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北纬六十度以北 ——读西尔万·泰松《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在森林小木屋中读书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写一位法国记者隐居原始森林的人生思考，被称为“现代版《瓦尔登湖》”的《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甫一面世即广受好评，目前已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出版，作者的经历也被拍摄成同名电影。
谈及西伯利亚，人们自然地联想到寒冷，事实上那也的确是个不宜居的地方。法国人西尔万·泰松放弃都市繁华，于冰天雪地的季节来到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畔的一座森林小屋中独自度过了不同寻常的6个月，到底是缘于什么、为了什么呢？
西尔万·泰松在书中自述，他来到西伯利亚，缘于七八年前一次造访的美好印象和“幸福将位于北纬六十度以北”的美好想象。受此牵引，他念念不忘，重返此地，将自己抛置于荒天野外，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隐居。
在这里，在渺无人烟的林海雪原之中，3平方米的小木屋是他生活的轴心，“小木屋安坐于一首短歌的中央，与湖泊、山岭和森林的世界相接。”然而从小木屋出发，向南要走一天，向北要走五个小时，才能见到他最近的邻居——两个名字都叫沃罗迪亚的人，离他最近的村庄更是在120公里开外。那里没有道路，没有交通，没有通信，终日与漫天的风雪、静默的森林和贝加尔湖为伴，临时配备的卫星电话也常在极寒的天气下失灵……与世隔绝没有了退路，西尔万·泰松将自己的心安顿下来，去适应眼前的世界。2月21日晚，他走出小木屋，在贝加尔湖的冰面上走了两公里，然后躺下来仰望星空，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我正躺在一片寿命达两千五百年的液体化石上。夜空中的繁星比它更要老一百倍。我三十七岁。”
山雀是他最尊贵的客人，每次来访都给他带来许多欢乐，他在2月24日的日记中说：“我想到，我得进行多少活动、遇见多少人、读多少东西、拜访多少地方才能结束巴黎的一天，而我却在这儿，轻松地面对一只鸟儿。”一个月之后，“又下起了雪。一个人也没有，远处甚至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踪迹。这里唯一的过客，只有时间。见到山雀出现已经成为我生命的幸福源泉。”
更多的时候，西尔万·泰松在零下35摄氏度的低温中收集木材，或者凿冰钓鱼，补充供给。他如此地消磨度日，不紧不慢，人生的意义仿佛也浓缩在这一斧一凿的具体劳作之中。有时候他什么也不做，“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望着泰加森林。”在那里，他只与森林、湖泊、天空、大地发生联系，他看到外物其实就是赘物，人生所求本来不多，“盘中是捕来的鱼，杯中是打来的水，火炉里是自己砍的木头，这是怎样的幸福感啊：隐居者从源头汲取。”
为抵御孤独和寂寞，除生活必需品之外，他还带来了书籍、雪茄和伏特加，在这人迹罕至之地，伴着静寂读《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瓦尔登湖》《孤独小屋的契约》《小木屋的一年》，大概是最相宜的。那长长的书单里还有莎士比亚、劳伦斯、卡萨诺瓦、笛福、歌德、加缪、海明威、马可·奥勒留、叔本华、尼采和《道德经》，自由地漫步、深刻地思索，大概缺一不可。
中国诗词也是他的所爱。3月25日，“我读着中国诗词沉沉地睡去，还记住了两句诗，在与人对话而词穷时可以引用：‘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3月27日，“我读了一上午的中国诗词”，惊诧于天才的中国人竟能发明出“无为”的道义。隐居的彼时，他对“无为”又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在日记中补充道：“但要注意，中国式的无为并非淡漠忧郁。无为使人对万物的感知力更加敏锐。”读到陶渊明言简意赅的《自祭文》，他自叹弗如：“我在睡下时想到，既然有人能用三十个字浓缩一生，写日记还有什么意义？”在小木屋里，他围着火炉边读中国诗词，边啜饮伏特加，尽可能地让时光变得柔软而美好。
“阅读、写作、捕鱼、登山、滑冰、林中漫步……生存仅剩十五种活动。”在获得了无限自由之时，他将需求和欲望压缩到最低，这时他说他仿佛唤醒了“身体里那个古老的中国人”——我猜他说的应该是老子。
有时他有意放弃阅读，摆脱书本的成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束缚，像叔本华那样，让鲜活的思想直接从心中迸发，像尼采那样，展示“已摆脱一切参照物的见解”。寂静中，他陷入冥想。无为为伴，兴致来时，他摆下棋盘跟自己对弈。
寂静催生思想，使审视自身变为可能，“因为唯一可能进行的对话只能与自己发生”。寂静也使自身蜕变、回归，去除文明的机巧，回到人类原本的模样。西尔万·泰松知道，“由于缺乏谈话、矛盾和对话者的讽刺，隐士不像他在城里的表兄弟们那样滑稽、尖锐、世俗、迅捷。他在敏锐度方面所失去的，在诗意上获得了弥补。”
偶尔他也长途跋涉，到护林员主管谢尔盖的家里去做客，和谢尔盖、谢尔盖的妻子以及聚拢来的渔民喝酒聊天。一个狂风大作的正午，他步行前往距离小木屋130公里的乌齐卡尼岛，给自己留出3天时间拜见那里的朋友谢尔盖，又留出3天的时间返回自己的小木屋。他带的，只有一架儿童小雪橇，“在上面装载了衣物、给养、滑冰鞋、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思》，还有昨天开始读的荣格尔日记。”途中，“西北风呼呼地吹，我像个疯子一样，在毛糙的冰面上贪婪地行进了一公里又一公里。一条鱼在冰下游过。我们俩之间隔了一个世界。” 吃过喝过聊过，他在乌齐卡尼岛的枞木屋里读荣格尔日记《消逝的七十年》，一页页记录，一页页讲述，让时光回到单纯，回到原初。
豪放不羁的渔民、村夫路过偶尔也到他的小屋逗留，围着火炉吃吃喝喝，谈论时事。偶尔的旅行者光临，喧闹之外，带来花花世界的消息、报纸、杂志——那在他的感觉里已是恍如隔世。做过记者的西尔万·泰松已经不再习惯轻浮吵闹，当到此一游的人群喧哗着远去，他在日记中写道：“静谧重新回到我的身畔。这无垠的静谧并非由于不存在任何声音，而是因为一切对话者一并消失了。对这片居住着鹿群的森林，载满鱼儿的湖水，鸟飞过的天空，我的内心涌起一片爱意。”
夏天他做了一个皮划艇，泛过贝加尔湖的安全范围去探索，与湖里的生物对话，顺便去对岸护林员的家中喝酒。他划着小艇和朋友约好在扎瓦罗特见面，“我在小艇里放上了《朗塞传》，决心在精神隐修大师的陪伴下在扎瓦罗特度过愉快的一天。”
在简单中支配一切，使他获得无上的满足，在那里，他不曾怀念都市的生活，不曾留恋既往的拥有，即使中途因签证的原因短暂进城，重返小木屋后仍是加倍地珍惜。
自春天开始，森林、湖泊便渐渐有了生机，贝加尔湖的冰雪开始消融，冰层一点点褪去，呈现出多彩的生命——万物在爱中皆有生命。
光线的变化给森林、湖泊平添了丰富的层次，留下日日不同的印象。熊、鹿、狼也渐次醒来，时不时地出没在他的视线里。荒野中西尔万·泰松不止一次地遇见狼、遇见熊，有时狭路相逢，好在短暂的对视后都相安无事。
受美景和好奇心的引诱，危险并未阻止他探索的脚步，某一个时刻面对高远的天空、肃穆的森林，他忍不住在一棵桦树的树干上写下：“桦树，我把一条信息托付给你：告诉天空，我向它致敬。”
和梭罗、爱默生一样，西尔万·泰松彻底爱上了大自然，“在山上的这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奉献给纯粹的生命的欢乐。独自对着湖面吸烟，不妨害任何事物，不受任何人的操纵，不奢求多于当下所拥有的任何东西，而且知道大自然并不厌弃我们。”
隐居的6个月里他也曾经历了失恋——巴黎的女友决定跟他分手。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心痛，为抵御悲伤，他躲在西伯利亚的小木屋里读莎士比亚，读爱比克泰德，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他说斯葛多派的马可·奥勒留帮助了他，泰加森林保护了他。
泰加森林从不拒绝提供庇护，那里有农民、强盗、抵抗者、悲伤失意的人，“俄罗斯人知道，如果情况变糟，泰加森林就在那里。这种理念扎根在他们的无意识深处。城市只是暂时性的体验，总有一天森林将重新覆盖一切。”
后来，他从护林员的家中带回两只小狗，6月的某一天，“当阳光再也无力在云层中穿出光洞时，我躺在湖滩上，面前点燃了一堆柴火。狗挤在我的身畔，小艇的一半靠在岸上。听着波浪的乐音，看着穿在绿色树枝上烤着的鱼，我想，生命只该如此：成人向他儿时的梦想致敬。”
他将生活简缩为一栋小木屋，在简单中抵达本质。“为了获得内心自由的感觉，必须有丰沛的空间与孤独。此外还得加上对时间的掌控、绝对的宁静、粗砺的生活，以及触手可及的自然美景。这些战利品的方程式最终将导向小木屋。”小木屋如母亲般温暖，寄托着他对自由、寂静和孤独的向往。在那里，他乐于自由地打发自己的时光，“它们的每一秒钟都属于我。我能按自己的心愿自由支配，使之成为光明、沉睡或忧郁的篇章。”在无事可做的世界里，“自由地做任何事”。
一页页地读着他的日记，又像是和他一同在经历，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发现、什么改变、什么奇迹。将自己置身于极端环境中，是为有不同寻常的新的体验、新的发现吧。
西尔万·泰松本是一个旅行者，可是在贝加尔湖畔住了一个多月他便反思自我：“在此之前，我像离弦的箭一般旅行，现在，我成了插进土地的木桩。我的生命开始生根，举止逐渐放缓。”置身西伯利亚，他从另一个角度观照文明、世事，悟出“回归森林，便是回归自我。”在那里，他读着卢梭，读着斯葛多派，读着老子庄子，品味孤独的馈赠，如梭罗所说：“孑然一身时，我从自身的存在吸收养分，的确如此，而且这源泉无穷无尽。”
“只要有人类尚未涉足的泰加森林存在，我就会感觉安稳。野性给人慰藉。”然而他明白，无须离开公寓，也能回到内心森林，如陶渊明所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迩，心远地自偏。”
“在泰加森林的教堂里生活了六个月。六个月，好像一生。这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在世界的一座森林里，在那里，有一座小木屋，那里有一种可能，能不太远离生活的幸福。”在那里，他看到一切的嘈杂皆为短暂的驻留，我们最终还是会回到固有的轨道、原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