜像。你的这种“向内转”的方式,为当下小说界提供了面目不同的审美范式。

钟:先说说《父亲的长河》这篇小说的缘起吧。我的老家在浙江南部的小镇,在自己不少小说里被唤做昆城。为了接收和保持故乡的气息,我一般隔两三个月就回去待一两天,期间准会和一位老同学相聚。这位老同学跟我从小学至高中一路同班,玩成了一辈子的兄弟。每次回去,我都能混上他的家常饭。在饭桌上,他的母亲偶尔会出现。这是一位脸面和气的八十岁老人,说话似乎平常,但实际沾上了老年痴呆。她的记忆似乎破了一个口子,把一辈子许许多多的事情都漏掉了,眼下只记得五个子女中两个人的名字。稀奇的是,她见到我,一下子叫出名字,还问:“大学毕业了吗?分配在哪里工作呀?”我的同学妻子有点嫉妒地说:“老妈早已忘了我这个儿媳妇,却还记着你的名字。”我呵呵地笑,心想老人现在只记得住几十年前的一些片段场景,而我正好在那些场景里吧。过了一年多,我再见到老人,她对着我微笑,却叫不出名字了。又过一些日子,她连最亲近的儿子也记不得名字啦。数点一下,在她对所有亲友的遗忘排序中,我的名字竟列在最后三四位,而此前我跟她已经许多年未见面了。每念及此,我心里会有一种微妙的感动。我觉得应该写点儿什么。

在《父亲的长河》里,我写了一个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他在人生的收尾年龄,渐渐失去累积的社会经验和生活判断,进入了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记忆曾经那么多,现在只剩下了当年很少的生活片段。对他来说,这些片段是纯粹的,也是重要的,似乎里边藏着生命密码。至于是什么密码,小说中的儿子不知道,小说外的作者也不知道。作为写作者,我只能尽量贴紧他理解他,并保持着对他那个隐秘的内心世界的尊敬。当然,在这个小说中,我还试图表达城市和小镇、老年和少年、父亲和儿子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着关于生活空间、生命时间、代际之间的思考展开。

喻:对于求是老师的小说文本,不同的评论家,会有不同的介入角度。就有学者将求是老师的“向内转”跟西方的意识流小说联系起来。

意识流小说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 揭露隐藏在人们心灵深处无意识中的潜意识,具体说来,也就是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围绕人物表面看似随机产生,且逻辑松散的意识中心,将人物的观察、回忆、联想的全部场景与人物的感觉、思想、情绪、愿望等等交织叠合在一起加以展示,以“原样”准确地描摹人物的意识流动过程。意识流小说作家提倡写“人的心灵”,追求内在的真实性。

再以《父亲的长河》为例,作品确实在向着人的潜意识掘进,特别是“父亲”回到昆城的那些段落。对“父亲”而言,他的被无意识和潜意识支配的各种行为,是属于失忆前现实生活中被抑制、被遮蔽的部分。而作品的情节推进,也是由人物的无意识和潜意识驱动的,而不是由外部世界的事件驱动。如果从这个层面考量,作品有明显的意识流小说的痕迹。

“向内转”与意识流有重叠的部分,但不能说“向内转”等同于意识流,这属于不同的两个话语体系。“向内转”作为一种起源于中国当代文坛、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潮,强调文学创作对人的内在世界的建设,而不仅仅是对人的意识活动的表现,它比意识流小说的内涵要宽广得多。《父亲的长河》有意识流小说的痕迹,但《街上的耳朵》《练夜》《星子》《送话》等等篇目就没有很明显这样的痕迹。

同时,“向内转”虽在理论内核上部分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但它是以中国叙事、中国情感、中国审美作为支撑,意图重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内宇宙”。事实证明,比起舶来的意识流小说,它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所接受,也更富有生命力。

钟:很多年前,还是大二学生的我读到了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墙上的斑点》。一位妇人坐在椅子上看到墙上有一个斑点,猜测那可能是一枚钉子,或者一个洞孔,或者一点脏迹,由此流淌出各种联想。到了最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只蜗牛。这是我第一次看意识流小说,留下了清晰印象。之后看欧美现代小说,意识流手法不时可见。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我在需要之时也会施出这种技法,譬如人物茫然失神的时候,或者人物内心冲突激烈而只剩外在行动的时候。只要用得恰当,就会带来不错的效果。事实上,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经常会有意识自行流动的时刻。既然经常,投移到小说中便是自然表达,不需要往先锋奇异上靠。

向午兄说《父亲的长河》有明显的意识流小说痕迹,我心里还是受用的。确实,小说中人物的记忆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能让人感觉到内在意识的力道。不过一般来说,意识流的表达是由内向外输送的,即人物的内心呈现是自主的,由“我”站在情绪的出发点。我这篇小说则是以儿子的视角打量父亲,探视他的内心。这样就有了观察的距离,带有“不明白”的效果。因为这“不明白”,使得父亲的内心有点神秘有点未知,显得丰富而不定。就是说,父亲的深处意识是覆盖着的,是一种潜流。

喻:求是老师选择了“向内转”,同时也选择了与小人物、边缘人物“为伍”。除了《父亲的长河》中的“父亲”,在你的作品中,刚刚入职的年轻女法警王琪(《送话》),壮志未酬、即将离世的韩先生(《星子》),被咬掉半只耳朵的式其(《街上的耳朵》),瞎子团顺(《练夜》),昆生与邻家少妇若梅(《两个人的电影》),以及颠沛流离、命运多舛的杜怡(《等待呼吸》)等等,他们身份普通,有的甚至还处于社会伦理的灰色地带。而你却偏偏聚焦于这些小人物和边缘人物。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在庸常琐碎之中暗流涌动,他们的生老病死却蕴藉着生命的“本真”。

你笔下的日常生活没有万众瞩目,没有鲜花掌声,更没有英雄凯歌,书写的是现实中普通人内心世界所遭遇的“伤痛”,这些伤痛对常人而言就是生活常态,也就是说,每一个生活在当下的人,现实中都可能遭遇这样的伤痛。而在读者看来,这样的叙事策略能够产生共情和共鸣。这也许就是你的小说即使没有离奇的故事,也依然受到读者喜欢的原因。

钟:曾经给自己的小说送上两个关键词:边缘和受困。

边缘是指人物们的生活站位——他们都是普通的、日常的人,离生活舞台的中心有一些距离。因为不站在热闹和权力里,他们对待日子的态度就比较真实,看待外界的眼光也比较准确。同时,他们又是一群特别的人,各有性格,各有不同的生活阅历和命运轨迹。作为写作者,我和他们相处是平等的坦诚的,双方容易走得近。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会愿意跟我聊一聊。从某个意义上说,我把他们一一介绍给读者,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运。

受困是指人物们的内心困境。他们自然也有愉快,也有兴高采烈,但很多时候,他们常常因为各种原因而身负压力、心存伤痛。他们在生活里没法做到轻轻松松,到了我的笔下,当然也不能显着轻轻松松。扯远一点儿,前不久,我和一个作家哥们儿做韩国小说《素食主义者》的对话。我认为,这部韩国小说对人物内心困境的重度拷问,对俗世秩序的抵抗与逃离,几乎有一种相熟的感觉,因为在中国,也有一些作家在沉着地探究人性,试图从人的内心困局中突围。从这一点说,当下的中国文学和东亚文学甚至与西方文学,在当代性和关注点上是同步的。

喻: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关键词时常在你的作品中“闪耀”,那就是理想主义。这个是关于小说向度的话题。整个八十年代,或者说求是老师的大学时期,是一个激情四射的时代。大学校园里朝气蓬勃,空气中飘荡着学子们激情四射、奋发图强的情绪,流行的也是诗歌、吉他和爱情故事。学子们畅谈的话题是人生、梦想和家国情怀,他们都心存光荣与梦想。你曾经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地谈论你的大学生活。这样的成长背景,奠定了你的价值取向。通过你的作品,我们也能感受到,理想主义情怀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直没有褪色;物质化风潮席卷而来,但超越现实的精神气质依旧没有改变。这一直是你小说创作的主基调。

有论者这样评价你的小说,你在探求普通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困境和内心隐秘伤痛的同时,并没有像一些作家那样陷入一种描写人性被压抑的、病态的欲望。你笔下的人物虽然遭遇着日常生活的困境,也有挣扎,但并没有走向极端。你用悲悯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固然有情感伤痕,但同样不乏精神上对美好的向往。正因为如此,你对这些平庸的普通人在努力追寻诗意生活时闪烁的精神之光的书写,让小说的人物和日常生活变得更加充盈。《街上的耳朵》《谢雨的大学》《两个人的电影》等等篇目,莫不如此。

弋舟曾说,“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反映的是这个作家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在钟求是心里,他认可这样的价值——一个人哪怕活得惨一点,也要精神上美一点”。他的评价非常准确,这个描述能打动我们。

钟:确实,我挺怀念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活,因为那是自己思想的生长期,视野的开发期。那会儿的校园里到处都是主义、诗歌、爱情和争辩,一个年轻人待在其中,能吸收到各种所需的精神营养。不仅如此,整个社会也提着劲儿向世界开放,接通国外的思想文化和思潮流派。正是在那时,我读到了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也是在那时,我对《资本论》中的每一句话进行咀嚼和求解。现在人们都说,八十年代是思想界或知识界的黄金时代。对我来说,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是自己一生精神跋涉的出发地。所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更新,如何滑向物质和娱乐,我们这一代人的内心或多或少保留着一些稳定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种气息,当然也可以叫做理想主义情怀。

不用说,这种气息也进驻到我的许多作品中。譬如《等待呼吸》就讲述了从八十年代出发的两个年轻人的生命故事,其中贯彻着对理想主义情怀的珍惜和致敬。《两个人的电影》中的两位男女活得平常忙碌,一年到头陷在辛苦里,但因为有一个沾着诗意的日子在前头等着,便觉得心里藏了几分温暖,生活是有意思的。现在,人们的嘴里已不屑于蹦出“理想”“情怀”“温暖”一类的词语了,但我固执地认为,理想主义必须修复和擦拭,使之发出新的光泽,因为不管怎样活着,每个人仍会希望自己的内心存放一块干净的脱俗的东西。

喻:正因为有这样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背景,洪治纲就曾说,钟求是内心有非常强烈的乌托邦情怀,而且他能坚持自己。提起你的长篇小说《零年代》,他认为乌托邦情怀非常明显,甚至你的很多小说都一直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内容。现代人只关注当下,只关心物质。而人之所以焦虑,就是因为没有归宿,虽然有很多物质的东西,却没有幸福感。

《零年代》里的赵伏文从小县城出来到城市工作,当上了宗教局的小公务员,已经很不错了,但他抛弃了这些,来到已经废弃的林心村。赵伏文的爱人林心也决意回归林心村,林心村是他们爱情起始的地方,也成了他们两人一心向往的乌托邦。

而在《父亲的长河》中,昆城就成了父亲的乌托邦。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过滤了一生中平庸、繁琐、复杂和毫无意义的生活细节,只留下了少数他认为很重要的、让他记忆深刻的经历、事件和细节。年轻时期,作为船员的父亲在长河上乘风破浪,也许这才是他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刻。在昆城的长河上,父亲终于回归到了自然本真的生命状态。

《两个人的电影》中,你将昆生和若梅的情感空间设置在电影院里,与现实完全隔绝。你用美好和理想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你对现实生活采取了提纯的方式,创造出一个“文学的现实”来。在昆生和若梅眼里,电影院就是他们的乌托邦。

谈到这些细节,小说就涉及到了生命的问题,即生命跟理想、跟自然之间的契合。这个契合渗透了你对现实生活的很多思考。

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就是人类“语言的乌托邦”。文学也是人类面对各种现实的生存困境时,努力寻找自我超越的一种理想方式。

在一次访谈中,你也曾提到,城里的人想抽身出来,过上那种田园式的生活。但安静的田园在哪里呢?没有了,早被人类自己一步步消灭了。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悖论现象。但作为一个作家,我愿意保留人们对安静和平淡的向往,我希望人们找到一个可以让心休息和散步的地方。这是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科技进步迅捷,然而人们的精神压力却越来越大,仿佛被重重围困,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我想,这也将是文学的一个重要议题。这段话充分印证了你的乌托邦情怀。

钟:你把《零年代》《父亲的长河》《两个人的电影》凑在一起说,还真能扯出“乌托邦”这样的话题。不过这个话题聊起来会有些飘,适合评论家做分析。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更愿意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作品里。

说一件事吧,一年多前,我搬进了一个不错的新小区。房子在八楼,站在阳台上望下去,能瞧见一片草坪;从后面书房望下去,游泳池的一方蓝水收入眼里。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在夜里下去蹓步,绕着院子走一圈,然后坐到游泳池旁边的躺椅上。周围安静,目光穿过头顶的树枝,能看见没有星子的天空。每次进行到这儿,我便会记起小时候生活的老家宅院,那里也有院子,也有水井,也有夏日的天空。此时我心里渗出一丝愉快,仿佛数十年前的儿童感觉有点复活了。

但我马上又明白,游泳池不是水井,城市的天空不是小镇的天空,小区里的邻居更不是宅院里的邻居。就是现时的蚊子,也跟以前的蚊子不一样了。现时的蚊子比较狡猾,悄悄咬我几口,便把我的怀旧情绪咬没了。我只能站起身没趣地走开。

这几年因为岁数添增,我有点想放闲自己。我曾计划在远郊买一处湖畔房子用来睡睡懒觉,也图谋以后去国外某个小镇租一间屋子做深度旅行。反正怎么好玩就怎么计划,虽然兑现的概率不大,至少心里先捞到了高兴。我知道,在这些计划中,或深或浅都埋伏着乌托邦似的情怀。不过我又知道,即使这些计划兑现了,也不可能真的过上所谓田园式的生活。心里向往的那种生活,或许只在我以后的小说里。

喻:与求是老师一样,可能每个人内心都会有自己的乌托邦。

不仅仅是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关于小说的向度,你的作品呈现的,其实有多重面向,我还看到了你的终极关怀意识。

人类的命运与归宿、痛苦与解脱、幸福与完善,这些思考指向人的终极价值。如果没有终极价值对现实社会、对现代化起着平衡的张力作用,欲望和现代化本身将可能演变成人类的劫难,这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所认识。终极关怀就是要解决人生是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怎样面对死亡、怎样活着这些终极哲学命题的。人面临精神危机,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这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些作家在思考的问题。比如,终极关怀思想就贯穿于托尔斯泰的很多文学作品。他本人也经历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和自我超越,他的人格因此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所以他可以傲立于世界文学的高峰。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高度,但面对世俗社会的诱惑,有意攀爬的人其实并不多。

你的一些作品最终也走向了探索人的生存价值,走向了终极关怀。《星子》《送话》《瓦西里》以及《等待呼吸》等等小说就显示了你的终极关怀意识。这些作品包含的坚韧精神和理想渴望让人肃然起敬,也让人陷入思考。在这个世俗社会,当下的文学,为了强调现实感,过多地表现形而下的世俗生活和现实欲望。思考人的终极价值、呈现终极关怀的作品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钟:一个作家应该拥有终极关怀意识,这一点很重要,但写作时又不能采用终极关怀立场,因为这样的站位会有一种高高在上、施以关照的感觉。在这个大问题上,我在作品中的思考与表达,更多的是如何对待生命和如何对待死亡。

关于对待生命,以《送话》为例。一个年轻女警察,用注射的方式对男犯人执行死刑,男犯人在临终前请求她给母亲送一句“对不起”的话。女警察去了小镇,打听到那位母亲在一座寺院里,便一路寻去。小说的最后,女警察对着放生的鸟儿在心里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捎一句话,不是捎别人而是捎自己的话。是的,此时的她很想对犯人母亲说一句自己的“对不起”。这个小说写于2013年,创作过程中,我真切感到了难言的心悲。女警察对犯人施以死刑是职务行为,这当然没有错,但她毕竟结束了一条生命——这时她不能无动于衷,必须对自己的内心有一个交代。这就是一种对待生命的态度。

如何对待死亡,借《星子》说几句吧。一个中年男人患上绝症,不愿意在医院插满管子死去,就跑到一个山间村子度过生命的收尾日子。他让心平静下来,翻翻书散散步,看看溪水里的石头,还买下一口棺材,躺在棺仓里品尝死亡的滋味。后来男人请村民们帮忙,提前办了一个葬礼,他站在送行队伍中送自己一程。在生活中,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各种各样,没法说哪种好哪样差,只要是由心生发便是正常的。但有一点不能放弃,那就是对死亡的尊重。在这篇小说里,我指向身体的无救和精神的自救,表达生死过渡时的心灵安静。这样的小说切入口,我认为是值得看重的。

喻:这是你温暖的一面。你的作品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但并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像《等待呼吸》《未完成的夏天》等等篇目,个体与社会的激烈冲突,以及对人性深度的挖掘,让人看到了你冷峻的一面。你的笔像锋利的刀,不动声色地将现实生活划出了血痕,同时又没有单向度地呈现个体的苦难或者人性的恶,因此小说也不会陷入到灰色的文学现实之中,读者能看到审视和反思,更能看到希望。

如何建构文学的现实生活?李建军曾有这样一段论述:文学意味着创造和选择,意味着赋予物象世界以价值和意义。仅仅满足于堆积物象的描写,不仅会造成对思想的遮蔽,而且必然导致审美趣味的贫乏和理想性的缺失。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必须摆脱对“物”的迷恋,必须向内去发掘人性的光辉和理想主义的资源。一部作品最深刻的力量,决定于它的伦理精神——决定于它的热情和理想,决定于它对真理和正义的态度。

但对当下的文学现状,很多评论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洪治纲认为,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出现由现实主义向俗世主义滑行的集体倾向。它总是体现出作家对现实表象和世俗欲望的认同甚至推崇,对大众审美趣味的迎合,对世俗利益的津津乐道,既看不到作家独立自由的思想建构,也看不到人类理想的耀眼之光。

曹文轩甚至直言,“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这就是我们对当下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都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苦难的“彼岸性”意愿。面对这种“超越”的情感和理想,确实有一些写作者失去了表现的激情和能力。而这又关乎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

缺乏对现实生活之上的超越性思考,作品就会缺乏思辨性和精神支撑,就会处于价值迷失状态。强调文学对理想主义的重新关注,这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求是老师作品的价值之所在。

钟: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谢谢你对我作品的肯定。同时你对当下的文学现状给予了点评,许多观点我都同意。为了不让读者眼睛受累,我就不说相似的话了。

二十年前,一位著名文学编辑对我的小说有过一句评价:“不动声色写残酷”。确实,我的作品对日常苦难有不少冷酷而重力的描写,就像你说的“将现实生活划出了血痕”。二十年后的现在,不少阅读者从我的作品中见到了救赎的努力和人心的亮光,闻到了理想主义的气息。其实,残酷和温暖在我作品中是经常共存的。这么多年来,我的写作初心从来没有变,那就是用人性的眼光解读世界,用人性的本心表达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基本面貌也没有变,总是同时存在着丑陋与高尚、阴影与光芒、受难与希望。

关于眼下的文坛现状,我还想说一句话:我们的文学写作,需要一些诚实需要一些勇敢。现在不少作家不愿也不敢去触碰现实中的难点和困局。面对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缺了诚实,少了勇敢,是写不出真正好作品的。这也是我对自己的郑重提醒。

喻:从1993年发表《匈牙利诗人之死》至今,求是老师的创作生涯已接近三十年了。由你的短篇新作《父亲的长河》谈起的这些话题,涉及到了以上几个层面,这也仅仅是有限的几个层面,你近三十年的创作生涯,作品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这些层面。

从《父亲的长河》来看,你的昆城故事又多了一个人物:失忆的父亲。昆城是你的故乡,也是你写作的出发地和根据地。我相信,下一个“昆城故事”,一定同样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钟:作家嘛,总是陪着作品中的人物行走。人物在城市,作家也跟在城市;人物在小镇,作家便去了小镇。这些年里,我写了中国城市,写了国外城市,更在小说中光临小镇昆城多次。昆城是我的文学出发地,也是我的文学建成区。我的小说人物们如今生活在那里,虽然性格各异却相处得很好,有时我会惦念他们,催促自己经常回去看看。我希望下次在那儿逗留的时候,一个新的有趣人物会走过来与我见面交谈。

最后要感谢《父亲的长河》中的“父亲”,是他促成了这次对话。他此时还坐着小船漂在河上,我很愿意站在岸边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