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志清推崇张爱玲的创作，也关心张爱玲的生活。张爱玲移居美国后面临生存问题，夏志清为其寻求出版机会，争取高校职位和翻译工作，力图帮助张爱玲摆脱经济困境。张爱玲对此心存感激。二人交情深厚，但毕竟想法不同。例如张爱玲不太认同夏志清对自己小说的评价方式，夏志清对张爱玲的为人处世也有保留意见。总的来说二人经历了热络到疏离的过程，后期已少有深入交流。没变的是夏志清对张爱玲文学的推崇，一如既往。

夏志清长期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学、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在海外文坛名重一时。他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另辟蹊径，评衡中国现代小说的若干重量级作家，虽然颇有争议，却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发掘出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几位一度被遗落的作家，让他们登上文学殿堂宝座，被一些人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功业。

这本书给人最突出的印象之一，是对张爱玲的评价。此前，国内现代文学教学盛行“鲁、郭、茅、巴、老、曹”排列座次，几乎无人知道有个张爱玲，夏志清却一下把她摆到了显要位置上，称她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把她的《金锁记》称作“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论其重要性，几乎盖过鲁迅——鲁迅一章用30多页，而张爱玲一章却用了40多页。

谈张爱玲的一章，由夏志清的兄长夏济安译成中文，1957年发表在台湾《文学》杂志上，这应是海外华人文学圈注意到张爱玲的肇始。

这时候，张爱玲在美国做什么呢？她在和美国作家赖雅结婚之后，仍然居无定所——他们申请住供给食宿的文艺营(一种私人赞助的创作基地)，由位于东部的麦克道威尔到西部的哈德福，由于没有连续性，不得不不断迁徙。为了生计，她努力于用英文改写旧作《金锁记》，然遭出版商退稿，非常沮丧，新写的英文长篇小说《易经》和《雷峰塔》也找不到买家，《少帅》更是半途夭折，又只好从香港她的朋友宋淇处接一些编写电影剧本的零活儿，借以挣钱，应付起码的日常开支。一度因为付不起不足百元的房租，只好搬到房租更低的黑人区去住。这个情况，令夏志清深为同情，他真心要帮助张爱玲。1966年，他到台湾去开会，专门找皇冠出版社的老板平鑫涛商谈，要为张爱玲作品出版打开一条路。同时，他又请托朋友和学生，看能不能为张爱玲找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她到迈阿密大学当驻校作家，是夏志清的兄长的学生刘绍铭联系的，申请基金到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去翻译《海上花》，是他和朋友做担保人力荐的，60年代末，她在加州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那份工作，也是他托好友陈世骧安排的。当然，最终还是皇冠出版社乘“张爱玲热”升温，陆续出版她的作品，并打开影视改编之路，逐渐使她获得较稳定的版税收入，改变了后期生活境况。不能想象，如若不是夏志清的重新发现和鼎力推荐，并如此热心相助，她在美国无藉藉之名，无工作，无收入，后期的生涯会沦入何种悲惨境地。

夏志清对张爱玲可谓恩重如山，这一点张爱玲无疑是心存感激的。张爱玲平时不爱跟别人打交道，但几十年与夏志清保持联系，书信往返，张爱玲去世后，夏志清将所保存的她的信（遗失颇多）汇编一册，加以笺注，即厚厚一本书《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这些信中，谈创作，谈读书，谈健康，谈家常，情谊满纸。张爱玲与夏志清同龄，论序无分尊长，夏先生是名校教授，文评界权威，而张却是夏先生眼中的文学大家，彼此都心存敬重，这是维持这份珍贵友谊于多年的基础。

然而，他们毕竟有差异，人生经历和阅读视野不同，也会有意见分歧，细察这些差异与分歧，如草蛇灰线，于我们了解文情世态，特别是了解张爱玲后期思想、写作与生活，不无启发。

夏志清有很好的西方文学根底，他评论张爱玲多用西方作家与之比照，也是从这个支点上，把张爱玲抬上一个中国作家罕见的高度，但是张爱玲对此并不完全首肯。她在1957年9月5日给邝文美的信中说：“《文学杂志》上那篇关于我的文章，太夸奖了，看了觉得无话可说，把内容讲了点给Ferd（其夫赖雅）听，同时向他发了一通牢骚。”但无论怎么说，听到这样的肯定和赞赏，还是令她高兴的。她虽然也接受过西方文学熏陶，但毕竟相当有限，对夏志清指认的一些西方作家，甚至不曾涉猎，她并不想违心应承，以装点门面，曾在给夏志清的信中说：“西方名著我看得太少，美国作家以前更不熟悉……”而夏则在“按语”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代表他一直以来的看法：“爱玲信上写了詹姆斯一长段，直陈自己对其四篇小说之个别看法。她眼光非常之准，看后牢记不忘或‘非常喜欢’的那两篇——The Beast in the Jungle(爱玲把“in”字误记成“of”，因为手边无书的关系)、Washington Square——也是评者一致叫好的杰作。但此段文字的主旨我想不在评论而在于告诉我和水晶：谢谢你们把我同詹姆斯相提并论……假如你们把《谈看书》仔细看了，一定知道我属于一个有含蓄的中国写实小说传统，其代表作为《红楼梦》和《海上花》。把我同任何西方小说大师相比可能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 （见《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79页）即使居住在美国，她也不追逐西方文学潮流，仍然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性，偏嗜阅读载有“真人真事”的人类学记录、社会学调查、历史小说、内幕小说等，并将大量时间“豪掷”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考证和《海上花列传》的翻译上。

夏志清既如此激赏张爱玲的作品，自然也极珍视其文学才华。张爱玲到美国的前期，摆在她面前的头等大事是生存，是解决起码的食宿问题，而张爱玲的选择并不多，只是诸如以英文改写她的旧作，为“美国之音”译编广播剧，翻译一个不甚知名的作家写的《荻村传》（作者陈纪耘），应宋淇之约写电影剧本，乃至申请基金资助将《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等。夏志清对此都可以理解，知道这些虽与张爱玲发展其天才不符，实为无奈之举。然令他最为愤愤不平的是，1974年张爱玲应宋淇之约，为香港中文大学作一个“丁玲研究”的项目，她自己毫不讳言“我做这一类研究当然是为了钱”（1974年6月9日致夏志清信），这个项目后来是主办方撤了，而张爱玲为此已到处托人（包括夏志清）查阅书籍、资料忙了一阵。作为文学史家的夏志清自有他的史学眼光与标准，在他看来，丁玲的文学才华与成就均不如张爱玲，由张爱玲去写研究丁玲的题目，简直荒唐，不由得摇头长叹。

这件事发生在她被加州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解雇之后。1969年秋，张爱玲到该研究中心就职，虽为庄信正引荐，却仍是经夏志清与好友陈世骧联系“敲定”。这一次与在迈阿密大学和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不一样，前两次都有些“客卿”或“客座”意思，而这里却是一份职业工作。当然，因为是做研究，“中心”管理上并不太死板，以完成任务为目标。该机构不在校园中，而是在外面租了一栋二层楼，张爱玲来后租房，住在距“中心”不远的杜兰街。陈世骧因为对之前几位的工作业绩首肯的缘故，故也叫她依例进行，即做一个glossary(词汇总表)。张爱玲并未吃透陈教授的意图，又不肯多做沟通，她平日不愿见人，总是到别人下班以后，才踽踽独行，来到办公室。更有许多时候，因患感冒而不来“点卯”，再加上陈教授喜欢与人聚谈，而她又每每不肯到场，甚至连他的生日聚会也不去凑个热闹，久之，心中也积郁了一些负面情绪。到了“交差”之时，整整两年时间，张爱玲只完成了两页纸的词汇表以及一篇让人看不懂的说明，此事无论如何辩白，都有点说不过去。在对陈世骧作说明时，她又话赶话地冲撞了他。不日，陈世骧即以书面形式正式通知她“解雇”。作为当事人，张爱玲也写了一封长信向夏志清详述了事情的经过与自己的委屈，但似乎并未得到同情的回应。几十年后，夏志清就此事在旧信“按语”中说了一些替两边都宽解的话，其中就有一句不经意间带出:“张爱玲以前,他先后雇用(称之为“聘用”也无不可)了李祁教授、先兄济安、庄信正博士担任此项研究工作。三人绝非趋奉拍马之辈,但都比爱玲懂得些做人的道理……”（《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48页）由此可以看出，他作为张爱玲热心扶助人的为难和失望。

20世纪70年代初，张爱玲迁居洛杉矶后，她的声名已在台、港等地斐然重振，以台湾皇冠出版社为主，也有其他出版商，陆续出版其作品，版税收入日渐多起来，虽然经济上还非富裕，但较前已见好转。夏志清当然希望她还能继续小说创作，为小说史添写新章。究竟写什么呢？他与张爱玲在通信中曾有过讨论，夏志清建议她写祖父母与母亲的事，而张爱玲在《小团圆》写完之后给他写信说，“你定做的那篇小说就是《小团圆》”。事实上，《小团圆》虽然写了她的祖父母和母亲，主要写的还是她自己的事，特别是她与胡兰成的事。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小团圆》成稿，张爱玲并未给夏志清看，甚至在宋淇夫妇“拦截”了这部作品，提出一些重要修改意见，随后两三年里，她反复考虑如何修改，也没有向这位大评论家请教与讨论，而只是语焉不详地对夏志清说:“发现《小团圆》牵涉太广，许多地方有妨碍，需要加工，活用事实。”夏志清也被她这种“谨慎小心”弄得很奇怪：“连我她都要关照一声：如同朋友讲起《小团圆》，绝不要强调，只能soft-pedal‘根据事实这一点’。”（《张爱玲给我的信》第211页）以后，又有几次信中提到：“《小团圆》还早呢。”（1976年7月28日致夏志清信）“我那篇小说《小团圆》需要改写，相当麻烦。”（1977年6月29日致夏志清信）断断续续近30年，如此悠长岁月里，她一直未告诉夏志清，他定制的这部小说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夏志清应是与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这部书的，据说他因为身体不好，并未及时读它，也不知道他后来读了没有，看法如何，他在那本《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书里，提到《小团圆》时，只道：“《小团圆》在宋淇夫妇相继过世后，由其公子宋以朗授权，迟至2009年才由皇冠出版。其中曲折，请参阅该书前言。”一句话轻轻带过，实在令人尽可联想。

夏志清对于张爱玲的选择和境况一直是站在好友的立场上持有自己看法的，例如，他似乎就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甚表惋惜。赖雅不仅是一个早已过气的、处于社会下层的美国作家，而且又穷又病，带给她沉重的负担，故而，夏志清称其为“苦多乐少的婚姻”。如果说这是当时情势下多少有点不得已的选择，而且，张爱玲自己坚守不渝，毋庸他人置喙的话，那么，她后来那样将自己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打交道，不与社会接触，不仅不近人情，也于其身心健康和创作发展不利。对此，夏志清和别的朋友都或有议论，并冀其有所改善。在美国，精神与心理疾病需要医生疗助，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张爱玲的友人中确有人认为她或有一定的精神或心理疾患，尤其是后来很长时间，她一直处于对于蟑螂、蚂蚁、蚤子的极度敏感和恐惧中，她所说的那种到处被一种小得几乎看不见的蚤子袭扰的严重情形，几乎不能令人置信，有的友人开始考虑她是不是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毕竟，指明这一点，会使有的当事人感觉不适，说不定还会引起风波。1985年秋，发生过水晶在台湾报刊上发表“张爱玲病了”的消息一事，因为水晶所获材料是从宋淇那里来的，宋淇怕引起张爱玲的不快，引以深深自责，恳请她原谅。实际上，此事起因却在夏志清。他在给宋淇的信中谈及张爱玲的健康状况，有可能要从精神与心理病症方面考虑，宋淇引述张爱玲给他的信回复，说她提出过生理上医疗的根据，以之否定精神与心理疾病之说。宋淇将这个材料的复印件托水晶带去，以便请友人寻医帮助，不料被水晶拿去曝光了。这件事上，张爱玲相当理性，并未责难夏志清，不愿因此而失去她的这位知友，而夏志清听说后，也只淡淡撂过，写信给她说：“最近水晶在《中国时报》上登了你生病的消息，此文连纽约报纸也转载了，想来海内外关心你的朋友、读者也跟着worry起来。但愿此讯不确，你已起居正常，找到了合适的apartment，而且真的见不到fleas了。有空请写封短简，至少让我们老朋友(Stephen、信正等)都放心才对。水晶收到Stephen的信，即把它公布，不为你着想，很可憾。”事实上，夏志清愈来愈倾向于认为张爱玲有一定的精神上的症候，包括自闭症。他的女儿自珍得的就是自闭症，他说：“自珍成年后，跟四个女孩住，由安德生自闭症中心(Anderson Center for Autism)管理，每月回家一次，她不肯见人，也不许我们有访客，甚至不许接电话，像爱玲一样，把自己封闭起来。”（1985年10月5日夏志清致张爱玲信的按语）当事人不愿别人说，他当然就不说了，但在他看来，张爱玲闭门独居，多年深受蚤子之幻的折磨，不停地搬家、灭虫、就医，境况十分可悯，如果及时获得精神医学的救助就会好多了，这是一件相当令人遗憾的事。

我们不能就此说张爱玲与夏志清有了隔阂，一直到晚期，他们都还互致关切的问候，每年都寄送贺卡，表达祝福，而终究有一定深度的信愈来愈少，彼此之间的疏离，应该是能感觉到的。张爱玲越到后来越孤僻，给夏志清写信经常嘱咐 “不要把地址告诉其他人”，尤其是逃避“虫难”不断搬家期间，更新地址时都要强调一句。有了新电话号码之后更惶恐，嘱咐不要把电话号码外泄，自己不爱接陌生人电话。1988年4月6日致夏志清信中，她告知皮肤瘙痒问题已解决，同时给了自己的新的电话号码，夏志清没有很快打电话，在回信中提出可否通电话：“上次你给了我你的电话number（号码），我还是没有动用。真有些后悔。电话上讲几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比读朋友来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还有兴致），请把新号码给我。”显然是想以通话开解、宽慰张爱玲。张爱玲对此的回复是：“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执）程度，根据电话号码也可以查得出来，只好号码谁都不告诉。也没心肠打电话谈天，看你的‘评论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个人）气息很浓。”如此冷冰冰地婉拒了他讲电话的要求。由于夏志清生性洒脱，交游广阔，有时碍于情面，将她的地址提供给欲作张爱玲研究的学生，张爱玲后来甚至有些“防”他。如她1991年8月3日给庄信正的信中就说；“上次志清跟你打听我的地址，你没办法只好告诉他，这次我不想再让你为难，目前连你也不告诉……”相比于与宋淇夫妇的关系，张爱玲与夏志清的关系不太一样，宋淇夫妇后来是她的出版代理人，她与他们之间有更多实务要办，互动频频，而夏志清则位居学界，越到后来，张爱玲与之可交流的东西越少，通信亦渐少，更有好几年无一字往还。听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夏志清当然很悲哀，追思她在美国的岁月，他心中也充满了惋惜之情。稍后，有采访者问过夏志清：“读信始终能感觉出张爱玲有意在保持一种距离感。你怎么理解？”夏志清回答说：“大概有一点，可能。I don’t know。I'm very loyal to her(我不知道，我对她非常诚恳)。”这个回答是很诚恳的。

关于张爱玲的文学地位，夏志清后来曾表示，不要称她为第一，排在前几名就行了。他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称张爱玲是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当时他是这么看，冷静下来，又经这么多年的观察、比较，特别是张爱玲后期创作上并无多少超越性实绩，做出如此修正，也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态度。但是，他对张爱玲的肯定和推崇始终未变，直至她去世后，在香港举行的一次张爱玲的研讨会上，他与刘再复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交锋。刘再复对张爱玲有肯定也有批评，在肯定的评价上，与夏志清当年的评价相比或更另具只眼；只是在对《小艾》《秧歌》《赤地之恋》几部作品的评价上，他认为张爱玲已经做了带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妥协和转向，是一种失败或“夭折”，而夏志清则再度起而捍卫他心目中的这位“女神”，坚持认为张爱玲在创作上一直葆有尊严，曾经有过的转向，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个人进入困境，往往必须妥协”。他如是说。相交数十载，无论其间发生什么，这位学者初心不改，这大概也是“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吧。

后记：本文发表后不久，《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书不尽言》出版（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9月），其中披露，早在1967年，张爱玲还在赖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时，她写给宋淇夫妇信中就说:“跟志清在纽约见面几次，谈得格格不入，他对我的热心帮忙大概也到此为止了，过天仔细讲给你们听。” （1967年11月1日张爱玲致宋淇夫妇信，《张爱玲往来书信集1·纸短情长》第157页）其源盖出于文艺思想的分歧，后又因一些琐事致日渐疏远，详情见拙著《重述张爱玲——更新传记与<小团圆>公案》（北京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