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土改，是一场辐射面极广的社会变革运动。既往有关赵树理与土改的研究，多侧重1948年的土改“名作”《邪不压正》，对此阶段其他小说则较少涉猎。如果说《邪不压正》从侧面揭露了土改后“革命的第二天”的乡村治理危机，那么1946—1947年的四篇小说（《地板》《福贵》《小经理》《刘二和与王继圣》）则力图为土改的合法性正名。本文将这四篇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它们借说理、算账和劳动互助等元素，将盛行于土改时期的翻身、翻心等话语具体化、文学化，奠定了赵树理土改叙事的基本模式。随着农民（贫雇农）成功翻身、农村生活转向劳动生产层面，传统乡村伦理与新型劳动关系之间的张力便成为赵树理重点思考和书写的对象。

关键词：赵树理 土改叙事 说理算账 劳动互助

前言

1946年10月，赵树理携家眷赴河北武安县冶陶村居住，随后在华北新华书店驻地赵庄参加了“反霸清算”和“填平补齐”运动1。这是赵树理深度参与土改工作的肇始，也为其后的土改叙事打下经验基础。土改是一场旨在破除“旧伦理”、构建“新秩序”的群众运动，但其推进并非一蹴而就。近年来，学界在探讨翻身、翻心话语与土改、解放区文艺生产机制关系时，常将赵树理纳入讨论范畴2，不过此类研究基本上都以土改“名作”《邪不压正》（1948年）为例，揭示它对土改难题和中农路线的书写，对赵树理此阶段其余小说所涉不多3。从时间划分来看，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地板》《福贵》《刘二和与王继生》《小经理》大致对应于“狭义”的土改范畴（即1946年“五四指示”颁布后的“耕者有其田”运动至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后的“平分土地”运动的阶段）4。这批小说并非全都直接写到土改，但它们凭借对说理、算账和劳动互助等元素的运用，成功地将土改前后流行的翻身、翻心等话语具体化、文学化，由此形成土改叙事的基本模式。

这一叙事模式的成型，离不开赵树理对1940年代解放区土改“客观性现实”5的深刻体认。土改伊始，中共“行政工作的各个方面（即有关教育、经济改革、战争动员等事务）转而着眼于农村生活”，这一切“不仅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带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6。因此，考察这一土改叙事，除了关切赵树理对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描述外，更需注重其中裹挟的“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7。也就是说，“打倒地主”并非书写重心，相反，打倒地主之后农民的翻身、翻心等“情感工作”的展开才是赵树理着力书写的。因而，探究这批土改小说对乡村社会生活、伦理秩序变化的叙述以及它们对农业生产、劳动互助的意义和困境的揭示8，便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宣传教育群众”：《地板》的发表与土改政策

《地板》是赵树理土改叙事的发轫之作，这篇小说作于1945年1月至2月间（当时赵树理在涉县参加反奸、反霸、减租、退租等运动），刊于1946年4月1日太行《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1946年4月1日出版）。从完稿到刊发，历时一年有余。追溯其发表过程，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土改政策。

早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五四指示”）颁布前，对革命老区的土改已在进行之中9。据《人民日报》报道，“五四指示”颁布后，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推行了轰轰烈烈的“查减”运动：“自区的领导上提出‘天下农民是一家’，‘减租是揭石板，彻底翻身靠劳动’等口号之后，农民进行了讨论，弄清了‘斗地主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违法的剥削压榨’，‘农民与农民的租息关系，不是农民的穷根，应该互相让步’，‘减租只是翻身，生产才能发家’等道理，偏向得到纠正。”10这篇报道提及的诸多“道理”，针对的是农民思想中残留的“穷根”。只有通过“说理斗争”纠正农民思想的偏向，才能进一步促进生产。由此可见“说理斗争”的迫切性。这点，可见之《回忆历史，认识自己》（1966年）中对《地板》的创作追述：

那时我们正进行反奸、反霸、减租、退租运动，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一次说理会上，某地主说他收的租是拿地板（即土地面积）换的。当时在场的佃户们对劳动生产价值的道理是刚学来的，虽然也说出没有我们的劳力，地板什么东西也不会产生。可是当地主又问：“没有我的地板，你的劳力能从空中生产出粮食来吗？”便迟迟回答不出。……散会之后，仍有一些群众窃窃私议，以为地主拿出土地来，出租也不纯是剥削。为了纠正旧制度给人们造成的这种错误观念，我才写了这一篇很短的小说。故事是借一个因灾荒饿死了佃户而破了产的地主之口来说明土地不能产生东西的道理。11

此外，在《也算经验》（1949年）里，赵树理也谈及：“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12上述两则自述勾勒出“五四指示”下达前后的历史语境，其中既有地主和农民的对立，也有对“说理会”的描述，更可见“劳动生产价值的道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念。按杜润生的说法，中共发动土改首先是为了“政令统一”，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其次是为了使农民获得自身的阶级意识，“纠正旧制度给人们造成的这种错误观念”13。从创作意图来看，《地板》中的“说理”正是面向农民和农村土改干部而发出的，目的在于通过激活农民的阶级意识，赋予农民阶级主体性。然而创作意图的明显并不意味发表会紧随其后，个中缘由，或许可以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谱系与土改政治政策的变动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在《也算经验》中，赵树理认为《孟祥英翻身》《李有才板话》《地板》等是“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并“产生了指导现实的意义”，这点常被视为“问题小说”的注脚。一般而言，“问题小说”总是以及时反映现实境况、传达政治政策如何落地而著称的。因此，作为“问题小说”的《地板》，其“延后”发表就显得非同寻常。我们知道，赵树理的通俗化主张开始时并不受太行文艺界待见，1943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诞生也没有立即引起解放区的重视14，《地板》的出现可谓转折：这是赵树理首次在太行文联主办的刊物上露面，小说刊出后，《解放日报》（1946年6月9日）转载，并在《编者前记》里称其为“群众运动中的有力作品”15。应该说，《地板》是通向1947年“赵树理方向”的“垫脚石”，标志着解放区对赵树理创作的全面肯定16。

其次，在土改的大势下，《地板》所锚定的主题（“劳动生产价值”）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史意义，这是它被解放区文艺界接纳的深层缘由。换言之，《地板》的发表与土改政策的变动庶几同步。这一历史耦合其来有自，据潘小蒲《赵树理活动拾遗》介绍，1946年春天赵树理应邀参加阳城县召开的县、区干部会议，会议主题为“充分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会上，赵树理针对“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同农民交朋友”谈了三点经验：第一是从情感上尊重和关怀乡村人民，帮助农民群众办实事；第二是“宣传教育群众”可以不依靠“会议的形式”，而是“唱个戏，说个快板，讲个故事”；第三是“不能摆官架子，说话不能打官腔撇洋调”。17

以上三点经验中，“宣传教育群众”值得注意，它依靠“唱个戏，说个快板，讲个故事”等形式达成，接续的是赵树理1930年代以来的通俗化文艺观。《地板》虽作于“阳城会议”前，但它恰好体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精神。因此，在1946年“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推动下，其发表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如论者所言，《地板》事关“劳动群众的尊严”18，它有力地传达了消灭“剥削有理”的思想残余的主张，为土改的合法化正名。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地板》“这一篇很短的小说”会成为“五四指示”的文学范本。细究起来，其范本性还取决于“说理”叙事的灵活运用。

“劳动生产粮食”：《地板》的“说理”叙事

和1940—1970年代的“转述式文学”19不同，《地板》的刊发虽是为了配合土改政策，但它并非对意识形态的生搬硬套，而是借通俗化的“说理”叙事抵达“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以《地板》的开篇为例：

王家庄办理减租。有一天解决地主王老四和佃户们的租佃关系，按法定订过租约后，农会主席问王老四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王老四说：“那是法令，我还有什么意见？”村长和他说：“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咱们不止要执行法令，还要打通思想！”王老四叹了口气说：“老实说：思想我是打不通的！我的租是拿地板换的……”20

此段开头和《回忆历史，认识自己》中的自述何其相似：“当地主又问：‘没有我的地板，你的劳力能从空中生产出粮食来吗？’便迟迟回答不出。当时，我们协助工作的干部插话说：‘地板不过是被你们霸占了的，难道是你造出来的？’这样一来，群众也跟着喊，才把一个冷下来的场面重新扭向热潮。”21这种相似源自场景描述和对话所营造的“运动剧场”22效果，它凭借对话自然地呈现人物的关系和矛盾冲突，将读者引入叙事情境。

村长、农会主席等减租政策的传达者，对地主王老四晓之以理（“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但王老四根本无法“打通思想”。这是虚构（《地板》）和非虚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共同面临的困境，但《地板》毕竟是小说，其虚构形式本身具有一个可供延展、伸缩的叙事空间。我们知道，赵树理小说的叙事者向来带有传统说书人的印迹（如干预叙述、暴露叙述意图等），但作为有着高度自觉的革命文艺“生产者”，赵树理没有刻意划清隐含作者23、叙事人与人物“声口”三者的界限，这点在《地板》中可见一斑：当村长、农会主席无法说服王老四而面临“失语”时，小说便让王老三登场，通过其“自述”来替代全知的说书人声口。如此一来，王老三既是故事人物，又是“隐含作者”的分身。正是通过这种让渡“说理”权利的方式，《地板》完成了对土改政策法令的文学“赋形”。

那么，这一“赋形”如何展开呢？在赵树理的自述中，王老三原是一个“因灾荒饿死了佃户而破了产”的地主，后来他担任小学教员，通过“换工”获取劳动力支持才得以度过难关。值得注意的是，王老三完成阶级身份转化（从“破产地主”到“小学教员”）的关键正是“劳动”，他在说理会上的“说理”不但清算了王老四固守的那套“旧道理”，还传达了“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这一“新道理”：如果不劳动，再好的地也会恢复到“老契”时代的“荒山一处”。“荒山一处”在开头和结尾各出现一次，实际上回应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劳动改造自然的说法24。换言之，《地板》并不严格遵照阶级斗争的模式（让贫雇农和地主处于对立两极），而是巧妙地动用王老三“破产地主／小学教员”的文化身份现身说法，达到入情入理的效果。

王老三登场“说理”，使得小说从全知的说书人叙述转向第一人称的“独白”，呈现声口混合的状态，比如小说写到王老三自述送粪，“第二天准备送粪。我胳膊疼得不想去插（插是往驮子里装的意思。因为用锨插进粪里，才能把粪取起来，所以叫‘插’）……”25括号中的解释暴露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声口，这就意味着，王老三的“独白”是经过严密编码的——党的政策方针和意识形态始终牢牢掌控叙事走向。这是“情”“理”“势”三位一体的叙述声音，经由“法令”再到“情理”，“劳动生产粮食”的道理顺当地借叙事“中介”王老三的“独白”进入“你”（被隐去了声音的“他者”）的意识之中。“你”的对立面，自然是认可劳动合法性的“我们”（由贫雇农、村长、农会主席和区干部等构成）。这一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对位试图收编的正是无数尚未“打通思想”的“王老四们”。

因此，小说中重复出现的几声“老弟！”构成了阿尔都塞式的“唤问”26（interpellation），它们强烈吁求着新的阶级主体（即“打通思想”、认同“劳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王老四们”）的诞生。但问题就在于，直到王老三的“说理”结束，王老四也未正面回应，他的思想究竟“打通”没有？他到底服不服“理”？小说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用一句语重心长的忠告作结：“老弟！人家农会主席跟区上的同志说得一点也不差，粮食确确实实是劳力换的，不信你今年自己种上二亩去试试！”27这一看似“大团圆”的结尾和先前的“问题小说”有了差异。不管这一叙述是否有意为之，它都暗含了这样的预设：在减租运动的大势中，所有违逆政策法令的地主都将被制服——《地板》中空缺的回应，将由现实的境况予以弥合，虚构逻辑也最终会被现实逻辑覆盖。到了《邪不压正》中，说理会和王老三的“独白”则升级为“众声喧哗”的群众大会。

从说理到算账：《福贵》《小经理》中的劳动

和《地板》近似，赵树理1946年8月创作的《福贵》28讲述的也是土改背景下“翻身”与“翻心”的故事，其中就有“说理”的情节（用的是“表诉表诉”的词汇）。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翻身话语主要出现在1946年之后，并在1947年达至顶峰，一度成为“土改”的代名词29。韩丁（WilliamHinton，1919-2004）对“翻身”的解释是：“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30如果说“翻身”描述的是农民经济地位的翻转，那么“翻心”则指个体进入思想解放和获得阶级意识的状态。在1940年代的解放区，翻身、翻心不仅是中共推行减租减息和土改的动员策略，也是面向普通农民和干部的革命教化方式31。比如《福贵》中，“翻身”意味着福贵在区干部和农会主席的支持下重获做人的尊严，进而赢得与地主王老万“说理”的资格。赵树理说《福贵》是为解决“做农村工作的人怎样对待破产后流入下层社会那一层人的问题”而写的，“这一层人在有些经过土改的村子还是被歧视的，例如遇了红白大事，村里人都还以跟他们坐在一起吃饭为羞”32，由此可见，“翻心”还指向更广阔的社会风气变革的层面。

《福贵》延续了《地板》以“说理”来“打通思想”的叙事模式，不同在于，《地板》里阙如的地主（王老四）的“回应”，在《福贵》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这是因为，除了诉诸“诉苦”和“说理”，《福贵》还动用了“算账”的方式，由此构建出一套糅合革命教化与道德训诫的“情感动员”33方式。就和通常的土改小说“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拉开距离。这也是《福贵》相比《地板》更进一步之处。以福贵从抗日根据地劳动改造归来后和地主王老万说理、算账为例：

“咱爷们这账很清楚：我欠你的是三十块钱，两石多谷；我给你的，是三间房、四亩地、还给你住过五年长工。不过你不要怕！我不是给你算这个，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还是坏人？”

老万闷了一回，看看大家，又看看福贵道：“这都是气话了，你跟我有什么过不去可以直说！从前剥削过人家的都包赔过了，只剩你这一户了，还不能清理清理？你不要看我没地了，大家还给我留着个铺子啦！”34

可见，福贵念兹在兹的并非物质补偿，而是讨还公道、恢复其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尊严——“我是想叫你说说我究竟是好人呀还是坏人？”这一诉求的背后是福贵阶级意识的萌发。1946年初，《解放日报》一则题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的社论就认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标准不单单是“群众得到多少经济利益”，而主要“要看群众在争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是否已经产生了主人翁的自觉”，以及在“组织起来”中是否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群众自己的领袖”35。所谓“主人翁的自觉”，意味着农民在翻身和翻心之后阶级主体性的建立，这也是革命动员最终要抵达的目的，福贵对王老万的质询和想做好人的愿望，正是被“主人翁的自觉”驱动的。

福贵如何获得这种“主人翁的自觉”？应该说，个中关键就在于参加了劳动（福贵逃至抗日根据地后，被组织到难民组里到山里开地）。劳动也是《小经理》的叙述重心，区别在于，《福贵》强调体力劳动，而《小经理》彰显的是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进言之，福贵“主人翁的自觉”还停留在“言”（说理、算账）的阶段，三喜则将其诉诸“行”：“翻起这事来以后，三喜连觉也睡不着，又是找干部，又是找群众，发动东家，发动西家：搜材料，找证据，讲道理，喊口号；天天有他，场场有他。”36和《地板》一样，《小经理》叙述的重心不是斗争放高利贷剥削百姓的张太，而在于斗倒张太后，如何打通“给张太当了半辈子狗”37的王忠（合作社的掌柜）的思想。小说中，大字不识几个的三喜凭自身努力掌握了识字和算账，翻身成为合作社的“经理”，接着他通过与王忠斗智斗勇，顺利“改造”了王忠，由此将两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颠倒过来。这是《小经理》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

实际上，《地板》《福贵》《小经理》等作品都旨在“宣传教育群众”，是革命“情感动员”工作的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福贵的“表诉”和王老三的“说理”皆烙印着小农经济理性的“算账”底色。从内容上看,“算账”和“诉苦”／“说理”各有侧重：“算账主要针对经济上的剥削关系，诉苦则更关注富人剥削和压迫给穷人带来的悲惨命运。”38但它们本质上都是共产党实现民众动员的有效手段39。即是说，不论“说理”（《地板》）、“表诉”（《福贵》），还是“翻身”（《小经理》），它们落在叙事中都以“劳动改造”为支点。假如说《福贵》叙述了以劳动改造二流子的迫切需求，印证了新的劳动共同体存在的合理性40，那么《地板》中王老三的锄地、送粪、犁种和换工等细节则衬托出土改期间“劳动互助”的优越性：王老三过去因不愿加入互助组而导致秋天歉收，直至当上小学教员、参加学生组的集体劳动生产之后，他才习得“走遍天下饿不死的真正本领”41。

原因在于，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后，为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阶级的产生，中共不断向农民灌输互助和集体经营的意识。在此情境下，不同形式的生产协作组织相继出现，“互助组”和“合作社”便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产物。《地板》中王老三和互助组的“换工”正是“劳动互助”形式之一，它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协作劳动，在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劳动互助”的出现动摇了旧有的“地主—雇农”关系，最终导向以党的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为领导的新型劳动组织架构。《地板》《福贵》中的互助组（“学生组”“难民组”）既是生产变革，也是一场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其优越性正在于效率与公平。因此，“劳动互助”不仅注重对传统小农经济施行改造，而且强调这一改造中“人”的因素42——福贵和王老三等都依靠互助组这一集体劳动方式挣脱个体小农的束缚，获得兼具小农和互助组生产队员的新身份。但“劳动互助”并非毫无瑕疵，它有时甚至给劳动主体带来了困境，这点在《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尤其明显。

“劳动互助”的美学与困境：《刘二和与王继圣》

在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中，《刘二和与王继圣》是最复杂也最具症候性的文本。这不仅因《刘二和与王继圣》的故事涵盖了抗日战争前后的乡村社会变迁，还因为赵树理借这部小说正面叙述了“劳动互助”的美学和困境。《刘二和与王继圣》在《新大众》（第34～39期，1947年2月1日至7月1日）刊载时有段“编者的话”：

许多读者来信，要《新大众》增添一篇好的长篇小说，每期登一段，连续登下去。我们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特请本区作家赵树理同志写了一篇翻身小说，题名叫《刘二和与王继圣》，从本期起连续在本刊发表。据赵同志说，这部小说，他计划写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各阶级人物的儿童时代，第二部分写他们的青年时代（抗战初期）；第三部分写群众运动以后。大概每一部分，可写三章。43

对照“编者的话”，《刘二和与王继圣》的“成品”共计九章，但《新大众》实际上只刊载了“第一部分”的前三章：“《刘二和与王继圣》，是连载于《新大众》小报上的一篇写抗战开始前后地主与农民对抗斗争的，只写了抗战前的一部分，可以独立存在。后因提纲失落，小报停刊，未再续（有存本）。”44“抗战前的一部分”即《新大众》连载的前三章，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重刊了这一部分，其“编者按”有言：“赵树理同志这篇小说，是在几年前写成的，最近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小说中描绘出了抗日战争以前旧中国农村生活的一幅图画，可帮助读者加深对于旧社会的了解，特在这里予以发表——编者。”45目前仅存的《刘二和与王继圣》共五章，标题为《学校与山坡》《说什么理》《关帝庙挤不挤》《也算翻身》《打麦场上》，末二章（《也算翻身》《打麦场上》）是家属在整理赵树理遗稿时发现的，赵树理生前未发表46。结合《新大众》“编者的话”和《人民文学》重刊版的“编者按”推断，后两章即是规划中的第三部分，写的是“群众运动以后”的故事。因此，小说章节虽有残缺，但在内容上却连成一体：前三章故事发生于“一九三四年秋天”，第四章《也算翻身》写的是“日本投降”（1945年）以后，连起来看，故事横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其中黄沙沟翻身前后的对比，很值得分析。

《也算翻身》写到，聚宝“在路东找下落脚处，又在斗争恶霸时候分得些果实”，“隔了十来个月，他忽然又想回去看看。因为有一次路西来了一个人，说那边也到处有群众运动，把那些吃人咬人的先生们都斗倒了”47。“斗争恶霸”“分得些果实”“群众运动”等揭明，后两章故事发生在1946年土改期间、聚宝归来以后。和李有才（《李有才板话》，1943年）被逐出阎家山后回归、铁锁（《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流浪至省城务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最终回李家庄领导革命一样，聚宝的归来也有着高度的革命象征性。黄沙沟的“翻身”和劳动互助状况，正是借这一“归来者”视角呈现的。

聚宝原是一个碫磨子的石匠，爱说“老直理”，人送外号“碫磨锤”。他因在关帝庙点戏和社首、村长王光祖起冲突而逃出黄沙沟。“群众运动”过后，王光祖被斗，聚宝归来，映入眼帘的劳动场景便是老刘、下胖、二和、铁则、鱼则和宿根等“翻身户”在王光祖地里割麦：“这些人都割得飞快，好像在地里跳舞，嘴里还不知道唱些什么，割着唱着，一会就打起来了，一会就又笑起来了。”48这段描写具有抒情色彩，可与赵树理1946年夏天路过家乡时所见的“互助打麦子”相对照：

他们发明了一个互助法子，不几天就打完了。这法子是一个组（五六个人、一犋牲畜）同时用了两个场子，每个场子一上午打两场（平常同样多的人只能打一场）。在工作的时候，牵牲口的拉着牲口碾了这边碾那边，拿杈子的挑了这边挑那边，拿扫帚的扫了这边扫那边……木杈、木锨、扫帚……满场飞，远处看见好像演武戏。连平常时候四平八稳走路的老汉们，也跟着青年人嘻嘻哈哈跳来跳去。49

小说中“唱些什么，割着唱着，一会就打起来了，一会就又笑起来了”和赵树理追忆里的“连平常时候四平八稳走路的老汉们，也跟着青年人嘻嘻哈哈跳来跳去”都突出了“互助法子”的“劳动美学”。但前者的独到之处在于写出了追忆时有所忽略的另一面：“割麦”互助释放的劳动美学不过是表象，其中暗藏着的与传统乡村伦理的张力关系才是关键。这也是设置聚宝这一“归来者”视角的用意所在。聚宝在路东见识了翻身后的新社会，对黄沙沟群众运动后遗留的历史问题（地主和贫雇农的关系、劳动互助等）持有不同看法。这种旁观和批判的视角，衬托出“劳动互助”的美学与困境相重叠的历史境况。此即《刘二和与王继圣》最特别之处。

我们知道，传统小农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到了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社会，“组织起来”的号召将个人编织到集体劳动组织内部。老刘等人所在的互助组与当时的“变工队”“扎工队”等都属于临时性的“互助法子”，它们建立在个体经济（私有财产）的基础上，采用群众自愿参加的原则，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雏形50。“劳动互助”旨在将个人私利转化为集体公共利益，这也是农民翻身后亟待解决的。但如果翻身不彻底、旧的乡村伦理秩序得不到重组，那么建基于传统劳动协作之上的“劳动互助”就将面临威胁。因此，新型劳动关系与传统乡村伦理之间的龃龉就成了《刘二和与王继圣》后二章聚焦的对象。

首先，黄沙沟“翻身”后建立了互助组，但组内成员矛盾重重。比如在面对聚宝“斗王光祖斗得怎么样”的提问时，老刘父子的态度显然不同：老刘作为王家长工，念旧情，认为斗争了王光祖、分了地就算翻身，而自幼给王光祖家放牛的刘二和却坚持只有彻底解除他和王家“东家—伙计”的雇佣关系，才是真的翻身。小说将刘二和父子的冲突放在互助组内部来呈现，或许暗含如此道理：“劳动互助”在整合“家人父子”的传统伦理时并非全然有效，将“一家一户”“组织起来”也殊为不易。

其次，群众运动后黄沙沟建起了合作社，由王继圣管账。地主王光祖虽被斗倒了，但其权力仍延伸在儿子王继圣身上（某种程度上王继圣和《小经理》的掌柜王忠相似），村内大权仍系于王家这一传统乡绅阶层的代表手中；黄沙沟权力关系的另一端则是村长（满土）、政治主任（小囤）、农会主任（满囤）和武委会主任（小胖）等组成的新的乡村基层政权，二者在小说中是并存的。劳动互助对改变旧社会的雇佣关系、提高生产效率的意义毋庸置疑，但第五章《打麦场上》却写出了新的基层政权和传统乡绅在互助问题上的纠纷：老驴（王家长工）认为大和给王家摊的麦不均匀，自家吃亏，双方因此争吵。纠纷发生后，小胖召开互助组开会：

“互助”是互相帮助啦，不是光叫咱帮助人啦。咱们跟继圣家互助，大家想想咱是怎样帮助了人家，人家帮助了咱些什么？以地说他家的地最多，以人说他家只有二和一个劳力和老李（就是老驴）半个劳动力。在地里做的话，就算还有个等价交换；晌午打场，谁也没有给谁算过工。大家想想：咱们是几家才合起来打一场，人家一家就要打好几场；咱们一、二、三、四、五、六，出六个人，人家出一个半人；可是咱们给人家白白服了务，连人家一个场边也不能用一用，这还互助个什么？以我说咱们从今天起不要他们……51

小胖这番有理有据的“算账”，大可视作对“等价交换”（“出劳动多的得多，出劳动少的得少”52）这一“劳动互助”原则的通俗化“讲演”，他反复强调，“咱们”与“人家”的彼此帮扶是互助组赖以维系的根基，但棘手之处就在于，在实际的操作中，“等价交换”很难严格执行。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前后，有的互助组织仍遵照民间劳动互助的旧习惯，当参与互助的农户逐渐扩大到亲友邻居的圈子后，就需要主要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相互配合，而互助范围愈大，互助的时间成本愈大，此时仅依靠民间互助习惯中的简单计工算账的办法就显得捉襟见肘，加上当时相对科学、合理的记工算账办法尚未成型，因而违背互利原则的“不等价交换”时有发生53。《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咱们”和“人家”为维护各自利益产生了分歧（“咱们跟继圣家互助，大家想想咱是怎样帮助了人家，人家帮助了咱些什么？”），即是这种“不等价交换”的现象。小胖虽振振有词，但应者寥寥，互助组其余成员各打小算盘，陷入了沉默。对此，聚宝批评道：“唉！照你们这样，一千年也翻不了身！”54聚宝说这话，是因他在路东见证了群众运动的彻底性，认可那套“吃人咬人的先生们都斗倒了”的阶级斗争模式，对互助组这一新的集体劳动形式未必熟悉。当然，《刘二和与王继圣》并不完整，小说后续对这一矛盾是否有更好的处理，已经不得而知，但它的价值并没有因此减弱，相反，这部小说牵连出的土改难题在《邪不压正》中得到更为深入的书写。

结语

涉笔至此，本文已将赵树理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模式大致梳理出来。如果说《邪不压正》批判的是土改后（“革命的第二天”）的乡村治理危机，那么此前赵树理已通过《地板》《福贵》《小经理》等小说将其中潜藏的问题初步揭露出来：《地板》《福贵》《小经理》借说理、算账和体力／脑力劳动等元素为土改的合法性“赋权”，但是当农民（贫雇农）成功翻身，农村社会生活重心转向生产层面时，乡村传统伦理与新型劳动关系（劳动互助）的冲突就成为赵树理重点叙述的对象（《刘二和与王继圣》）。这四篇小说彼此勾连，层层递进，将其连成整体，才能对土改时期的赵树理文学有更全面的认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此阶段赵树理还有一篇《催粮差》（载《新文艺》1946年8月1日第3期），不过它写的是“抗战以前”的故事，故此处不纳入讨论。

土改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是凭借劳动互助、生产、等价交换、变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范畴和步骤得以确立的，它们在颠覆传统“地主—佃农（雇农）”的主奴关系前提下，树立起农民（贫雇农）的阶级主体性。在此问题意识的牵引下，同时期的土改小说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都将矛头对准地主和贫雇农的阶级对立、阶级仇恨，呈现“暴风骤雨”式的书写风格。与之相对，赵树理将更多的笔力倾注在无产农民（福贵）、贫雇农（刘二和、聚宝等）、中农（《邪不压正》中的王聚财）和破产地主（《地板》中的王老三）、文盲（《小经理》中的三喜）等人物身上，用相对温情的方式，兼顾乡村秩序和革命动员的需求，揭露斗倒地主以后农村人情伦理的裂变与褶皱以及农民在翻身、翻心过程中萌生的“主人翁的自觉”（这种叙述方式在《邪不压正》中达至顶峰）。

总的来看，1946—1947年的土改叙事在赵树理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具有过渡性质，它们上接1940年代初的“问题小说”范式，下启1950年代的合作化书写（如《表明态度》和《三里湾》），为我们提供了一台观察土改前后农村社会历史的“显微镜”。

注释：

1 “一九四六年秋后，我由武安县城搬到赵庄，同老赵一起参加了群众的反霸清算斗 争。”杨俊：《具有工农本色的作家——杨俊同志忆赵树理》，见李士德编《赵树理 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一九四七年冬将尽，到一九四八年盛夏 为止，我们在河北武安县赵庄领导过填平补齐工作。”王中青：《〈邪不压正〉的艺 术》，《名作欣赏》1982年第2期。“在这中间（一九四八年）又作过八个月的土地改 革工作。”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9页。

2 典型代表有董丽敏《“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的考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 年第3期），黄锐杰《“翻身”与“生产”——细读 1943年前后边区的妇女“翻身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2期），路杨《“斗争”与“劳动”：土改叙事中的“翻心”难题》（《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2期）和《劳者如何“歌其事”——论解放区群众文艺的生产 机制》（《文学评论》2020年第3期）等。

3 谈《邪不压正》的代表性论文有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 例》（《文学评论》2009年第5期），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六十 年文学话土改》（《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罗岗《回到“事情”本身：重读〈邪不压正〉》（《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黄锐杰《“看看再说”——〈邪不压 正〉中的土改难题再解读》（《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等；谈《刘二和与王继圣》 较有代表的文章有黄锐杰《灾荒年、劳动互助与新干部的诞生——由〈刘二和与王继 圣〉中的旧“世界”与新“年头”谈起》（《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

4 在历史学领域，对中国土改的定义大致有三个：首先是广义的土改，起迄时间为中 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至全国基本完成土改的1953年，涵盖农民土地斗争（大革命时 期）、分田查田（土地革命时期）、减租减息（抗战时期）、以老区为中心的土地 改革（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新区为中心的土地改革等；其次是1946年 “五四指示”颁布到1953年全国基本完成土改为止的阶段；最后是狭义的土改，专指 “五四指示”颁布后的“耕者有其田”运动到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出台后“平 分土地”运动的阶段。见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 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

5 有关“客观性现实”和“表达性现实”的关系见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 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2 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6～95页。

6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 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2页。

7 因为“大量的土改史料显示，农民翻身斗地主的革命叙事并不能涵盖北方土改中‘反 封建’的话语一历史实践。在话语—历史层面，‘地主’在‘土地斗争’中并不是唯 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问题’”。见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 身”与“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黄宗智主编《中 国乡村研究》（第3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92页。

8 黄锐杰：《灾荒年、劳动互助与新干部的诞生——由〈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旧“世 界”与新“年头”谈起》，《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

9 以河北武安县为例，当时全县正在开展“身翻透了没有”的大检查，发现翻身不彻底 者，继续推进，直至“翻透”为止。据《冀晋日报》报道，大检查不到半个月，武安 全县十六万农民就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见董大中《赵树理年谱》（增订本），北 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10 《武乡提倡“农民是一家”，农民间问题协商解决，进行生产发家教育，顺利展开大 生产》，《人民日报》1946年6月5日，第2版。

11 21 44 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466、466、467页。

12 赵树理：《也算经验》，《人民日报》1949年6月26日，第4版，见《赵树理全集》第3 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13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20页。

14 史纪言称：“赵树理同志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虽然经过彭副总司令 和李大章同志的介绍，然而几年以来，并未引起解放区应有的重视。”见史纪言《文 艺随笔》，《文艺杂志》第2卷第5期，1947年1月。

15 《解放日报》转载《地板》时配有冯牧的评论《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 才板话〉》，1946年6月15日，《北方杂志》创刊，创刊号上共有三篇文章提到赵树 理：分别为朱穆之的《“群众翻身，自唱自乐”——在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关于 农村剧团的发言》（见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3辑：晋冀鲁 豫地区太行、太岳部分》，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0～215页），陈荒煤的《关 于文艺工作若干问题的商榷》（见《陈荒煤文集》第4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 第13～23页），王春的《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 《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8·文化事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7～595 页）；1946年8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吴文遴《大家看看〈李有才板话〉——反省和 检讨自己的思想与工作》（任一鸣主编：《延安文艺大系·27：文艺史料卷》（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90页）。这些文章有力地证明赵树理已经成功获取了解放 区文艺界的关注，并在内部与外部的合力下被推至“方向”的位置。

16 关于“赵树理方向”，陈荒煤回忆说，当年他将写成的文章《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给 赵树理看，但赵树理看完，希望陈荒煤不要提“赵树理方向”，赵树理认为自己不 过是替农民说几句真话，并不足以成为所谓的“方向”。见陈荒煤《怀念赵树理同 志——〈赵树理小说人物论〉序》，《陈荒煤文集》第2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 版，第208页。

17 潘小蒲：《赵树理活动拾遗》，《赵树理研究》1990年3月号，见一丁等著《关于赵树 理》，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18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8年版，第19页。

19 所谓“转述式文学”，指的是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遵循“一定的创作公式和语言词 汇”“回响和阐释着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体制化了的‘象征秩序’”的“革命文 学”。“转述式文学”典型的代表有周立波反映东北土改的《暴风骤雨》等。见唐小 兵《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 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27页。

20 25 27 41 赵树理：《地板》，《赵树理全集》第2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 409、412、411页。

22 张鸣：“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无一例外是经过艰苦的‘发动群众’的过程，群众 发动起来的标志就是能否形成火热斗争气氛的‘运动剧场’，决不是单纯地将地主的 土地平分便了事。”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 作（1946—1949）》，《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 年6月号。

23 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1921-2005）认为：“‘隐含作者’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我们阅读的东西；我们把他看作真人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版，第68～69页。

24 赵树理更侧重的是理性化的劳动，而非自然的劳动，因此，两个“荒山一处”对应着 不同的历史意涵。

26 “唤问”（interpellation）也译作询唤。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看 来，意识形态“‘起作用’或‘发挥功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称之为唤问的那种非 常明确的活动，在个人中间‘招募’（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 （它改造所有的个人）。”［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 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8～369页；英文见Althusser, Loui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 by G. M. Goshgaria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Trade, 2014, p.190。

28 赵树理：《福贵》，《太岳文艺》创刊号，1946年10月1日出版。

29 袁光锋：《“解放”与“翻身”：政治话语的传播与观念的形成》，《新闻传播与研 究》2013年第5期。

30 ［美］韩丁: 《关于“翻身”一词的说明》，载［美］韩丁著《翻身——中国一个村庄 的革命纪实》，韩倞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 年版，“前言”。

31 李放春：《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开放时 代》2010年第10期。

32 赵树理：《对〈金锁〉问题的再检讨》，《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33页。

33 Elizabeth J.Perry,“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Vol.7, No.2 （Summer 2002）, pp.111-128.

34 赵树理：《福贵》，《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35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1月9日，第1版。

36 37 赵树理：《小经理》，《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 225页。

38 李里峰：《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版，第128页。

39 算账与说理并非土改时期才有，常利兵指出，1942—1943年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减 租、生产、秋耕等运动催生了“按家计划”这一“组织起来”的生产形式，由生产的 “计划”“计算”做法所引申出来的“算账”与“说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治理策略 在地化运作的主要机制。见常利兵《算账与说理：组织起来的实践机制——以李顺达 互助组为中心（1943—1951）》，《南开史学》2020年第1期。

40 孙晓忠：《当代文学中的“二流子”改造》，《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此文完整版 见蔡翔、张旭东主编《当代文学60年：回望与反思》，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179页。

42 魏本权：《农村合作运动与小农经济变迁——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1928— 1949）》，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3页。

43 《刘二和与王继圣》“编者的话”，《新大众》1947年2月1日。《刘二和与王继圣》 原载《新大众》第34～39期（1947年2月1日至7月1日），见赵树理《刘二和与王继 圣》，《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219页。

45 《人民文学》1955年重刊时不再分章节，“编者按”提到的“几年前写成”这一说法 并不准确。见赵树理《刘二和与王继圣》，《人民文学》1955年第8期。

46 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1月出版的《刘二和与王继圣》单行本收入前三章，1980年工人 出版社出版的《赵树理文集》第一次将新发现的两章收入，见赵树理《刘二和与王继 圣》，《赵树理文集》第2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47 48 51 54 赵树理：《刘二和与王继圣》，《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 版，第200、200、217、219页。

49 赵树理：《土改后的故乡》，《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 373～374页。

50 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1页。

52 新华社信箱：《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回答》（1948年7月27日），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 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资料汇编（1949—1957）》（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81年 版，第26页。

53 参考叶扬兵《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