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聚光灯下的卡佛
《雷蒙德·卡佛访谈录》南京大学出版社
访谈录是一种特别的类型书籍。一个人只有成名，并且名望很高，关于他的那些访谈才有可能、有资格被汇编成书。对于雷蒙德·卡佛来说，这部访谈录就是他成功的一项证明。
这部访谈录的编者是美国的两位资深文学研究者，马歇尔·布鲁斯·金特里和威廉·L.斯塔尔。该书英文版在1990年出版，25篇访谈取自各个大小城市的报纸、流行杂志和学术期刊，包括国内和国外的。最早的采访发生在1977年7月，最后的几篇则几乎是在1988年春季同时进行的，在卡佛去世之前不久。中译版因版权收录23篇。
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这些访谈，铺设了卡佛作家生涯的一条路径，揭示了卡佛在美国的接受史。1977年，卡佛的小说集《请你安静点，好吗？》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同年的这篇访谈，题为《载誉作家重返洪堡州立大学》，讲述了卡佛在此地的求学生活和获得的文学教育，内容简单，陈述平和。接着，1978年题为《我们自己生活的回音》的这篇访谈，是对卡佛写作风格的描述。然后，1982至1983年的几篇，卡佛做演讲，并在访谈中讨论小说的艺术和他对美国文学界的看法，有评论家说“卡佛的声望在他的沉思中增长”。1983年，卡佛的第三本重要小说集《大教堂》出版，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评论界热衷讨论卡佛那种“削减到只剩下骨头的写法”。1984年之后的访谈占据了全书大约2/3，“雷蒙德·卡佛为自己赢得了美国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喜爱的短篇小说家的地位”，“卡佛用精准、怜悯的笔触描绘美国的底层阶级”，“或许是当今美国最‘传奇的’作家”，“一位炼金术士，以无比完美的水平……”，“既有‘票房价值’，也深受尊重”……评论家的这些溢美之词，显示了1984之后卡佛声望的急剧攀升，卡佛成就了新的美国神话。
《雷蒙德·卡佛访谈录》南京大学出版社
■写作是摆脱困境的亮光
雷蒙德·卡佛出生于俄勒冈州贫穷的锯木工人家庭。除了少年时参加过写作函授班、获得过约翰·加德纳的点拨和帮助之外，卡佛几乎完全是靠自己的摸索成为了一名作家。
18岁时，卡佛与16岁的玛丽安奉子成婚。20岁时，卡佛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她放弃了上大学，他边打工边求学。卡佛干过一系列他所谓的“狗屎不如的工作”，包括在加油站给车加油、采摘郁金香、在医院擦地板和打扫卫生。困苦损耗了爱情，争吵、猜嫉、酗酒、出轨……相互依恋，也相互憎恨。在寻找出口与突围的途中，他俩都沉溺于酒精的梦魇。
写作是卡佛所能依靠的唯一技能，是他能找到的摆脱困境的方法，他把精力投放在诗歌和短篇创作，他需要钱，很多钱，来养家。卡佛在1976年与玛丽安开始分居，1977年6月，卡佛戒酒，11月，卡佛结识了诗人特丝·加拉格尔，两人相爱同居，1982年10月，卡佛与玛丽安正式离婚，与加拉格尔继续同居，并成为事业上的伙伴。卡佛曾经对友人说，他对玛丽安感到抱歉，他让她不得不“站在雨中”，而他把自己与加拉格尔的关系以及他获得的新生活比喻为“盛满了肉汁的盘子”，是超出了他的期望的恩典。1988年春天，卡佛癌症复发，6月17日，他和加拉格尔登记结婚，8月2日，卡佛去世。之所以列出卡佛情感经历的这些时间点，是因为在这其中包涵着这个男人努力肩负的责任和他的懦怯与逃离。他与她，婚姻危机，生存冲突，我们怎样失去重要的东西，是卡佛小说永恒的主题。
卡佛是家庭观念浓厚、保守传统的男人，他不会当着媒体的面仔细讲述私生活，往往只是轻言掠过，表现得像所有成功人士那样云淡风轻，把艰辛的往事作为当下的点缀和砝码。我们如果不了解、不清楚他的婚姻生活，就难以理解卡佛小说的那些重要元素，特别是早期小说里主人公面对纷乱无能为力的心态，以及后期小说增加了亮色和些许欢快、希望的原因所在。
戴维·内尔作于1978年的访谈《我们自己生活的回音》，谈到了卡佛小说经常促使读者做出移情反应。内尔可能是最早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的记者。我们很容易在卡佛的小说里看到自己的身影。这是卡佛小说打动万千读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极简主义”标签的误会
卡佛被视作美国蓝领阶层的代言人，不过，卡佛在访谈中拒绝了这项殊荣，被称为“代言人”让他压力沉重。有几次访谈，记者提到卡佛给他们的印象已经是一个幸福的男人，而不是他们之前以为的苦难的刻板印象。卡佛对创作的自传性屡次做了解释。他认为，写作手法过于自传化是一种危险，起码是一种很大的诱惑，一点点自传加上很多想象才是最佳的写作。诗歌创作给卡佛的小说带来了一些触类旁通的灵感契机。一点点意象的灵光，就能成为好小说的切入点。比如，《羽毛》里那只让人不安的孔雀，《保鲜》里那只坏掉的冰箱，还有聚会上的一点谈资，或尚未熄灭的香烟余烬。当访谈者询问怎样构思小说时，卡佛说，原则上是小说选择了他，先出现意象，然后是情感结构，让他不得不去写这篇小说。
卡佛的文学观是访谈的重心之一，他谈论契诃夫、海明威、庞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弗兰纳里·奥康纳、约翰·契弗、安·比蒂、巴塞尔姆……契弗是他的好友，不过卡佛觉得契弗的《恰似天堂》平庸，“一个好的短篇”，卡佛说，“胜过十部糟糕的长篇。”巴塞尔姆在70年代声誉甚隆，卡佛对他的创新手法推崇备至，但是卡佛遵循现实主义传统，对实验小说毫无兴趣。
卡佛虽被贴上“极简主义”的标签，但他认为“极简主义”隐含了视野和手法上狭窄的意味，与目光短浅和能力有限相关，因此卡佛极力想要撕下这个标签。为此他创作了风格更加宽厚、饱满的小说集《大教堂》，并且在各类访谈里一直拒绝“极简主义”的评价。
这对卡佛意义重大，也许是文学意义的“弑父”冲动。作为成功人士标志的访谈，对过去难免有所掩饰、美化，还会尽量避开让人难堪的话题。有几次访谈提到了编辑戈登·利什。利什与卡佛结识于1967年，是卡佛踏进文学门槛的领路人，卡佛最早的一些作品都发表于利什就职的刊物《时尚先生》上，后来利什成了克诺夫出版社的编辑，给了卡佛一份短篇小说集的合同。在访谈中，卡佛对利什赞誉有加，说他对他帮助很大，他非常聪明，对原稿的不足之处特别敏感。但是，假如我们看过卡佛的传记或者读过两人相关的一些记述，就会发现，卡佛做了一些圆滑的人际处理，他对利什的看法不像他在公开的访谈中那么正面。卡佛为人称道的极简手法，实际上大多出自于利什的删改，他大刀阔斧，凶狠地砍伐枝叶。利什发掘了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卡佛，但也损害了卡佛的创作自主和自信心。卡佛对此耿耿于怀，《大教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次对过去的掌控者的漂亮反击，让重新塑造自我的愿望成真。卡佛说过：“有朝一日，我必将这些短篇还以原貌，一字不减地重新出版。”在卡佛过世之后，遗孀加拉格尔把利什修改过的那些小说恢复了原来的面貌，以《新手》为名重新出版，利什过度简洁的修改版本，作家与编辑的密切关系，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编辑在作家的生活中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访谈是事先布置好的舞台，人物处于聚光灯下，谈论的话题多半是鲜亮的。1989年底，卡佛与玛丽安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向继母提出了继承权诉讼，卡佛的身后并不平静。卡佛已经不在场，访谈之外，其他人的故事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