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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春天的温暖里 李林荣:回望新时期北京文坛新气象之兴
来源:文艺报 | 李林荣  2021年08月04日07:00

从政治到文学:进入新时期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新时期,在亲历者的回忆中,在学术著作的归纳中,有很多说法不一的具体起点。但这些起点组合起来,映衬出的是同一时代大背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分别通过党的政治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面向全国,也面向世界,明确提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发展时期,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画下了句号,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世纪征途,画下了再出发的起跑线。文坛的新时期,从说法到事实,都源发于并且归属于新时期社会生活的总体格局变迁。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各地各行业近6000名科技工作者,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科学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深入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重要观点,为科学技术和脑力劳动者正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宣告“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从全国科学大会振奋人心的氛围中,特别是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7657项优秀科技成果的完成单位和个人接受隆重表彰的现场,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一阵阵话语和思想的热流,持续升腾,昂扬回荡,伴着随风吹送的春日暖意,迅速传遍四方。

就在全国科学大会即将闭幕之际,中央批准启动恢复中国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的筹备工作。约两个月后,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于1978年5月27日上午在北京西苑饭店礼堂开幕,800多人到场。茅盾致开幕词,宣布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文艺报》即日起正式恢复工作。时令已近盛夏,从上海赶来参会的中国文联副主席巴金,29日做大会发言时,还是用了带着春天修辞的题目《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遥隔43年,重读巴老的这篇发言,仍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满含着欢欣鼓舞之意:“现在春回大地,日月重光”,“许多人得到了‘再生’。我也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给‘四人帮’夺走了的笔又回到了我的手里。……我要奋笔写作,我制订了创作和翻译的规划,写到八十岁我有把握,只要六分之五的时间有保证,我一定能完成计划。”

确如巴老发言中所说:“我们这个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我们自己的组织全国文联恢复了,中国作家协会恢复了。其他的协会也将逐步恢复工作。”中断运行10年之久的文联—作协体制,由此全面重启。担任这次会议宣传组副组长的刘锡诚,多年后在回忆录中确认,正是1978年6月5日这次会上通过的决定次年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决议,首次将“新时期”一词与文艺工作直接联系起来,称作“新时期文艺”。此后,“新时期文艺”“新时期文学”等提法,日益见于文艺政策表述和文艺评论活动及文学史论著,以至逐渐通行为约定俗成的文艺史和文学史断代概念。

新时期新气象:文坛在回暖

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都还沿袭着以文学作品或创作现象为聚焦中心的习惯。按照这种习惯,新时期文学兴起的一连串重要标志,无疑应推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人民文学》杂志1977年第11期和1978年第1期分别刊发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还有《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登载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如果把视野放开阔,在关注文学创作的同时,对它们周边上下紧密关联的社会条件,也多加留意、多予探察,那么,我们对文学史信息的掌握,就会更完整更详实。某些容易被忽视或遮蔽,但实际参与了文学发展进程,甚至在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人物、事件等主客观因素,才有可能重新得以显现。

首都北京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在新中国文学事业的每一步历史进程中,都担当了出台政策、动员人力、配置资源和引领方向的重大功能。从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到十七年期间先后在东总布胡同22号设立文联和作协办公地、在王府井大街64号落成文联大楼,以及在市区各处新建大批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文学出版社、文学研究机构和文艺演出场所,所有这些,都属北京城市空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切实服务于文学事业的鲜明记录。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大事件,时时处处贯穿着清晰可辨的北京场景或北京地标。

而新时期文学之兴,之所以在许多作家、评论家和文艺家的感受中,有如春风般温暖,最直接的原由,就在于这时候的北京,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开始从一个个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文学活动场合,吹拂出驱散寒凉、传播暖意的和煦春风。这些场合中,最突出也最为人所周知的,是1979年10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开幕次日大会报告阶段,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宣读“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诬陷的作家和艺术家”53人名单,全场3000多名代表肃立致哀。周扬在大会讲话中,历数自己十七年期间领导文艺工作时所犯的错误,向遭受伤害的同志再三致歉,萧军当场叫好,满堂响起掌声。亲历1976年《人民文学》杂志复刊和1978年《文艺报》复刊的评论家阎纲,记述了天津作家蒋子龙在四次文代会上发言的情景:“他发言头一句话就是‘我是从寒冷的冬天来到春天的温暖里’。”因为在这之前,蒋子龙刚刚经历了由于《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而引发的一场争议,是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所长的陈荒煤和担任《文艺报》主编的冯牧,组织在京学者和评论家仗义执言,公允地评析了作品,使他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文坛会风转变和空间回暖的场面,在新时期的早春时节已经出现。1976年1月在东四八条52号原中国戏曲研究院办公楼二层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粉碎“四人帮”后,迎来新任的主编张光年和副主编刘剑青,评论组也形成了由原《文艺报》编辑阎纲、吴泰昌和一度任职新华社的刘锡诚组成的“三驾马车”的阵容。据阎纲回忆,他们三人聊起如何从评论工作的角度继续推动作家的解放和作品的解禁时,“刘锡诚动议开个短篇小说创作的座谈会,我俩极表赞同”。刘锡诚则把开这次座谈会归为评论组的集体提议:“评论组在(1977年)9月20日研究第11期选题时,提出希望召开一次短篇小说的小型座谈会,来讨论当前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问题。”

在张光年、刘剑青支持下,以《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召集的这次短篇小说座谈会,于1977年10月19日,在北京虎坊桥东北边的一家名叫远东饭店的小宾馆顺利举行。这是“文革”结束后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应邀到会者,有茅盾、沙汀、刘白羽、周立波、贺敬之、马烽、李凖、茹志鹃、王愿坚、韦君宜、王子野、王朝闻、邓绍基、张庆田、张天民、林雨、邹志安、叶文玲、赵燕翼、萧育轩、陈骏涛、张韧等京内外20多位老中青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及青年业余作者。张光年主持会议,刘剑青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评论组的各位编辑也一并参会。

会议连开6天,24日下午结束。大家在会上热烈发言,会间深入畅谈,结合个人的写作体会、生活经验和社会观察,围绕短篇小说怎样克服公式化和概念化,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斗争,更好地在创作方法、题材选择和风格锤炼方面贯彻“双百方针”,以及杜绝“打棍子”“扣帽子”,更好地加强文学批评、提倡争鸣和讨论等问题,开诚布公,各抒己见。这些意见,会后由刘锡诚执笔整理,编印为一期供内部参阅的《人民文学》简报,上报给《人民文学》当时的主管部门国家出版局和文化部等上级机关。

座谈会进行到第四天下午,茅盾亲临会场,做了热情洋溢而又语重心长的发言。会后一个月,他的发言稿同时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文学》刊出。稿中开头的几句话,可谓对这次会议最恰如其分的一个总结:“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发生重大影响。”

宣南出发:重塑文学新空间

老北京外城西南一隅,史称宣南,地域范围相当于原来的宣武区。明清时期,这里会馆书肆密集,享有“宣南士乡”之誉。近代以降,大量报馆、杂志社和出版机构在这里设址,各类新式学校和学部、教育部等官府衙门也曾汇聚于此。自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代初,30多年时间里,位处宣南地区的前门饭店、北纬路旅馆、虎坊公寓,曾长期承担接待赴京参加党和国家大型会议的各地代表在京集中住宿的服务工作。其中,也包括很多文艺行业的全国会议或演出活动。古朴的宣南士乡,因而在新社会新北京继续焕发着几许文化厚土的特殊神采。

“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文学会议——《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的短篇小说座谈会,选中的会址是远东饭店,就正在宣南。或许这只是出于偶然。不过,这次会议的提议者和会务操办人刘锡诚,显然对这个会址留有深刻印象。20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追述这次会议经过时,还专门为远东饭店写了这么一笔:“这是一家很小的饭店,但很清静幽雅。它大约从来还没有与灾难深重的作家们发生过什么关系。也许有什么缘分,从此有好几次文学界的会是选择这里作为会址的。”

小小的远东饭店和巨大时代转折中的新时期文学之兴的缘分,在它被选定为1978年10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的会址时,似乎又不期而然地加深了一步。这时,随着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持续推进,中国作协的工作局面已初步回转常态,《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都已收归中国作协主管。组织和主持这次三刊编委会联席会议的,就是当时已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的张光年。

他在会上发言中希望作协三家刊物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大讨论的背景下,接着一年前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势头,继续联系现实,创造机会,针对文艺创作能不能适应新时期总任务以及在文艺领域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等新问题,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出席会议的三家刊物的编委们,其实也都是首都文艺界的资深名家,如曹禺、冰心、冯至、沙汀、臧克家、邹荻帆、李季、魏巍、刘白羽、林默涵、唐弢、孔罗荪、陈荒煤、韦君宜、柯岩、严辰、冯牧、草明、李瑛、袁鹰、赵寻等。

与远东饭店不同,坐落在虎坊桥十字路口西南方向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端居街边,造型气派,占地宽广,称得上宣南一带的一处醒目地标。而且1960年代初,它就成为北京京剧团的驻场剧院(紧邻它的虎坊公寓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办公楼和宿舍)。“文革”期间,工人俱乐部剧场也就成为北京京剧团改编、排练和演出《沙家浜》《杜鹃山》等样板戏的地方。论和当时文艺界的关联,宣南一带找不出第二处可与这里相提并论的所在。但若仅止于此,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生活的一处空间见证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最终留下来的色彩,就未免单调了些。

充满戏剧性的真实一幕,出现在1978年11月14日。这天,经胡乔木推荐,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邀请,编剧宗福先、导演苏乐慈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于无声处》剧组一行抵达北京。同日,《于无声处》剧情背景所反映的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诗歌运动,经中央批准,由北京市委正式予以平反,并宣布为革命行动。11月16日晚,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为《于无声处》郑重举行晋京首演仪式。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称《于无声处》剧组来京为首都人民演出,是人民力量的胜利。

随后一个多月,话剧《于无声处》在北京连续演出近40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有的观众为了买票甚至坚持排队20多小时。12月17日晚,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再次举行大会,为《于无声处》的剧本作者、剧组人员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颁发特别嘉奖。就这样,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在1978年隆冬时节的短短一个月里,像跨过了整整一个时代似的,猛地摆脱了样板戏滥觞地的旧影,一跃迈进了迎向新时期的早春天气。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东南方向不远处的北纬路旅馆,一半的房间都被中国作协包了下来。没过多久,罗烽、白朗、舒群、艾青、严辰、陆菲等从各地历劫归来的老作家们,都在中国作协安排下,暂时安顿在了那里。而工人俱乐部往南两三百步处,也正要动工建一座日后会以它的门牌号“虎坊路甲15号”著称文坛的居住和办公两用的楼房。

在随后到来的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高光阶段,也就是1980年代,生活和工作在虎坊路甲15号的人们,将因为催生和呵护朦胧诗等文坛新人新作和新潮流新观念而大放异彩,也将因为经受时代和社会对文学事业更复杂更强劲的冲击和影响,而留下值得后人长久深思的曲折故事。当然,以置身历史现场的眼光看来,所有这一切还都在视线之外,唯一真切可感的,只是宣南这块老北京城的文化厚土上,又矗立起了崭新的文学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