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在军兄的《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要付梓了。大概由于我与聂先生有过交往，写过纪念聂先生的文章（《琐忆聂绀弩先生》，《传记文学》2021年4月号），他要我写篇序，却之不恭，只能勉力为之。其实我并未专门研究聂先生的生平和创作，不是写序的理想人选。

聂绀弩先生（1903—1986），笔名耳耶、二鸦等，早年投身左翼文艺运动，曾与鲁迅有过交往和合作，编刊物、写小说、写新诗、写剧本，尤以嬉笑怒骂的杂文著称。1950年代以后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编辑和研究。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后，开始旧体诗词的写作，终以“散宜生诗”驰名海内外，使其后期的文学生涯更显辉煌。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当代文学史上，聂绀弩都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军与聂先生是同乡，都是湖北京山人。聂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成长的一代人。而在军比聂先生小七十岁，至少隔了两代。聂先生1986年逝世时，在军还是个中学生。但他却对聂绀弩其人其文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在本书后记《三十万言三十年》中对自己走上聂绀弩研究之路做了深情而又详细的交代。从中可以得知，在军读高三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京山的一个小文具店里购得一本聂绀弩《散宜生诗·拾遗草》（史林安、侯井天编，京山县志办公室1990年印）。这是他收藏的第一本聂先生的书，也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聂绀弩的漫漫征途。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确定了，我想，这不仅仅因为聂先生是在军故乡先贤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军在思想上、精神上和人生追求上都十分钦敬聂先生，立志为聂先生研究多做些事。

在军的聂绀弩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他并不急于发表论文，而是扎扎实实地先做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为此他作了充分的准备，聂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的几乎所有的著作，他都费心费力搜齐了。编一部聂先生的年谱，写一部聂先生的传记，这是在军最大的心愿。自2008年起，他着手编撰《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其间虽因别的研究项目而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新冠疫情之后，他闭门著编，心无旁骛，终于大功告成。

在一些自以为有学问的人的眼里，年谱只是史料堆积，按年编排而已，算不上学术研究，近年甚至发生了以年谱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无法通过的学界怪事。殊不知编撰体例严密，表述精当的作家年谱，完全体现了编撰者的史见史识和学术功力，同样对作家研究和文学史研究有所推动，甚至是十分重要的推动。综观在军这部《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就至少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的现代作家年谱，而是在军以所努力发掘的大量第一手史料，“有意”的或“无意”的史料（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语）为基础，以记年体的形式，展示了聂先生独特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如聂先生自己所说的“所谓文章处处疵”，“月光如水又吟诗”（《六十》自寿诗），同时也折射了聂先生所处的那个复杂变幻的年代，所谓“以一滴水见大海”是也。

二、年谱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年谱共七卷，从聂先生的京山少年时期、黄埔时期、莫斯科时期、东京时期、上海左联时期、全面抗战时期（含武汉、临汾、西安、皖南云岭等时期）、解放战争（含上海、香港时期）到共和国北京时期、北大荒时期，一直到他平反后的北京晚年。以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推移来结构作家年谱，近年来其他年谱编撰者也有所尝试，如子张兄编撰的《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2020年11月北京中华书局初版）。在军这部聂绀弩年谱是又一部成功的例证。

三、在军编撰《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时，十卷本《聂绀弩全集》早已于2004年2月由武汉出版社初版。但他决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对这部全集作了较为全面的校核，在年谱中补充了全集失收的聂先生佚文（包括杂文、时评、诗词、会议纪要、编者语等）佚简共近170余篇，其中在军独立发现的佚文50余篇、佚简10多通。尤为难得的是，聂先生1923年时在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发表的4篇时评，也由在军发掘出土。同时，在军还纠正了全集所附录的《聂绀弩年表》中的大量错讹。凡此种种，都使年谱为聂绀弩研究的拓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石。

正如吾友谢泳兄所言，年谱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记述文体。而除了作品之外，作家年谱也是研究一个作家的必不可少的入门。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作家的写作人不知凡几，并非每个作家都值得编年谱、写传记的，而聂先生绝对值得编年谱、写传记，这是因为他的曲折坎坷的经历，也因为他多方面的文学贡献，因为他的《散宜生诗》等旧体诗词的杰出成就，更因为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一个虽不无缺点却最终仍保持了独立思考的大写的人，值得我们从他的诗文中、从他的身上去进一步认识和探究。从这个意义讲，在军编撰这部《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的目的应该已经达到了。

当然，《聂绀弩先生年谱初编》的问世，只是在军的聂绀弩研究的第一个可喜成果。接下来，他还有许许多多工作要做，如更为完备的《聂绀弩先生年谱长编》的编撰、《聂绀弩新传》的动笔……祝愿在军在聂绀弩研究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