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言：学者的“托孤”与传承
张永言，侯艺兵/摄
一
记忆中与张永言先生神交，是严学宭先生送我两本书《训诂学简论》《词汇学简论》而起始的。严先生当年主政“中南民族学院”，并兼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两书即当年所刊出者。曾说，办出版社，以刊出几部传世的专著，不是容易的事，这两本或者可以传世云云。正是那一次，我记住了两书的著者张永言先生的大名。
不久，我所在出版社的领导李行健社长交给我一部书稿，让看看如何，有无出版价值。在阅过之后奉还原稿时，李社长问：“怎么样？”我回答：“哪还用说！应该出版，很有价值！”李先生才告诉道：书稿是吕老（指吕叔湘）推荐，故未事先说明。作者是张永言，四川大学教授……这就是之后正式出版的张永言所著《语文学论集》。因这本“论集”，我与张先生由“神交”而成了“知交”，在张先生面前，我一直执弟子礼的。
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会儿，似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思想学术界最感宽松与活跃的一段时期。作为出版业，又有多大的腾挪空间呢？既要出版纯学术著作，又要考虑“码洋”，即赚钱与否。手中这部《语文学论集》书稿约二十余万字，我相信不会“赔钱”。于是，我私下与张先生商量：出版一部学术著作殊非容易，您老何不将手中旧文，已刊和未刊者尽量辑入？没想到的是，张先生表示，旧稿虽多，但不想“充数”，要对读者及后学负责任云云。又说，出版这类纯学术的书，出版社方面谈不上“经济效益”，可能赔本，书印得越厚，赔得就越多，于心则内不自安云云。
用现如今的时况联想一下，那些只会制造文字垃圾者能不愧汗！（张先生的书始印三千册，一售而空，不得不再印，此是后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受邀访学台北辅仁大学。现在回想起来，若没有张先生的提教和点拨，那次的台湾之行会很尴尬，或者黯然无光。张先生说：不能没有讲题！你参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十多年，应该有所积累。就以“辞书编纂与训诂学”为题深入下去，会有发现的。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也是用这次的内容，讲座题目即“辞书与训诂”，见拙文《南北二高》。
在辅仁大学盘桓期间，我推介了张先生的学术及人品，实则他们早就知道张先生的名讳，只是没有联系的渠路，听了我的介绍，有意向邀请张先生来辅仁讲学。我私下认为这是我此行的最大收获。在离开辅仁的前夕，我又提议，如果真诚邀请张永言先生来辅仁讲学，那么发邀请函请给两个名额。因张先生年老体弱，须带一助手，或研究生弟子相陪，以方便照顾起居。辅仁方面亦爽快地答应了。
返京后，即挂电话向张先生报了个平安，并详述了辅仁大学邀请他访问并讲学之事。让我又“没想到”的是，张先生竟然敬谢不敏！惊诧莫名，加之没有思想准备，手握话筒的我，开口不得，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萦回脑际的是该如何回复辅仁大学？以至于连当时张先生还说了些什么，如今是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对于出书的谦抑，对于讲学一事的矜慎谦牧，无疑都体现了张先生为人处世态度的一斑。两次的“没想到”，不过是相形之下，我未达那样的境界，感到了自己的不足，自觉形秽罢了。它对于我后几十年的处世，影响至大。
和张先生闲谈聊天也能长知识、见学问，可惜的是我未能都记录下来。一次话及寺庙和尚，大约是因“藏经阁”，某些播音主持读“藏”字为“收藏”“储藏”之“藏”，不知应该读“zàng”，而连及寺庙和尚。有感于如今的寺庙也分级别，和尚也可组建家庭，结婚生子。对和尚之妻，该作何称谓？张先生说，古有先例，于和尚之妻，径称“梵嫂”，并说“见北宋陶穀《清异录》”云。又说，古时称西洋之交际花一类，名“夷妓”，亦颇新奇，并说明见清代道光间陈昙《邝斋杂记》。虽细枝末节，亦足见张先生腹笥丰赡，几无书不窥，且记忆力超凡。
一位摄影家沈建中，他之有名，似在用手中的相机，将尚存世的著名学者用影像资料留下来。听张先生见告，同意让沈氏拍照，但要求在介绍文字中，只留“四川大学教授”一句，其他一切称谓、头衔统统免掉，这是应允拍照留影的唯一条件。沈氏答应了。这让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名片热”，有人的名片堆满了各种头衔、称谓，看了眼晕。就我所知，张先生的“头衔”之类，如果试排列一下，一张名片绝对不够用。但张先生从不以之诉人，故极少人得知详细。大约九十年代末，我终于见到沈建中的这部摄影集，煌煌巨册，都是国内彼时“硕果仅存”的学者相片，如季羡林、钱锺书夫妇等，有些学者在这部影集问世之前已悄然离世。沈氏之功不可没，在于不仅拍一帧肖像而已，既表现出摄影家独具的视角眼光，更留下了文化史上不可再现的那一瞬间。令我又一次“没想到”并颇感新奇的是，张永言先生的那帧相片，是一幅生活照，身着白色汗衫，没有稍作打扮，且背景是晾在绳上两件也是白色的衣物……
我退休之后即出国探亲，已新世纪之初了。在美国居停期间，给张先生寄去一通信，略抒感想及数月来之萍踪旅迹，故而疏于候安之类。可一直未得回信，颇怪。同时寄出的另三通信都及时收到了回信，可见我的付邮不误。但始终未获张先生之复信，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返京之后，因身体缘故而卧病连月，且查不出病因。在美的孩子电话中称：是否环境污染所致？也许吧。这一段时间，虽身不由己，而心里常常惦念起张先生。想到他年事已高，体弱衰迈，素常即“枯坐无奈”（用张先生原话），眼下真有同病相怜之慨。也曾向社科院同仁打听，不得其详；向北大友人处询问朱庆之（庆之是张先生的得意弟子）先生的情况，只说去了香港，其他也一无所告，几乎中断了信息的各种渠道，直到二〇一七年冬。
二
寒斋书房内悬挂着一幅董作宾书赠闻在宥先生的甲骨文书法条幅，这是张永言先生赠我的极珍贵纪念品。寒斋的其他字画时有撤换，唯独这一幅贴落，数十年间一直挂在壁间，未曾换过。凡来寒斋的客人，都会留意到。若有问起这幅甲骨文书法的，我就会原原本本告诉客人，从董彦堂到闻在宥，再到张永言。
从书幅上的题签看，是董氏写于一九四六年的大后方昆明，而闻先生当时任教于华西协和大学（中间又曾去西南联大）。董氏于鼎革之际去了台湾，他曾担任“史语所”所长。在甲骨文学“四堂”里，他是唯一以甲骨文书法名世的（其余三位：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郭沫若，自号鼎堂）。他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全球各大型博物馆几乎都有收藏，绝大多数作品是以“对联”形式或单条一句格言式（我尝亲见之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府之国会图书馆、堪培拉之国家博物馆等多处），像张先生所赠这样的格式则为仅见。
对于董氏的甲骨文书法，胡适之先生尝有微言，以为若将写字的精力转到对甲骨文学术的研究，则其成就当更高。见《胡适日记》，记不清具体年月，大意如此。或见道之言，抑或“胡说”，聊存之以为有识者之参考。
闻先生名宥，字在宥，雅号落照，江苏松江人，是张永言先生的恩师，那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的事。昔年曾被误称为“教会学校”，是和北平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苏州上海的东吴大学（位于上海的又称“东吴法学院”）等相类的高等学府。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场所谓的“院系调整”，这些名校均被改造。如今的年轻一辈，恐怕都没听说倭难前后中华大地上那一批具国际声誉的高等学府的响亮名字！张永言先生既出身于名校，更加之以名师。闻先生的大名，只需翻检一下诸如《陈寅恪书信集》《胡适之来往书信集》之类，即大略可知闻先生是何等样学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闻氏即以书法、诗词等颇负盛名。我在张先生处见过多幅他的书法真迹，看得出早年临魏碑晋帖的功底。诗词虽为余兴，而出手自是不凡。试摘举二阕如下：
旧日摩挲事有稜，
强忘细记两难胜（音shēng，阴平）。
空留玉札三千纸，
知在瑶台第几层？
——调寄《鹧鸪天》
休道啼痕零乱，
凭君认取罗衣；
芳时一晌记相依，
只怜重（音chóng，阳平）检点，
事事与心违。
——调寄《临江仙》
所摘见叶恭绰编辑的《广箧中词》。
所谓的“院系调整”后，闻先生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可憾恨的是，虽云学者，不过一介书生，哪里懂得招架接二连三的整肃运动？尤其一九五七年“丁酉之难”，他竟被打成“右派分子”，生生剥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育人资格。亏他既老且病，没去劳改农场，而是打发去资料室打杂，直到丙午“文革”。已入老境的闻先生，百病缠身，却总不忘学术，在给张永言先生最后的信中（节录）说：
《边政公论》一文，两本书皆为“麻脸人”（指两份复印件皆破烂不堪，像麻脸），令人回想当年踡伏川中的苦况，亦颇有意义也……黄侃书三册确未寄出，因家人多数外出开会，京中无人跑腿也。拙作第一册已印成（仅一百余页），因勘误表未成，尚未发出。届时当一并奉寄。匆颂
文祺
落照九月二十二日
此信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而闻先生四天之后，即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溘然长逝，可谓真正的“落日余晖”。他生前写给张先生的信函中，即有“奄北之期，想亦不远”“估计在世之日亦已无多，此后未必能再与兄等晤谈，思之黯然”“日来检点旧籍……亦拟于缮清后托孤于兄”等等极沉痛语。所引末一句，见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复张永言信，“托孤”二字无异以泪写下者。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一些学术性质的刊物不时登载闻先生遗稿，几乎无例外地在文章的附注中标明“承张永言先生提供”。如三联版的《陈寅恪书信集》，收录了陈寅恪先生写给闻宥先生的信件十余通，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这批信件所附的一条注释：
第二、六两函为闻广（闻广，为闻宥先生哲嗣，地质考古学家）先生提供复印件，其余九函均为徐亮功转来张永言先生所保存之信札。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托孤”二字，非虚言也。仅一百余页的《闻宥论文集》，收录了闻先生论文十六篇，也算瞑目之前得以见到样书吧。一代学人之终始，如此而已，令人感喟万端。
新世纪之始的某日，因便参观了一次中央民族学院（后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一位刚调到这里教汉语的年轻老师陪伴。在整修得干净清幽的校园中，我偶然触动神经，想了解一下闻宥先生有无“故居”？在哪？对方瞠目了一会儿，嗫嚅地问道：“闻宥是谁？”
是否因为刚调来，尚不熟悉本校情况和掌故？或竟若闻先生自己曾说“若此间某些人，则但知我是教古文的”（闻氏语见《与张永言书》第二十二）而已呢？我只好自作主张介绍一下“闻宥是谁”了。
他是一位让民族学院增辉、傲世的著名学者，姓闻名宥，字在宥，典出《庄子》语“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由此即可知这位品德宽宥、学贯中西的长者是何等样人了。他通晓多种语言，于古文字、少数民族语文、汉藏语系，尤其羌语的研究，享有国际声誉。
我记不起当时更多的细节。事后，我为民族学院而叹息，更为“民族”二字而黯然神伤。兹后，我再也没有涉足那所干净的校园。
三
二〇一七年年初，朱庆之先生自香港去上海参加有关的学术会，有我原单位旧日同事与会，因而知道我已回京以及家中电话，这才有了联系，遂于是年岁末来京造访。我这才知道，张永言先生已于二〇一七年五月一日离世！虽抑或在臆中，然震悚交集，腹痛之感，实难以形诸言间也。庆之先生又语及，二〇一二年为张先生八十五岁寿诞志庆，诸多门生云集成都，佳会难再。当听庆之兄说，聚会中，张先生特地询及有没有我的消息时，真使我愧疚无已！到此方明白，二〇〇五年我在美所寄之信函，未达张先生之手，“洪乔”之邮，实所未料也，奈何！
张永言先生没有辜负恩师在宥先生的“托孤”之嘱，克尽了厥职，将闻先生的遗稿细加整理，一一刊出。如今，业师与及门生均已先后奄化，永离了这个尘世。他们俩乘云升遐，相聚于天国，没有了任何的牵缠与忌讳，尽可以把晤随意，畅叙八面，无须再噤口卷舌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在写给张先生的那一束信札中，在宥先生多次引用的两句唐诗，可见企望之殷且远！不过，天堂应该没有暗夜吧？那就不用“剪烛”“举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