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 者：近期您在《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 ——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一文中，提到“如何确立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的对应点”这个难题。其中一条线索是，以人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具体表现为塑造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或精神世界。在这篇文章中，您也提到上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以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多样化的形态表达了中国人迅速变化的生活”。在您看来，新时代文学创作的人物有哪些新变化？他们具体体现出的哪些特征是符合当下中国人民变化了的生活的？

陈晓明：当代这个概念比较宽泛，它并不仅仅指当下，也不仅仅指新世纪，因为作家本人也是当代人，是生活在新世纪的人，所以当代也包括了作家自身对历史的不同认识，是他塑造历史人物、看待历史人物的方式。那么如果要说当代文学新世纪以来所表现的一些新型人物，可能我会去讨论的，还是一些主流作家对历史人物的表现。有一些人物写得很好，在我的理解中，比如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塑造了类似“新写实”笔下的小人物。小人物不是那种有理想、有情怀的英雄人物，但恰恰是回到了朴素生活中的人物，所以新写实其实表现了回归本位的现实主义，留下了写实、写真的印迹。新世纪以后，邱华栋也写过很多城市人物，城市人物包含了一种现代性观念，在城市里生活的人物，对人的状态表现出不同的反应，这些城市外来者想成为城市的一员，为此做出了诸多努力。在一部小说中，邱华栋写到主人公站在北京三元桥上时，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就像拉斯蒂涅说“巴黎，我来了”一样，这个人说的是“北京，我来了”。当时读这些作品，感到很有冲击。另一个例子是王朔，他称自己的人物根本不是“痞子”而是某种意义的“新人”，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回归了本真和朴素的状态。

新世纪文学中，由“70后”作家塑造的人物大多是一些城镇边缘人，例如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中，那些从乡村来到城市艰难度日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努力生活的意志、城市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不易，以及这种生活在他们身上刻下的创伤。《耶路撒冷》中写了好几个我的同龄人，这些人物不一定像《阿Q正传》中的人物那样凝聚了一种国民性，但确实淋漓尽致地写出了“70后”一代的彷徨和困窘。李洱的《应物兄》汇集了这个时代文化上的很多矛盾，也写了百年文化之变在这些人物身上的反应。通过这个人物，他把当今大学的生活、大学的文化振兴刻画了出来。我们今天的文化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景当中，它面对着中西古今的冲突，李洱把应物兄这个人物放在这样的交叉点上来表现，应该说是刻画得比较充分、比较有力的一个人物形象。

记 者：这些人物身上具体体现出哪些特征符合当下中国人民变化了的生活？您前些日子提到，我们正处于一种全新的视听文明时代，请您谈一谈视听文明时代跟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人物形象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陈晓明：视听文明时代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结果，带来了电子工业化和与之相结合的一种书写方式。其实我们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我们书写的符号当中，像杰姆逊所说，历史必然永远是文本化的，这里历史的文本化是指一个总体性符号的表征形式。我们现在阅读的方式从纸质媒体变成网络媒体，变成读屏，人们进行想象和情感活动的形式也是视听的，抖音短视频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视听的趋势。这种文明最初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电影《黑客帝国》和《盗梦空间》及《阿凡达》。苹果公司、亚马逊代表了电子产业和视听文明时代的到来，文明将以图像和声音的方式而存在。当然也不是说这是惟一的存在，而是说它是最主导的存在，其他存在附属于它。就像书写文明出现的时候，口传文明已经存在了5万多年，而至今书写文明也只有5千多年历史。文学是书写文明时代的最高境界，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最高事件，海德格尔所谓的语言，指的是文学的语言，他终其一生都在反对科技，拒绝买电视机，他的几乎所有学生都对现代科学技术持批评态度，认为科技会引起人的生命存在以及人道伦理的一系列危机。

在视听文明时代，语言不再是存在的最高事件，图像变成了存在的最高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影产业中，《阿凡达》当年的全球票房相当于中国全年图书销售总量，现在用于阅读图像和阅读文字的时间已经越来越不成比例。文字曾经塑造出了一种知识，创造了一种文化精英，以及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权威表述形式，图像是颠覆这种权威性的，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群众是抖音短视频的爱好者。有些知识分子对此不屑一顾，同时他们不太敢去看短视频，担心一看就会被“卷”进去，这反而说明了短视频非常有杀伤力，迎合了人性的某些方面。人类倾向于直观，倾向于感性，而这一点恰恰也是现代以来的感性解放所寻求的一种革命，是对文字的理性启蒙等价值体系的挑战。美学（aesthetics）一词的本义就是感性，尼采认为一切都必须表现为艺术，表现为审美的、巨大的幻想，它才是有意义的。尼采以审美的感性替代理性，但不是单纯地反理性，可以说表现了他对未来文明的一种恐惧。

视听文明对书写文明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书写文明让文明传承变得更加稳妥，并不是说它是一种保守的、惰性的力量。人类社会还没有那么成熟，电子科技也不能很快地就把文明的传播方式接手过去，这会导致很多的伦理问题。文学总是能对这些主题给予积极的关注。一方面，文学很直接地思考，如果这种视听文明到来，怎么去书写？以及人类将怎么去适应这样时代？另一方面，在书写的策略上，怎么吸收视听文明时代的世界观？我理解科幻文学在这几年的火爆，就是视听文明所带动起来的一个结果。科幻电影也好，科幻文学也好，它们的世界观都是宇宙论的，以宇宙万象作为中心。刘慈欣的小说还保留有一种怀乡的、浪漫的人类观，这也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软科幻以人为中心，郝景芳的小说也有这个特点。中国的科幻文学带有对农耕文明的漫长历史记忆，不容易一下跃升到硬科幻。但恰恰这一点使它的短板变成了优势。中国的传统天道观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的历史观也有天道观的色彩，在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贾平凹的《山本》这些作品里，都蕴含着天道观的思想。中国古代儒家的学说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机器人的伦理学却蔑视人的伦理学，这些为今天的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考点。今天文学看起来似乎被边缘化，但是又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它要留住我们传统的文明，要为书写文明作为人类生存的稳定根基再固定一段时期，不然在宇宙论的意义上，我们真的就变成了宇宙的流浪儿。文学所做的就是让人类能够更好地珍惜历史和文明，保留我们的人心，依然把语言作为存在的最高事件。

记 者：您刚刚提到视听文明对人道的这种伦理的挑战，我忽然想到其实这种文明也挑战了我们一直说的“纯文学”和“文学性”的概念。这几年，很多昔日的先锋作家都纷纷返回了现实主义创作，如果纯文学不再是当代大众阅读的中心，文学性也不再是作家创作时首先考虑的问题，这些概念对于创作的意义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陈晓明：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文学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其实，8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也好，现代主义文学也好，都是短暂的，这个时期表明文学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补课。先锋派文学或者说现代派文学实际上很短暂，但另一方面，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20多岁写的作品，迅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高度。今天读当时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这些作品到现在都难以超越。那是一段非常神奇的文学时光，一批作家能够迅速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是后来转向现实主义，这没什么奇怪，因为现实主义是文学的常态。不能说先锋派的作品里面没有现实主义，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先锋派侧重于把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又专注于艺术手法的尝试和创新，把语言当作终极目标，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作品中没有现实。近年的一系列作品，像格非的《望春风》和“江南三部曲”，确实把艺术手法的复杂性进行了删减，但是仍然保留了叙述上的从容和节奏感以及在结构上的考虑。今天很多作家采用单一的现实主义，我对此并不持很乐观、很欢迎的态度。

另一方面，今天读者的口味越来越刁钻，原因之一是丧失了阅读的耐心，这也是今日之文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一方面是严重的过剩，另一方面是严重的匮乏。今天的人处于现代性的激进浪潮中，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想要的东西找不到，其实是读者内心的一种匮乏。今天可能有很多好的文学作品，然而读者已经失去了阅读的耐心。现在又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在视听文明的强烈的声光电刺激下，人们已经很难在平静的心态中逐字进行阅读，所以说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一种为文明作证的书写方式。很多作家其实写了好作品，包括最近读到邵丽的《金枝》，是非常精彩的作品，非常触动人性。但是现在到底多少读者有耐心去读？大家看一看《智取威虎山》改编的电影，和小说《林海雪原》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有多少人能耐下心来读《林海雪原》？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读《林海雪原》，读到白茹翻看少剑波日记，上面一首诗的结尾写着“雪乡我心”4个字，让白茹心剧烈跳动了好长时间，我们读这个书的时候也是十五六岁，觉得这句话写得多么美：一个少女，一个女战士和一个英雄的息息相通的心灵，那种情感多么美妙。但是今天能够打动人的已经不再是这种表达，它曾经那么珍贵，它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做，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要面对。

所以，也不是单纯回归现实主义就能解决文学的问题。一方面今天的文学是多样化的，它有多元的手法，有现实主义的文学，也有科幻的、宇宙论的文学。我反而觉得，我们纯文学作家对科技文明主宰人类文明的反思性作品太少，不应该简单地反对它，而应该去深入思考。在20年前，我曾经参加过一次中日青年作家的对话，一些“80后”作家如张悦然、春树都有参加，当时日本“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都跟科技有关系，但是我们中国作家却不是如此。20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还是跟科技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很让人遗憾的。我们作家不太关注科技，因此也很难去深入思考科技文明。另一方面，我们文学的最高峰确实是乡土叙事，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为此构成了基础。所以我也高度评价莫言、刘震云、张炜、阿来等等作家，他们是为最后的农耕文明进行书写，他们把人类在农耕文明最后的时光中，那种伟大的心理、伟大的痛楚、伟大的命运写了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