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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古儿 禹风:《潜》入东西方俗世差异深处
来源:“花城”微信公众号 | 黄古儿 禹风  2021年08月20日07:22
关键词:禹风 《潜》

黄古儿:《潜》并不是单纯的潜水故事,《潜》不但是海洋之探,也是生活深处的探寻,这篇小说的创作缘起是什么?

禹风:这使我想起潜伴们和作家们对我说的话。潜水员说“潜水的中国人里可能只有你写小说”,作家说“写小说的中国人里可能只有你潜水”。既然我有此独特性,《潜》就必须同时满足潜水员和作家这两类读者。

不过,我可不是为他们写的,如果一条鱼会说话,它被拖到岸上时总要表达几句自己的思想吧,而我反复潜入到海底四十米,在那个境地,反观岸上生活,漂浮在鱼的阵线,评价世人人生,会有些恍然大悟,有些万般皆空,也有些欣喜和悲苦混杂的鸡尾酒情绪……这种际遇最容易促成小说,通过读这种小说,读者们都下了海,都至少潜到一定深度,会从海的角度想想岸上安全又干燥的生活。当然,创作目的不止于此,或在于试图中止一些更原则的人生理念,死去的思想朽干上将绽生新绿。

黄古儿:文本风格是小说家写作观念的一种体现,爱的母题在这小说里恢复了它本来的复杂和丰茂,几乎每一个情绪的颤动和纹理,都纤毫毕现。如果用一个词总结你的文本风格,会是什么?表现怎样的写作观念?

禹风:请允许我用一个英文词“sexy”,请勿急于翻译成“性感”,《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里有明确的不同解释,这个词是多义的,而这种多义性适合《潜》的风格。经常碰到母语为英语的人夸奖一台复杂的机器甚至电脑编程“sexy”,人是感受性丰富的生物体,我觉得小说必须是引发强烈感受性的文体,无论《追忆逝水年华》还是《太阳照常升起》,或者《霍乱时期的爱情》,作家的诚实首先是感受的诚实:在故事被虚构的躯干上敷设“还原度很高”的人类感受和直觉。我从经验里发现女性读者更容易接受高感受性的小说,想必她们是造物主更偏爱的作品吧。

黄古儿:作为上海人,在《潜》中,你对这座城市的气质是持批判观点的;作为男性,你提出非常刺人的“中国男性巨婴”心理,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两种态度?同时,《潜》中的中国女性形象,无论是主人公的母亲、女友还是好友,都是令人有压迫感的存在,而小说里的欧洲女性形象却似乎更平衡些,更能帮助他人成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禹风:这个时代的开放性决定了对人性的理解会因人而异,接触多元世界的密度和程度决定人和人之间能否有交流的“支点”。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个齐声赞美上海,那剩下十个不赞美或持批评态度的人正是文化健康的基础。我出生在上海市中心,我被动接受了上海前后接续的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式精英教育,且历来考试成绩优异,所以我被推到一个“批评者”的位置上。为什么要赞美上海气质?这个城市养育我不是要我口吐谀辞。

至于“巨婴”,这早已是公共话题,不是我的创造,并且同样揭了我的短。不但很多男人有巨婴心理,女人们也一样;并非一代人是巨婴,而是很多代人全是巨婴,很多人没成熟就在八十岁的期望年龄附近去世了。并且,很多家庭倾其所有,继续制造着新生代的巨婴。《潜》的一个写作动机就是潜到深处,去寻找导致人们无法长大的基因缺失。

《潜》所观察的“男性巨婴”并不复杂,也不局限于惯例受人嘲笑的所谓“上海男人”(上海男人甚至可能反而少些巨婴体征)……所有没能力面对现实的男人,所有只能获得不能丧失的男人,所有热爱面子却维持不住里子的男人,所有缺乏‘尊重女性’之现代观念、无法像体谅男人般体谅女人难处的男人,所有无法控制日常情绪的男人,所有在强权面前“跟个女人似的”却要求女人在暴力面前“像个男人一样”的男人,所有感情的精算师们,所有“精致利己主义”的门徒们,所有内心向往“三妻四妾”古典制度却无法同自己的情敌友好相处的“爷们”,还有那些潜水时不能照顾潜伴的男子……但《潜》并不责怪巨婴们本身,倒想透视批量生产出巨婴男人的某种文化和传统……

《潜》的中国籍女角们如果令读者感觉“压迫感”,对比《潜》的欧洲籍女角们释放给读者的不同观感,这提示《潜》追逐的正是关键真相。

试问,为什么母亲节我们的朋友圈里爆发强烈崇拜母爱的能量,牺牲隐私也在所不惜?

其实久居上海这城市,你能体会到的“男女不平等”可能正好与通常含义反转。当驰名全球的“上海丈母娘”考察着准女婿的房产证和银行存折,并拥有一票否决权,这根本已不是“压迫感”问题,该关注是什么样的机制成批创造她们?这是系统性变异,是女性的哀歌,她们的人生肯定缺少了维持正常心态的要素。

比较而言,欧洲女性似乎仍拥有这些要素,首先是“选择的可能性”。《潜》就是一种选择,如果欧洲女人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母国,到印尼小岛建立自己‘退而求其次’的人生,她们就能保留住女性的温柔和优雅。拥有温柔和优雅的女子才能成为不成熟男子成长的提携者。不能选择离开现有人生另起炉灶的女性是环境受害者,她身处的文化体系和被赋予的价值感限制了她的选择,需要我们潜下去探求差异的成因。

其次,欧洲女性不但在欧洲文明中享有一定的社交礼遇和性别尊重,而且当她们去到亚非拉国家,很多国际性的城市也对欧洲女性保持传统的礼仪和庄重态度。受普遍性的世俗礼仪尊重是女性展示其女性魅力的前提,否则她展示魅力就会被当成娼妓的伎俩。迫使女人展示强悍作风的社会,如同逼迫男人阿谀奉承以求生存的社会一样,需要文学潜入其肌理,找出导致变态的病原体。

黄古儿:相对于当下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城市文学这一分支却迟迟未建立自己的丰富词库,作为一个始终在描绘城市生活的作家,你怎么看待这现象?

禹风:城市文学的标志是什么?关键是对“城市”进行定义。世博会的宣传语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觉得不是城市的所在也能让生活更美好,只是程度不同。所以应该拒绝物化的城市标准。城市不是生活水准的载体,更不是把“城外”久已习惯的那一套带进来变本加厉地发挥以求名利的场所。作为一个生在上海,也曾在巴黎和北京生活过的写作者,我认为现代城市的特征是四个字:“文明开化”。

凡倡扬“文明开化”之内涵的,我认为就是城市文学。城市生活中,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比较常见,但也常常蒙尘,提醒我们还未真正跨越一百多年前五四精神的门槛。所以,我个人认为城市文学必定带着反思性和批判性。文学不是装饰品,它该是擦亮的镜子和犀利的眼神。

黄古儿:最后还是想回到文本,关于《潜》的语言,最引人注目是你设喻奇特且信手拈来,不晓得你是怎么想出这些剑走偏锋的比喻的?

禹风:这是个好问题,首先这问题我曾想请教钱钟书先生。读大学时大家都读《围城》,对其中此起彼伏的比喻钦佩无比。回过来说,并不是人人喜欢小说里的比喻,有著名的评论家和普通读者都跟我讲过比喻其实阻滞他们的阅读快感,或者认为作者取巧偷懒(应该老老实实描绘嘛)。但设喻确实是写小说者的一种特权,有窃笑般的快感,让人觉得自己不仅仅是头书蠹虫,也是玩飞镖的好手。设喻是写作中的不甘寂寞。

其次,好比喻正是上海方言的一个特点。我的母语是上海方言,所以我的表达方式自然是喜好比喻的。上海话有一个词“赛过”,就是普通话“好比”的意思。每个上海人都无穷无尽地使用过“赛过”这个词,引出他们对世俗生活的嘲讽或打趣。

比喻的能力是一种概括人情世故的能力,生活上的糊涂虫们是说不出“赛过”什么的;比喻的能力也是一种温和进攻或反击的能力,大家看上海人互相打不起来,粗人选择骂粗话,听着无聊,有点口才的家伙们就比赛设喻,把对方喻得体无完肤;比喻的能力又是展示个人魅力的能力:做人最难是得体,如果一个人总能得体地运用比喻,但凡相貌别长太过分,迟早也能成为“万人迷”。

节选自《花城》长篇专号 2021年秋冬卷

禹风,小说家,上海人,巴黎高等商学院硕士。著有长篇小说《静安1976》《蜀葵1987》《巴黎飞鱼》及《潜》等,作品发表于《当代》《花城》《十月》及《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多描写巴黎、上海及北京的城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