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作：始于涂鸦，终于律己

辛泊平：虽然你好！很高兴以这样一种方式聊一聊小说创作，有主题却又没那么教条，有方向却又不必唯一，而是随意的，开放的，自在的。你写小说，我写诗，也写点随笔和评论，但肯定不是纯粹的理论家。所以，我们都可以放松一点。

虽然：泊平兄好，你我都是无极人，你生于县城之东，我长于县城之北，都是无极这块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兄的诗和随笔、评论我曾拜读，很对脾性，能与兄谈论小说我很高兴。

辛泊平：我们就从你的名字开始。我一直很好奇，你的笔名叫“虽然”。这个关联词不是命名式的，而是带着一种转折意味，而且，它有一个肯定的前提，那就是一种状态已经确立，你必须承认，但又心有不甘，于是，才有了这个“虽然”，一种尝试性的解释。然而它却开启了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状态。请你先谈谈这个笔名的机缘与由来吧。

虽然：关于这个笔名许多人问过我，我一直在解释，这里就做个总说。我是2010年才开始署名“虽然”发表作品，原来发表的作品署本名。2010年，我的中篇《好大一棵树》拟在《芙蓉》杂志上发，但与另一位同名、比我出道早的作家相撞了，他也在这期发。当时我的责编李健老师，建议我改个名字发表。我拟了好几个名字，都不满意，忽然想到“虽然”这个词，觉得可以重新解释一番便用了它。虽，“虫”字上头一个“口”；然，是“这样”的意思，合一起就是“小虫要这样说话了”。人本来就是虫，五虫里的倮虫。大虫子们要鸣叫，小虫子也要鸣叫，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前些天我想换个笔名，换个像人名的笔名，拟了几个和现在的笔名一比较，才发现这个名字已长成我的皮肤，撕不下去了。我希望我的写作也如这个笔名的关联意义那样，充满不可预期的另一种状态，拓展出无限可能。

辛泊平：在你的创作简历中，我发现了一个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似乎是不同寻常的情况——你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但你的创作并不像其他作家一样，在中文系读书时或者更早的时候便开始了，而是在工作多年之后才开始。这一点与小说家毕淑敏有点相似。为什么会这样？换言之，是什么机缘让你在工作多年后，有了用文字、用故事表达自我的愿望？

虽然：我大学读的是幼教专业，中文是参加工作后自修的。其实我从小就立志当作家，目标很明确。上高中念文科，高考结束，填报的所有志愿也都是中文系，但录取时被调剂到了教育系幼教专业。要说动笔，其实我高中时就开始了。写诗，写散文，也写过小说。整个高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我都放在了看书和写日记上。大学时没怎么动笔，忙着钻图书馆看书，两年时间看了234本名著，另外还有大量的现刊过刊。也依然写日记，但毕业时觉得毫无价值烧掉了。当然，那个阶段现在看来算不上是真正的创作，不过是随机涂抹而已。

2000年后，随着接触电脑多了，发现能通过网络这个渠道“贴”作品，我才有了继续创作的意识。当时“榕树下”网站“二泉映月”社团是我活动的主阵地，我在里面贴了不少小说。后面又去“左岸论坛”，贴上去的作品被编辑看中，才开始了创作的发表之路。现在想来，还是身边没有同道，没有氛围，纯粹单打独斗，默默练习。如果有三五好友切磋，或许进入状态会更早些。但这就是机缘吧，万事皆有定时，时候到了，自然就写起来了。

辛泊平：我们都在中学工作。当下中学尤其是高中，有一种普遍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仅是个人化的，还有社会化的，它夹杂着现实与理想的冲突，挟裹着功利与良知的矛盾。你的《招生季》就写出了这种焦虑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它虽然只是粗线条的勾勒，但已有批判的锋芒。能否说说特殊的工作环境对你的创作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作为最容易被社会误读的高中教育从业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的“疯狂”？

虽然：我很喜欢学校这个单纯的环境，它能让我安心看书和写作，离开这个环境我可能真适应不了。当然学校也绝非一片净土，我们得招生、和家长接触、与外界沟通，有时确实忙碌，但更多的是常规教学。我没有觉得被社会误解过，也不相信某些媒体的推波助澜，干这一行和干别的大致差不多，我们要做的就是遵从职业道德，完成工作任务。真想把事情干好对谁来说都不容易，我不觉得高中教学多么苦，倒是从中受益良多。拿作息时间来说，踩着高中生的节拍看书写东西，非常规律。社会上常说高考如何如何，但如果没有高考，目前还真没有选拔人才更公正公平的办法。我觉得所谓教育问题不是学生和老师的问题，而是对教育规律外行的人瞎指挥，以及太多的家长过分焦虑。疯狂总会过去，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物极必反嘛。我要书写的是这个行业的人在这个行业中如何生存，竞争也好，疯狂也罢，最终都将尘埃落定。

辛泊平：或许，焦点涉及的问题过于复杂，它有社会资源问题，有教育生态问题，有人生规划问题，还有社会心理问题，我们身处其中，只能接受，只能消化。但有一点，我们的文字，会传递出我们内心的反思和温度。我特别期待你能写出一部反映高中阶段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心灵突围的作品，像当年刘心武的《班主任》，谌容的《人到中年》那样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品，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普遍焦虑留下文字的记录。

虽然：我也确实在积累这方面的素材。期待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育题材来到笔下。

为意图找寻最佳叙事角度

辛泊平：在我的印象中，你的作品既有《招生季》那样直面现实的勇气，也有描写心灵困境的《弹弓》，有关注家庭伦理的《红鬃绿马》《夜奔》，以及打量乡村伦理的《捉放娜》，等等。它们各不相同，因而，你的叙事也就有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这似乎是并不讨巧的做法。每个人都有一个书写的舒适区域，不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在同一个区域中去挖掘，在同一种风格里去深入，似乎更容易实现自我的特点与辨识度。谈谈你对这种写作的自我预设与现实刺激的转变吧；还有，你怎样看待题材与风格的关系？

虽然：在写作上我没想过讨巧不讨巧，有了触动就写，没有触动不写。《招生季》有感于学生争夺大战之激烈。那年我们学校由师范转成高中不久，自我估值不敢过高，招生时拼命地招，总怕招不够，谁知家长对我们还算认可，一下子多招出300人，可没那么多宿舍和教室，也没那么多老师，于是让老师们退学生，挨了家长无数骂也没退回几个，只好硬消化，于是就有了这个中篇。《红鬃绿马》写于我父亲去世之后，不写内心难以平静。《夜奔》是一个听来的小故事刺激了我的创作神经。年轻人养育孩子的成本不断加大，只好勒啃父母，婆婆们首当其冲，难以逃脱。有个婆婆帮忙带孙子，可包打天下的角色不好当，竟然夜里偷着跑回老家去。《捉放娜》也取材于听来的故事——一个19岁少女与男友同居，被家里“捉”回来，发现怀孕后又送回去。可见乡亲们观念还是保守，但这保守的前提是此少女无母，没人敢为她承担打胎的后果。

我也有写作预设，比如童年系列、东侯乡中系列，可能这些系列参差着发表出来，还不够明显。关于题材与风格的关系，我觉得题材决定风格，如同戏曲里的行当决定表演特色，大青衣就得端庄稳重，花旦就俏皮活泼，老旦自然持重。不同的作家写同一个题材，好比同是花旦，那就要看是荀派还是尚派了，同是老生，自是看你是“麒马言余”哪门弟子。我无法想象，写残酷的战争却是琼瑶的风格。

辛泊平：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说写作伦理。对你来说，作品的社会意义、心灵意义、审美意义、语言意义、个人意义，哪一个更切实，更具有自我的内化作用？

虽然：这个问题我没有细想过。好的作品这几个意义结合得都应该好吧？拿《红楼梦》来说，这几个意义都具备。拿伯吉斯的《发条橙》来说，也是都具备的。对写作者来说，写好了可能什么都包括，什么都包括了才会更好。对阅读者来说，能得到哪个是哪个，都得到最好。

辛泊平：对话进行到这里，我想说一说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品，一个是《弹弓》，一个是《暖窝》。《弹弓》的篇幅不长，但它却有超越这个篇幅的宽度和深度。一个退伍军人因为婚姻和孩子教育而陷入一种无解的人生状态，他手中的那把弹弓，既是现实的，也是抽象的，麻雀也具有相同的意味。所以，我的理解是，他打麻雀的过程其实就是驱除心灵魔障的过程，一旦心魔驱除，现实的麻雀也便无影无踪。这篇小说既有扎实可靠的细节，又有神秘的叙述框架，写得摇曳多姿，煞是好看。而《暖窝》写的则是古老的乡间伦理，既有人情之美，也有人心之美。那种根植于古老宗法之中的人与事，在今天看来，也许存在着不合理的人生荒诞，但它却是真实的生命与情感。这两篇作品你满意吗？能否就这两篇作品谈一谈你的创作起源与创作意图？

虽然：说实话这两个作品还不够满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弹弓》的语言，《暖窝》的结构和故事走向，还可以再修改。《弹弓》我想写出家庭内部彼此的戕害，这种戕害让孩子采用了极端方式反抗。对两个性情暴烈的夫妻来说，可能镇住他们的法宝就是决定着他们脸面的高考了，非此不能一招致命。但那暴烈的基因他们也难以摆脱，也深受其苦。孩子这么拼命一闹，倒拯救了他们。其实这是一个教育题材，我们教育界有句话叫“问题学生必有问题家长”，家长的问题会传给孩子。可能“麻雀”“弹弓”意象的加入使这篇小说意蕴丰富了些，其实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暖窝》的内核就是民间存在的借种，当然现在有了更先进的技术，用不着这么古老的招数了。但我感动于这古老的招数，它显示出民间的包容与谅解。童话故事、神话里有不少这类内容，生不出孩子的夫妻向神祈祷，于是从花心长出个孩子，或在哪里拣到个孩子。这个中篇我不仅想写出这对夫妻的人性之美，同时还想写出那个时代的氛围。

辛泊平：我注意到，你特别善于选择叙事角度，比如《暖窝》的儿童视角，就避免了全能视角的尴尬。我无法想象，如果这篇小说以全能视角写，是否还能展现这种人情美与人心美。在全能视角中，许多情节便要写实，而有些东西一旦写实，便有了窥视，便有了欲望。一旦有了欲望与窥视，冒犯伦理的情节也就落入了俗套。还比如《猫吃了那朵花》，这篇作品涉及的人与事，早些年我在老家也见过许多，很亲切，但如果用现实主义的叙事，题材很容易变成对习俗与人性的批判。视角一变，从少女的心灵角度去观察，一切便有了不同的意味，有了不同的审美。在写作的过程中，你是否有这样的自觉？是否认为叙事角度的选择对于小说而言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虽然：泊平兄这番话正是我写之前想到的。在动笔之前，我要考虑好用哪个视角最容易表达。任何一种视角都有它的好处和弊端，当好处大于弊端时，采用。儿童视角易于贴近儿童内心，容易写出童年时光的纯真与纯粹，能自动过滤成人世界的复杂与含混。即使面对成人世界时儿童难以理解，也恰恰能表达出孩子对这个世界不成熟又别有韵致的看法。涉及到童年故事，我偏爱儿童视角。《猫吃了那朵花》写的是两个女孩的成长，从不知世事的女童长成初解世事的少女，那种懵懂、萌动、隐秘、酸涩，都是我想表达的。卫生纸是我们那代女性共同的记忆，连环信也是。在猫儿咀嚼石榴花中，时光逝去，我们长大了，从此，世事如乱草中的蚂蚱，飞溅了满身。

叙事的气息与结构，兼及方言及题目

辛泊平：在当下的小说写作中，我发现一种倾向，那就是只写人，而不写草木与动物，仿佛人既是主体，也是空间。著名作家张炜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并指出这是格局情怀的问题，对此，你怎么看？

虽然：除非这世上只有人这一种动物，我可能才会只写人。上帝造出万物，作家就该关注万物，离了万物人何以成为人？我倒没想过格局情怀，而是觉得生活中有的，写作时也该涉及，否则作品可能不水润。我记得《好兵帅克》里没怎么在动物身上着墨，对草木的描写似乎也不多，但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那句关于猫的比喻，说某人发呆像只“蹲在草地上大便的猫”。这是从观察动物中得到的灵感。而《红楼梦》中提到珍禽异兽，则是作为环境的点缀。

辛泊平：由此我还想谈一谈小说的结构。读大师级别的经典作品，我们可能会无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结构缺陷，也会忽略狄更斯作品结构的匠心独具与严丝合缝。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掩盖了这些问题。但是，我始终觉得，对于小说家来说，结构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应该是小说必不可少的前提与重要因素，故事的平衡，叙事的气息都与它有关。在具体创作中，你是如何处理结构的？能否列举一些对你的小说写作产生影响的作品？

虽然：大概八年前，我分析过三个短篇小说以研究小说的结构，分别是《献给艾米莉的最后一朵玫瑰》《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了解了结构与气息、平衡的密切联系。结构非常重要，如同骨骼，撑起小说的架子，架子塌了你的作品不过是一堆七零八碎的细节。在具体写作中，有人可能会精心设计，有人可能顺笔而写，这没有一定要求，全看写出来的效果如何。写得好怎样也行。苏轼说，他写文章犹如泉水不择地而出，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这就是很高的境界了。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水浒传》，每一部都读了七八遍。《金瓶梅》每一章前面张竹坡的点评就是关于结构的，令我受益极多。

辛泊平：我不知道无极之外的读者读你的小说，会不会“不明就里”，作为无极人，我是读出了太多的亲切。当我读到“长果”（花生）、“卷子”（馒头）、“轮沟”（水渠）、“讪脸”（对不起，这个词一时我也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翻译”）等词语时，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老家，一下子找到了记忆中的语言环境！可以说，你是善于熟用方言的小说家。但这就会出现一个尴尬，像读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一样，因为浓重的湘西土话，有人读出了地域文化与地域情态之美，而有些人却读到了障碍，读到了难以理解。你怎样看待这种语言现象在小说写作中的两种可能性？

虽然：不是每个方言都能用到作品里。我在挑选方言的时候，既要顾到它的地域性，还要考虑读者可接受，一读即能意会当然很好，至少也得让读者能结合前后文猜出它的意思，否则最好不用，不能让方言成为阅读的障碍，而应让它增强作品的艺术性。“讪脸”这个词也可能是“涎脸”，但我们这里通常读作入声，是舍着脸皮讨好巴结索要某物求某事之意。沈从文的小说里湘西土话不难理解，有的词初看不明所以，但多次出现也就明白了。金宇澄的《繁花》里上海方言也很多，用得非常好，一读便是浓浓的上海味。有时候离了方言就传达不出那个意思，斟酌来去没一个词能替代，它传达的不仅是意思，还是氛围。方言是民间语言的宝库。

辛泊平：我还注意到，你的小说都有一个漂亮的题目，除了像《招生季》《暖窝》那样的写实性题目之外，还有像《猫吃了那朵花》《红鬃绿马》那种颇具诗意指向的题目，更有化用传统戏曲的《夜奔》与《捉放娜》，具有音韵之美。你对小说的题目如何理解？

虽然：俗话说“题目是文章的眼睛”，小说的题目很重要。《我曾伺候过英国国王》《惊马奔逃》《人是世上的大野鸡》《发条橙》《我弥留之际》……多好的题目，一看就能勾起人阅读的欲望。对于好作品来说，题目好当然更好，题目一般也无关紧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我的安冬妮娅》《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并没有因为题目一般就影响它们巨大的成就。对于一般的作品来说，别的地方不吸引人，再不弄个好题目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在题目上很下功夫，总想让人一看就留下深刻印象。

辛泊平：杂七杂八聊了这些话题，似乎并没有谈到小说写作的发生学与意义论，还有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比如《捉放娜》与《猫吃了那朵花》中的亲缘关系与乡村伦理中的爱与恨、关怀与冷漠的纠葛。我觉得，单是这些话题就可以再做一个专门的访谈。当然，我从你的作品里，已经读出了你对此的情感状态与价值取向。就把这些更具体的话题留给下一次吧。

虽然：正如我们最初的预设，这种随意而自由的交流，是目的也是结果。所以，遗憾自然也是结果的一部分。但有遗憾，也就隐含着再一次打开的可能。

辛泊平，生于河北无极，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诗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诗刊》《人民文学》《青年文学》《随笔》等海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作品并入选数十种选本。出版有诗歌评论集、随笔集多部。

虽然，河北无极人，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金近文学奖、小十月文学奖金奖、孙犁文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贾大山文学奖获得者，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手上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