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尽管2020年文学创作与出版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很大，但阿拉伯文坛仍不乏佳作。和2019年一样，历史书写依旧是这一年阿拉伯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而且涉及的时间跨度更大，地域范围更广，写作手法更多样，思考的问题也更加丰富深入。阿拉伯作家们在对历史的反复书写中，反思过去，追寻身份，探索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

关键词 阿拉伯年度文学研究 历史书写 身份追寻 重生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对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在文化领域，出版行业和图书市场均遭受重创，许多文学和艺术活动也被迫停止。阿拉伯国家当然也不例外，从年初开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书展被迫延期或取消，出版社不得不延迟图书印制和发行，实体书店也长时间关闭。这一情况自7月底才有所改善，少量新书开始发售，现场签售和作品研讨会陆续恢复，并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这一年，阿拉伯世界几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被迫取消，如埃及开罗大学设立的马哈福兹文学奖、科威特的阿拉伯短篇小说奖等。同时，第13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第6届卡塔拉阿拉伯小说奖均取消颁奖典礼，改为线上公布，并强调这一特殊时期更体现出文学与阅读的重要性。“云阅读”成为更多读者的选择，网络平台上的作家账号和读者俱乐部频道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文学交流作用。

尽管新冠疫情给文学创作与出版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阿拉伯作家们面对危机，重新整合自身与所处环境的关系，以笔为戈抵御无常，以期与读者共克时艰。而在全球化背景下无限趋同的当下，差异性显得尤为珍贵，因此回溯民族、国家的历史与传统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2019年阿拉伯文学中历史书写的主题延续到了2020年，而且作品所涉及的时间跨度更大，地域范围更广，写作手法更多样，思考的问题也更加丰富并且深入，彰显出了阿拉伯文学强大的生命力。

一、历史、身份与命运

埃及女作家丽姆·巴斯尤尼（1973—）的《那些人的孩子们——马穆鲁克三部曲》获得了埃及文化部设立的马哈福兹小说奖“最佳埃及小说奖”。小说跨越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近三百年历史，从前期的伯海里（或称“巴赫里”）王朝开始，直至奥斯曼帝国入侵埃及。小说以时间为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伯海里王朝素丹盖拉温时期，第二部分是布尔吉王朝素丹拜耳古格时期，第三部分则是马穆鲁克王朝的衰落期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贯穿这三个部分的是马穆鲁克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开罗的苏丹·哈桑清真寺，它见证了王朝百年的荣辱兴衰。小说耗时三年完成，期间作家查阅了大量权威史料，如历史学家塔基丁·麦格里齐、伊本·伊亚斯的史学著作和一些意大利航海家的英译本游记，并且亲自实地探访了埃及主要的马穆鲁克建筑遗迹。作家认为，马穆鲁克王朝在艺术、建筑、科学和文学方面代表着伊斯兰文明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埃及现存的大多数伊斯兰古迹都可追溯至这一时期。三部曲赋予了历史悠久的马穆鲁克开罗以新的生命，展现了马穆鲁克时期埃及社会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表达了对精神生活和多元价值观的高度尊重，涉及身份属性、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间的关系等至今对于埃及而言仍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身份问题的探讨，作家认为“身份”是灵活可变的，比如一个马穆鲁克人在童年成为奴隶后别无选择，必须先学习埃及的语言和宗教，进而学着对这个国家产生认同，“这是一种后天习得而非天生具备的身份，对我们埃及人来说，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并不是说在埃及出生就能成为埃及人，他应该是真正感觉到准备好为这个国家战斗、生活和建设”。作家希望通过三部曲使读者了解历史，并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历史和社会问题，更希望读者能够客观地判断和理解他者，从不同角度去深入思考人类经验。巴斯尤尼同时还是开罗美国大学社会语言学教授，曾在专著《现代埃及的语言与身份》一书中探讨了埃及人如何定义自己，强调语言对于身份形成的重要作用。

丽姆·巴斯尤尼与《那些人的孩子们——马穆鲁克三部曲》，图片由作者提供

获得年度马哈福兹小说奖“最佳阿拉伯小说奖”的是毛里塔尼亚作家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提夫（1976—）的《里达之书》，这部小说同样探讨了身份问题。主人公阿卜杜拉是沙特阿拉伯的毛里塔尼亚移民，这样的双重身份一度令他很难找到归属感。同时，面对沙特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赛莱菲耶派和艾什尔里派的思想论争，阿卜杜拉感到彷徨无措，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他终于完成从迷茫到坚定、从极端到温和的自我救赎之路。作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对多元价值观认识不足，会使他陷入身份危机的问题”，而拥有多重身份则有助于人接受不同思想，能更好地意识到多元化和差异性。小说展现了沙特阿拉伯的毛里塔尼亚移民社区几代人经历的历史变迁，描绘出鲜有人知的该社区生活图景。

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然而之后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包括不同政治派别在发展道路、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日益加剧，导致国家内部出现动荡。这些阿拉伯现当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埃及作家、记者易卜拉欣·以撒（1965—）的小说《诸月皆七月》以1952年7月23日由埃及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七月革命”为背景，讲述革命前后最关键的几个月内埃及社会风起云涌的形势。作家声明该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所有事件也都是基于大量文献资料，并强调小说“不会以忽视历史文献为代价而陷入文学叙事当中，同样也不会以牺牲叙事美学为代价而偏重文献记录”，而是试图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微妙的平衡。这部近七百页的长篇小说首版后十天内售罄，登上了埃及各大书店畅销书榜首。摩洛哥作家、编剧尤素福·法迪勒（1949—）的小说《蝴蝶的一生》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在卡萨布兰卡发生的摩洛哥王宫政变，试图填补这段短暂历史在文学中的空白，并通过边缘群体的生活揭示摩洛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层问题。有评论认为小说在现实的黑暗中寻找光亮，鼓励人即使身处困境也不应放弃希望，就像蝴蝶的一生，纵然短暂易逝，也要在阳光下欢快起舞。也门作家艾哈迈德·宰因（1968—）的小说《乌鸦的果实》讲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门社会党对亚丁城的影响。这个占据欧亚非三洲要冲的世界著名港口，曾是阿拉伯半岛最早实现城市化的自由和开放的城市，而在也门社会党执政期间，党内在政治路线和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分歧以及派系斗争愈演愈烈，最终导致1986年1月13日在亚丁爆发武装冲突，并迅速演变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内战，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成熟的果实”象征着美好的亚丁城，而亚丁居民所厌恶的成群“乌鸦”则象征着也门社会党，整日发出恼人的叫喊，还啄食、破坏农作物。作家呈现的这场悲剧不仅与亚丁有关，也包括饱受一党专政、军事独裁和腐败横行之苦的其他阿拉伯国家。

除了叙述阿拉伯世界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家们还尝试使用非传统的手法改写或重写历史，并在其中加入荒诞、幻想和黑色幽默等元素。阿尔及利亚作家赛米尔·高希米（1974—）入围2020年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作品《特洛拉尔的阶梯》（2019）以荒诞的手法讽刺了阿尔及利亚甚至是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历史，他的新作《无以言表的愚蠢》（2020）依旧采用荒诞手法，但却在开篇即推翻自己在《阶梯》中建立的叙事王国，指出其中的故事不过是边缘人物哈米迪的一个梦，遂赋予《阶梯》中大部分人物完全不同的身份，开始了完全不同的故事，重新讲述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在《阶梯》中国家的门全部消失，从而使公众与私人、集体与个人混在一起，权力的边界随着门的消失而消解，最终门房哈米迪被军政府任命为傀儡总统。而在《愚蠢》中，国家面临的新危机则是人们失去了读写能力，最终从监狱出逃、能读会写的驼背小偷赛里姆被军政府任命为傀儡总统，国家的荒诞历史再次重演。这让人不难联想到马克思曾说“历史本身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也许，即使再有一次重来的机会，国家仍会重蹈覆辙。曾经为争取独立而英勇斗争的阿尔及利亚被称为“百万烈士之国”，如今却陷入了难以突破的困局。作家还借警长之口道出对阿拉伯剧变的失望：“仅靠镇压不足以制造顺从的人民，过分镇压总是以一场革命结束，这通常是一场没有头脑、没有生命的跛脚革命，推翻了一个腐败的政权，就为了下一个更加腐败的新政权。”在小说的最后，作家还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问题：“究竟是谁创造了谁，是极权主义创造了被压迫的人民，还是人民自己创造了刽子手？”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两部小说中故意选择阿尔及利亚的边缘地区作为故事发生的空间，试图让空间上的边缘与权力上的中心形成强烈反差，突出民众与政权之间的鸿沟，揭示这一顺从与专制的恶循环恰恰是“愚蠢”的产物。

赛米尔·高希米在小说中还批判了国家书写历史的权威，对国家历史讲述英雄事迹和军事成就不以为然。他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述方式，因叙述者的不同而出现叙述内容或叙述方法的差异，直至某个权威选择它想要的部分并将其确立为“历史”。然而，小说是个人的而不是群体的历史，所以作家的主体性得以张扬，有权在自己的小说中摧毁、删除甚至建造历史。就这样，阿拉伯作家们在对历史的反复书写中，反思过去，追寻身份，探索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

二、历史、梦境与记忆

在当代，历史小说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书写历史小说的目的不再像英国作家沃尔特·司各特那样，仅仅揭示某段历史时期或某个历史人物并对其加以评论。历史本身已经成为基于想象中发生的叙事，不再是稳定不变的，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海登·怀特也将“历史当作一种叙事”，解构了历史书写追求历史真实的可能性，改变了很多人对历史的思考方式。因此，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不再是阿拉伯历史小说的聚焦点，当代阿拉伯作家“用边缘的、普通的和简单的人物取代了统治（或霸权）阶层”，从宏大叙事回归到“人”本身，更关注人的经验和认知，进行更具人性深度的创作。

在不少作品中，历史与现实通过梦境和记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表达深刻的精神主题或对家国的忧患意识。埃及女作家曼苏拉·伊兹丁（1976—）的《巴士拉花圃》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伊本·西林所著的《解梦大全》，梦境在文本叙述和角色塑造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在两个平行时空中展开叙事进程，一个是倭马亚王朝末期的巴士拉，另一个是现当代埃及的开罗和南方地区。生长在埃及南方明亚市的青年希山姆·赫塔卜认为自己是梦境中的另一个人——倭马亚王朝巴士拉的叶齐德·本·艾比，“时间是流淌的河流，空间是幻觉，我们真正的所在地是心灵归处。我的灵魂被困在那座老城（巴士拉）里”。通过梦境，人物的自我被割裂，困在历史与现实的迷宫之中，陷入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危机之中。寻找自我是作家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主题，其中融入了哈桑·巴士里、瓦绥勒·伊本·阿塔等古代阿拉伯学者的相关哲理思辨。作家在小说里延续了其以往作品中经常采用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运用“拼贴式”叙述，文本结构呈现出碎片化，从而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曼苏拉·伊兹丁与《巴士拉花圃》，图片由作者提供

叙利亚女作家迪玛·瓦努斯（1982—）的《吞噬了男人的家族》讲述2011年年初叙利亚内战开始后一对母女从大马士革辗转移居伦敦的故事。母亲每天都活在对过去的回忆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稍微缓解常年背井离乡的强烈孤寂，她甚至凭着记忆在梦境和想象中为自己重新设置时间和地点，过着在故乡的生活，就这样被记忆囚禁在过去。女儿试图用相机记录母亲的倾诉以缓解其思乡之苦，却最终和母亲一样迷失在过去和现在。通过她们的回忆，家族其他女性的往事与近况也一一呈现，祖母、舅妈、表姐妹等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历经沧桑却坚忍不拔，而父亲、丈夫等男性角色的存在因为各种原因变得十分微弱。题目中的“吞噬”一词，“是对伴随她们每个人的不幸和诅咒的隐喻”——战争、疾病、灾难与挫败无不折磨着家族中的每位女性，迫使她们与亲人生离死别，独自承受悲痛与酸楚。一个家族几代女性的悲欢离合，正是成千上万叙利亚人不幸境遇的缩影。

三、病痛与重生

新冠疫情阴影笼罩全球，给世界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健康灾难和经济危机，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考验，促使人们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背景下，与疾病相关的作品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埃及政治活动家、医生穆罕默德·艾布厄尔（1940—）的非虚构作品《杀死18万埃及人的流行病》在2020年初出版低迷的大环境中竟一跃成为畅销书，并于短期内实现再版。该书讲述1918年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造成约五亿人感染、5000万人丧生，而当时世界总人口还不到20亿。西方已发表很多有关这一流感的新闻报道和研究成果，但在埃及相关资料却极为少见，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埃及未曾受到影响。而实际上，该流感曾“猛烈地袭击了”埃及，导致18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贫穷的农民。书中呈现了许多首次公布于众的珍贵历史资料，是作者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以及埃及《金字塔报》和《穆盖塔姆报》的档案库里“奇迹般”获得的，这些文献记录了当时该流感在埃及的详细情况，以及它在“点燃1919年革命烈火”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还特别强调“西班牙流感”这一名称的来历：这场流感的爆发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美、德和其他欧洲参战国担心有损前线士气，均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不允许报道流感病情；当时只有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不受管制，大量报道流感情况，全球媒体随即跟进并使用“西班牙流感”一词，而实际上该流感并不起源于西班牙。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新冠疫情爆发之初也被西方媒体污蔑为“中国病毒”。

在停笔近十年后，黎巴嫩女作家阿莱薇娅·苏卜哈（1955—）推出半自传体小说《热爱生活》，其中对女主人公舞者巴斯玛病痛体验的细致描述全部来源于作家本人所经历的真实感受。苏卜哈常年患有面部和身体肌肉痉挛，由于长期大量服用镇静剂，她一度感觉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和记忆，于是通过写作抵抗疼痛和遗忘，以恢复与身体和记忆的联系。令巴斯玛备受折磨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还有她在童年经历的黎巴嫩内战以及在中年见证的“阿拉伯之春”，切身体会到冲突和战争使阿拉伯人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巴斯玛的身体疾病、人生境遇与时代、政治之间存在着多重隐喻关系，身体因疾病导致痉挛抽搐，映射国家因各种问题而出现的动荡不安。此外，作家还在小说里指出其创作中一直关注的重要话题——宗教极端对阿拉伯女性的压制和束缚。女性视角细腻柔和，加之病痛让人更加敏感，作家流露出深刻的悲悯情怀，小说里的每个角色似乎都有“被损伤”的一面，所以巴斯玛说“不论我们是施暴者还是受虐者，我们都是病人”。作家相信，人只有热爱生活，才有力量战胜他所面对的一切苦难，因此自己总会在每部作品中“留下光亮”。最终巴斯玛从大自然、诗歌、音乐和写作中汲取力量，病情得到极大缓解，重新开始了跳舞。作家坚信人终究能从病痛和苦难中获得解脱和救赎，这也是对阿拉伯世界实现健康发展所抱有的美好希望。

阿莱薇娅·苏卜哈与《热爱生活》，图片由作者提供

突尼斯诗人穆绥夫·瓦哈伊比（1949—）的诗集《还剩最后一杯》在2020年初获得第14届谢赫扎耶德图书奖的文学奖，这是该奖第一次颁给诗集和诗人，加上2020年底美国女诗人露易丝·格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阿拉伯诗歌界产生了鼓舞。诗人认为“鲜活的诗是我们能在其中嗅到祖先的味道”，因此他的诗选择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词汇，并带有浓厚的马格里布文化、地中海文化和非洲文化的特殊印记。关于标题，诗人表示“还剩最后一杯”象征着未完成和不完美，而不完美中恰恰蕴藏着变成完美的可能性，也意味着未来可能会出现希望，这是对新生活的期盼，也是对新视野的探索。

黎巴嫩象征派代表诗人赛义德·阿格勒曾说“最美的历史是明天”，这意味着历史是需要人们从现实、梦想和抱负中创造出来的。阿拉伯世界经历了战争、冲突、疾病等种种灾难，积累了太多的痛苦与挫败，作家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国家和民族寻求处理创伤与迷惘、探索未来生存发展的有效途径。所幸人会比想象中要坚强，无论如何必须面对生活带来的一切挑战，在文学中寻找力量，重建希望，正如叙利亚剧作家萨阿德拉·瓦努斯所说，“我们注定要怀有希望”。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4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