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侯波，中国作协会员，延安市作协副主席。86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当代》《十月》《大家》《清明》等杂志发表小说上百篇，200余万字，有作品被转载并收录进小说年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谁在那儿歌唱》《稍息立正》《太阳花开》《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胡不归》五本，长篇小说《流火季》《天下安定》两部。2014年，《当代》杂志社、陕西省作协联合召开“侯波小说研讨会”。2015年，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获第四届柳青文学奖。2019年中篇小说《胡不归》获“马烽文学奖”。

编者按：

他说写作就像青铜，温润外表的光泽下有一种硬梆梆的质地。

他深耕一方土地，用不断深入的地域书写描绘斑斓文学地图。

从事写作36年，发表作品200多万字。

他始终关注着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关注着陕北这块土地上群众的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他在作品中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陕西农村风俗画，有烟火、有诗意。

他是侯波。他说：“正是很多别人不关注、记不住的细节，却是作家真正的写作来源。”

近期，《十月》杂志刊登了陕西作家侯波的中篇小说《挂职县长》，文学陕军今日为大家带来对他的精彩访谈。

文学陕军：

您的作品大多聚焦农村题材，《胡不归》还摘得2019年“马烽文学奖”。请问在进行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您都做了哪些努力？

侯波：我十六岁开始写小说，十八岁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黄河之歌》1986年在第一期《当代》杂志上发表。算起来，从1986年到现在，写作已经30多个年头了。这些年里，我主要写农村题材小说，在《当代》杂志发了5个中篇，最近在《十月》杂志又发了一个中篇小说《挂职县长》，也是农村题材。

我不是一个高产作家，我始终觉得不是任何题材都可以写小说，我这些年来一直写的是农村题材，这主要和我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我出身于农村，我的家人有许多现在还依然生活在农村，我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也非常关切。尤其是每次回家，我都能从家乡了解到最新的关于农村的大量信息。甚至前几年，我和妻子还在农村包了几亩果园，利用节假日回家和农民一样一起参加劳动。我熟悉农村生活，始终关注着农村的变化，关注着农村未来的走向，这一切也就决定了我的写作是以农村题材为核心的。

文学陕军：

请问您在写作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侯波：有许多作家都认为农村没什么可写的。我甚至有时也这样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都进城了，农村边缘化了，还有写的必要吗？但在具体深入农村生活中，我还是改变了这种想法，觉得这种想法是趋于表层化的，是概念化的。只有深入进去了，你才会发现农村依然充满了生机，依然有我们许许多多的牵挂。这里的每一丝变化，不单是农村的，甚至牵扯到国家以及我们民族的未来走向等等。如农村如何振兴，农村文化如何重建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小问题，都是牵挂到我们国家命运的大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家去关注。

要写好农村题材，除过深入农村第一线，深入了解农村人的精神世界与变化外，最根本的是作家要敢于直面生活，直面时代，要有担当意识，要有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现存的矛盾不回避、不遮掩、不教条，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世界，真实而客观地呈现社会转型期乡村世界的喧哗与骚动，底层干部与群众的困惑、焦虑与阵痛，这才是作为一名作家立根民生的正确写作姿态。也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有当代农民心跳与呼吸的作品。

文学陕军：

您的新作品《胡不归》中有很多关于乡村秩序的重建的内容，关于乡村秩序的重建，您个人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想法？

侯波：在写《胡不归》之前，我还写过一篇《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这两篇作品可以算是姐妹篇，甚至包括我新近发表的《挂职县长》，也可以算是姐妹篇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是提出问题，《胡不归》是探讨问题，或者说是回答问题。我建议大家看书的时候，可以把这几篇对照起来看，这样就能清楚地知道作家本人想法了。

前两年，我给《小说选刊》写过一篇创作谈，提到了“院墙”这个概念，我认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一道院墙，我这样写道：“当工业文明铺天盖地来时，首当其冲的是乡村的传统文化秩序。这种秩序就像农村中家家户户的院墙，可能是土筑的石垒的砖砌的，尽管院墙不够坚固，不够高大，但有了这墙，家家晚上都能睡得安然，鼾声四起。曾几何时，院墙被撞塌了，于是围绕墙的建与不建、什么方式建、用什么样材质建就都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而院内人在旧墙已倒、新墙未立之时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他们缺乏安全感，焦虑不安，甚至无所适从。”

物质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兴起，总会冲击基于农耕社会建立的文化秩序。比如我们传统的孝道、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乡绅文化、我们以家族血脉为基础的泛血缘亲情文化等。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兴起，道德滑坡，文明沦丧，人们个个精神迷茫，陷入只追求物质享受，追求感官刺激之中。许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现象，我的《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胡不归》《挂职县长》等小说中正是想写出人们的这种无所适从感与迷茫感的。不过，《胡不归》比以往小说更进了一步，塑造了一个类似于乡绅的人物——“薛文宗”的形象。

评论家李萍在评论《胡不归》小说时这样说道：“作为一种文学实践，《胡不归》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并非要为重构乡土伦理持续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解决路径，而是在呈现一种当下乡土中国的社会样态与精神样本的同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诘问当下，思考现实的契机和视角。小说的出现，使那些已经成为解决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矛盾、重建乡土伦理的方案和政策重新进入人们视野，成为被思考与被审视的对象，这或许正是《胡不归》的价值所在。”我觉得她的这个解读还是挺准确的。就是说，《胡不归》在重建乡村文化秩序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文学陕军：

作为一名作家，您是如何在一次又一次进行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时不重复自己？

侯波：陕西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镇，先是有柳青、王汶石等著名作家开启了当代陕西乡土文学叙事的先河，以其直面新现实，歌吟新生活的独特追求，为陕西当代文学铸就了一个时代的辉煌，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添加了浓重的陕西元素。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因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人的继承与创新，陕西的这种乡土叙事不仅重新得到接续，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我认为，这些著名作家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

我所有写作的题材都来自我对农村生活的独到观察，都来自我自己对生活的真正感受。如何做到不重复自己，我认为就是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忱，以及保持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力。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农村的发展也在飞速变化，作为一名作家，你只有保持一种热忱参与进去，做一个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观察者，你就会发现许多新的事件，新的苗头，新的人物，确保写出的东西不重样，有新意。例如：有些作家写农村，只是写留守儿童或妇女或者写村长是恶霸什么的，这样脸谱化的作品是没有出路的。从生活点滴中去发现事物的趋势与走向，获得新的感受，写出新的文章，这是确保作品不与自己重复也不与他人重复的核心原则。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陕西的一些文学大师柳青、陈忠实、路遥等，他们深入生活，向生活要素材，给我们提供了借鉴与榜样。

文学陕军：

在您之前的采访中曾经提到过“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作品要好，思想一定要深刻”，以您的《胡不归》为例，您在这部作品中想表达的思想是什么？您认为这部作品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侯波：写小说要有故事，但故事充其量只是个载体，就像一辆架子车，车子是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车上拉的那些东西。拉的是什么呢？就是作家的思想。我觉得一个作家与哲学家在根本上是相同的，作家不过是把自己的思想转化成具体的形象而已，说来说去，都是在传达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伟大的作家都是站在思想前沿的，也都是思想家，包括路遥、陈忠实都是。

返回来再说《胡不归》吧，《胡不归》中有我自己的思考，《胡不归》在指出问题与矛盾的严峻性与紧迫性的同时，并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变革现实、重构中国当代乡村新气象、新图景。这篇小说中，在描写了当前中国乡村民风淳朴、邻里和睦、互帮互助、勤劳善良的乡情发生异变后，塑造了“薛文宗”这一知书达理、颇有威望、社会资源丰富的退休教师来充当“世宁村”土地撂荒、人心涣散、价值观缺失的治理者。同时，他通过组织乡村春晚、帮村民修路、跑低保、建祠堂等一系列举措开始凝聚人心，重构淳朴的乡土文明秩序。这正是作者本人对乡土伦理秩序的破裂与现代危机作出的一种回应，或者是进行了一种有益的探索。

前段时间，我曾经提出了“青铜写作”的概念。我希望个人的写作像青铜一样，在外表看似温润的光泽下有一种硬梆梆的质地。这样，即使过上千年万年，世事沧桑，岁月不再，但青铜依然是青铜，当年铸造时的信息还是能够完整地给读者传达出来，散发着不朽的魅力。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作品中思想的力量。

文学陕军：

您能谈谈影响您走上文学之路和在文学之路上感触最深的一些事吗？

侯波：从事写作时间长了，感受最深的是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时，根本没想到能在《当代》杂志上发表，但最后还是发表了，这可以算是对我一次莫大的鼓励。二是在写作途中，我每写一篇小说出来，时不时总能意外地发现一些评论家或者读者写的评论或读后感，这一点特令我感动。比如，山东一个大学的教授叫张艳梅，她非常喜欢我的小说，我每写一篇，她总要写一篇评论。还有一些读者读了作品后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和我交流看法，这也是我记忆比较深的。再一个就是一些领导在一些方面给了我一定的支持。这是我应该感谢的。

文学陕军：

您是来自延安的作家，能否谈谈地域文化对您的影响？

侯波：一个人的写作风格不仅和他的修养、学识与个性有关，还和地域文化相关。我在小说中追求一种作品的厚重感，陕西的几个大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都是这样，都在追求作品的厚重感，追求作品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我始终认为，什么地里长什么树，什么树上开什么花，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作家有时都意识不到，但在无形中就受到影响了。我个人对于作品风格的追求，我觉得和我们陕西的这些作家是一脉相承的。

延安是新中国文艺的发祥地，新中国文学就是从这个点辐射开的，我成长于此，当然其创作思想、指导方针都会对我影响更大，但更多的，我是从咱们陕西传统文学中活生生地感觉到的，因而受到影响的。

文学陕军：

您目前正在创作新作品吗？能否大致介绍一下？

侯波：我从事写作36年了，目前发表作品200多万字。2013年中篇小说《贵人相助》获陕西省“首届年度文学奖”。2015年，中篇小说《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获第四届“柳青文学奖”。2017年，长篇小说《流火季》获第四届“中国铁人文学奖”。2019年，中篇小说《胡不归》获吕梁文学奖·马烽文学奖。目前，正在构思写一部长篇作品，暂定名字叫《苍生》，但还没有思考成熟。我写作一般不列提纲，只要脑子思考成熟了，就开始动笔写。在写作中，我想更多地捉住一些临时崩发出的火花。这部作品想写得宏大一些，书写一个时代，这也算是我多年向陕西的“三大家”学习的一次汇报吧，但愿他们不会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