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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1904—1977），古典文学研究家。湖南岳阳人。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暨南大学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并曾兼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早年从事小说创作，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后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 《魏晋思想论》 《〈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等。

《中国文学发展史》

他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其代表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一经问世，便被视为“文学史研究领域内具有系统性、成就最为突出的一部文学史样本，确定了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基本范式”；他又是作家，创作过大量短篇小说、剧本、旧体诗集；他还是文学翻译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施尼茨勒等多位欧美重要作家的译作都出自他手——这位文学园地里的“多面手”，便是刘大杰。

文学园地里的“多面手”：从作家、翻译家到转入古代文学研究

1904年，刘大杰出生于湖南岳阳的一个乡村。和同龄人比起来，他的成长经历异常艰辛，他在自己的一部长篇自传小说《三儿苦学记》中有过记述：自幼失怙，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小学教育，小小年纪便扛起了生活的重担——种过地、放过牛、做过童工，但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凭借着自强不息的“苦学”，刘大杰考入免费的旅鄂中学，终于为自己的命运凿开了一扇窗。

但走上文学道路却绝非偶然，正如他所说：“母亲死时，我只有十二岁。她在秋夜纺纱的灯光下，教给了我两本书：《唐诗三百 首》和《儿女英雄传》，在我穷苦的幼年，得到了文学趣味的培养。”（林冠夫、林东海，《缅怀与思考》）1922年，刘大杰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那时的高师中文系群英荟萃，有黄侃、胡小石、郁达夫等著名学者。在高师，除了研究汉赋、《文心雕龙》、唐诗宋词等“必修课”，刘大杰对新文学更感兴趣，胡适之、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先生的文章和译文都是填充他课余生活的精神食粮。为此，他还被视为“新派”，挨了系主任的一顿“教训”。（《追求艺术的苦闷》）

在高师，对刘大杰影响最深的是郁达夫。郁达夫主讲“文学概论”和“小说创作”，其中不仅有自己从事创作的切身经验，也介绍了国外新潮的文艺思想，对刘大杰很有吸引力。也正是在郁达夫的鼓励下，他正式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那是在进高师的第三年，当时从家里逃婚出来、手中一文钱也没有的刘大杰寄居在学校一间小房里，“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压迫的情绪，好像非写出来不可似的”。于是，他以逃婚为题材创作了小说《桃林寺》，经郁达夫介绍，刊登于《晨报副刊》，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生涯。

青年时期，刘大杰创作的小说、戏剧作品有《昨日之花》 《三儿苦学记》 《她病了》 《十年后》《渺茫的西南风》 《盲诗人》等。他的创作充满着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并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被称为“问题小说”。郁达夫在《青年界》上发表评《昨日之花》的文章，对他关注现实的“问题意识”予以肯定： “我看了刘先生的作品之后，觉得风气在转换了，转向新时代去的作品以后会渐渐产生出来了。”

在文坛里驰骋一阵，刘大杰意识到，“没有深沉的文学修养，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想在文学上有什么大的成就，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追求艺术的苦闷》）在郁达夫的鼓励和帮助下，他于1926年初赴日留学，专攻欧洲文学。在日本的六年让刘大杰系统性地掌握了世界文学知识，深入研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易卜生、福罗贝尔、左拉、萧伯纳等大文豪的思想和作品，“愈是读他们的作品，愈是爱他们，也愈是爱文学，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文学的决心，也就一天天地坚定了”。他将研究重点转向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高加索囚人》、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显克维支的《苦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屠格涅夫的《两朋友》、雪莱的《雪莱诗选》等世界文学名著，并撰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大纲》《德国文学简史》《表现主义文学》《东西文学评论》等专著。 （林冠夫、林东海，《缅怀与思考》）

早年的文学创作经历练就了刘大杰的一支生花妙笔，世界文学翻译与研究经历赋予了他开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但这些都不是刘大杰最终的学术归宿，而是他转入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铺路石”——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所说： “刘大杰先生既有文学创作的丰富积淀，又有对新旧文学和东西文学的融通理解和透彻体悟，涉足中国文学史这一开垦未透的领域，他的文学才华和学术识见，得到了充分施展的广阔空间。刘先生晚年曾对友人说，他在涉足众多领域，最后转入研究中国文学史，才找到了‘自己’。” （陈尚君， 《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回国后，刘大杰辗转于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大夏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职。抗战时期，滞留上海、处于半失业状态、生活拮据的他拒绝了一些学校要他讲授日语的聘请，潜心闭门著书。30年代后期，因觉得“文学思想的发展，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的意义的”，刘大杰对魏晋时期的思想流派及演变进行了专题探索，著成《魏晋思想论》一书；而后，经历数个寒冬酷暑的辛勤写作，终于铸就那部80多万字的传世之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41、1949年），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学术地位。

理论特色、时代立场、个性化审美趣味，共同铸就了一座文学史上的丰碑

关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学术地位，陈尚君这样高度评价：“博大深沉的刘著，正好为民国时期的文学史撰写，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发轫于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史学走向成熟，建立了重要的里程碑。”将时钟拨回20世纪初，自“文学史”概念引进以来，思考如何将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传统相结合成为一代学人的努力——自1904年首部国人撰写的文学史著作问世到刘大杰开始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林林总总的文学史版本已多达80多部。为什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看来，这部著作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其“理论上的特色”： “在刘大杰先生之前，还不曾有人仔细和深入地研究过西方的文学史理论，并将之恰当地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其次是鲜明的时代立场： “在刘先生看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与‘五四’新文学精神相通的东西，这是它最可珍贵的内容。”最后是刘著的“个性化特征”： “《中国文学发展史》正是各种文学史著作中最能显示个人学术风格和个人审美趣味的一种。不仅语言富丽，叙述生动，富于感染力，书中的议论也每带有激情。可以说，史家的理性与诗人的感性在此书中是共存的。” （骆玉明，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复旦版）感言》）

晚年刘大杰曾谈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本著作：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朗宋的《文学史方法论》，佛里契的《艺术社会学》和《欧洲文学发展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但对这些理论的应用不是生搬硬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把这些理论组织成为自己的体系，来说明中国文学的发展”。受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学影响，他认为既然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那么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也必然是进化的。探讨造成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它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是他所认为的文学史家的任务。可见，在刘大杰那里，文学史写作不是对文学史实的简单时序罗列，不是主次不分的材料堆砌，而在于“求因明变”，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样的文学史观超越了他之前的文学史撰写者，也为后来者确立了研究范式。

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在刘大杰的文学史书写中，张扬个性、崇尚情感的现代意识是贯穿其中的鲜明红线，也是他审视历代文学思潮的标尺——他看到了魏晋文学在文学史上继往开来的意义，在《魏晋思想论》中，他高度评价魏晋人身上那洋溢着的“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对于这个“浪漫主义”的内涵，他进一步指出： “魏晋时代，无论是学术研究上，文艺的创作上，人生的伦理道德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和自由。”在他看来，魏晋以来的浪漫主义为后来的唯美主义埋下了种子，因而他不顾传统观念的偏见，充分肯定唯美主义文学的进步作用；到了盛唐时代，他高度评价李白是“当代浪漫生活、浪漫思想、浪漫文学的总代表”；而晚明公安竟陵派文学的浪漫精神，在他看来是“与五四时代的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在他的笔下，一部文学史，就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

在刘大杰的文学史书写中，他作为作家的个性与才情也显露无疑，他生动活泼的笔法，让他在评述那些伟大作家时，能够将他们的经历和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有血有肉。他笔下的屈原，是“一个多疑善感的殉情者，缺少道家的旷达，墨家的刻苦，和孔、孟的行为哲学的奋斗精神，加以他少年得志，一旦遭受着重大的打击，就不容易自拔，于是牢骚郁积，发泄于诗歌，而成为千古文人了”；他笔下的李白，“是天才、浪子、道人、豪侠、隐士、酒徒、色鬼、革命家。这一切的特性，都集合地在他的诗歌里表现出来。他的脑中有无限的理想，但任何理想都不能使他满足，他追求无限的超越，追求最不平凡的存在”；而他笔下的杜甫，“不是屈原式的殉情主义者”，“也不能在虚无空渺的神仙世界找着快乐”，“因此，他能用他的理智，去细细地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旁人的苦乐”……

但是，作为诗人的感性和热情没有湮没作为史家的理性与冷静，“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与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朗宋的这段话，刘大杰在写史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铭记于心。他说： “在文学史上的叙述上，你必得抛弃自己的好恶偏见，依着已成的事实，加以说明。那些作家与作品，无论你如何厌恶，是如何僵化，他们在当时能那么兴隆的发展起来，自必有他发展的根源环境，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文学史的编著者，便要用冷静的客观的头脑，叙述这些环境、理由和价值。”他将文学看作是“一种有机体的生命”，有其生老盛衰的规律，因而即便是在他看来“简朴无华、干枯无味”的《周颂》、在现代人看来“僵化了的缺乏感情的死文字”的汉赋，他都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给予了公允的评价。

这种客观但又不失感性的写法，仿佛让读者真正进入了他所研究的文学家的时代，站在了他们的视角。这也铸就了《中国文学发展史》这座文学史上的丰碑，正如陈尚君的评价， “它是本世纪最具才华和文采、最客观冷静、体系完整而又具有浓厚个人色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骆玉明也认为， “此书不仅影响了后来多种同类型著作的撰写，其自身也一直没有完全被替代、没有停止过在高校教学及普通读者中的流行。总之，要论影响的广泛与持久，至今还没有一种文学史能够超过它”。

听他讲课是艺术的享受，“学生们都怕下课，希望他讲得越长越好”

上海解放后，刘大杰来到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组长、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职。这是刘大杰人生中最后的也是停靠最久的“驿站”——他在复旦工作长达29年，直到1977年因病去世。其间，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是他学术工作的“主旋律”，他多次主讲“中国文学史”，还作过“唐代诗歌”和“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在复旦中文系，刘大杰的才气是有口皆碑的。若是放在今天，他一定是当之无愧的“网红教授”，渊博的学识、出口成章的文采，让他的课总是场场爆满，深受学生欢迎。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中杰的记忆里， “读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能使你感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听大杰先生讲课，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讲建安文学，他从世积乱离的时代背景，讲到慷慨多气的文风，一直讲到甄后如何漂亮，曹植如何倾倒，刘桢又如何以平视而获罪。讲课时，他能随口背出很多诗句，引用又恰到好处，令人折服。他讲《红楼梦》，也能随口背诵很多东西，就连黑山村庄头乌进孝上缴贾府的货物清单，他都能背诵如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欢章也曾这样回忆： “听大杰先生讲课，同学们都形成了一个心理习惯，就是怕下课，希望他讲得越长越好，以致他的课总是上到下一节课的老师已经等在教室门口才不得不打住。”50年代中期他受邀到北京大学作《红楼梦》的专题讲座，听众极为踊跃，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学生们都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学术报告。

1957年，刘大杰因肠癌动了手术，元气大伤，以“断肠人”自嘲。但他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出版的著作有《〈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 《中国古代的大诗人》等，译作有屠格涅夫的《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如《鲁迅的旧诗》 《杜甫的道路》 《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 《〈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关于曹操诗歌中的人道主义》《论陈子昂的文学精神》 《黄庭坚的文学批评》等。其中， “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在国内最先针对把整个中国文学史归纳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公式提出质疑，在学术界引起过广泛的关注，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反响”。 （陈允吉， 《刘大杰传略》）

中国古代文学的专题探索之外，刘大杰同样精进着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作为一位与时俱进的文学史家，他一直在试图学习先进的理论方法、寻找更为合理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当进化论史观变得不合时宜，刘大杰开始反省自己先前的学术思想，力求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加上“看到了一些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史料”，这就有了之后他对旧著的反复修改和补充。1957年，刘大杰出版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第一次修订本，但在当时左倾思潮影响下，这部著作不仅没有得到承认，反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但刘大杰仍在政治夹缝中坚守着自己的研究立场，上述提及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一文便是发表于这一时期。1962年，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次修订本出版，相比初版，这两次修订使得全书的结构更加完整、材料更加丰富，如1957年版本就增补了之前忽略的“司马迁与史传文学”的重要章节，再如增幅最大的清代文学部分，从初版的5万字增至1957年版的8万多字、1962年版的20多万字，得到了显著的扩充。尽管初版中刘大杰最显才华个性的评论在后来的修订中已改为严谨规范的叙述，但在许多学者看来，与这前后多种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相比，刘大杰的版本仍然是最富个性的。1983年，教育部将《中国文学发展史》1962版本重印，作为全国高等学院文科教材。

因为《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巨大影响力，晚年的刘大杰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赏识。1965年，刘大杰在复旦大学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鼓励，后来二人保持通信，“今存于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的生前最后一封信，就是与刘先生谈李白、李商隐诗歌的”。（陈尚君，《二十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记刘大杰先生》）“文革”中，刘大杰对《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作为特殊政治时期的产物，这一版本并不成功，“不仅受到了许多朋友严肃的批评，也使他自己在临终时感到十分痛苦和遗憾。”（陈允吉，《刘大杰传略》）

1977年，刘大杰因病逝世，享年73岁。纵观刘大杰的一生，他的学术道路是极不平坦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但他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仍为后人所铭记——他的为人为学，常为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们谈起，化作一段段学术佳话在校园里流传；他的著作，被当作教材在复旦的课堂上使用，至今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