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01

文字中的“鼹鼠属性”

“毫无疑问，《煤桶骑士》像弗兰茨·卡夫卡的其它作品那样，它是忧伤的造物而不是雄健和自信的造物，它的里面包含着悲哀和犹疑，忐忑和令人心酸的结局。”——在谈论卡夫卡的小说时，我曾如此写到，这一评语用给同样属于“飘泊的犹太人”的布鲁诺·舒尔茨，大抵也是恰应的、合适的，譬如这篇《鸟》。布鲁诺·舒尔茨的写作同样不具备“微上帝”的那种创造自信，他的文字里满含了不安，仿佛在那些有一种修饰的繁华感的语词中，始终藏匿着一双颇感忐忑的眼。

这双眼睛属于鼹鼠。

不止一次将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比喻为鼹鼠——“在布鲁诺·舒尔茨和卡夫卡的魔法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气质，看到他们的忐忑、犹疑，和夜晚的鼹鼠般的眼神，这样的感觉在布鲁诺·舒尔茨似乎更强一些。拥有魔法并未给他和他带来‘造物主'般的自信，他们把在这个‘非我创造的世界里'的真切感受也带入了自己的魔法世界。忐忑的、犹疑的、鼹鼠般眼神的不安得到了延续，它甚至对我这样的阅读者也构成感染。”（《布鲁诺·舒尔茨：忐忑的鼹鼠与魔法师》）

一直以来我都愿意将布鲁诺·舒尔茨和弗兰茨·卡夫卡联在一起来讨论，他们之间的相似度是那么强烈，而这个相似的强烈更多地应归于共同的鼹鼠属性。这种鼹鼠属性，在其他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尽管有些作家反复书写的也是失败和苦难的结局，是本质上的“好了歌”。《红楼梦》里有疼痛和悲叹却不曾有写作中的忐忑，《哈姆雷特》同样如此，极有悲剧意味的《万卡》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建造文学中“可观看的悲剧”的时候，多数的作家们骨子里都有种暗暗的造物自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连接着作家的肋骨，他们将从一种挫败走向另一种更痛彻的挫败中。所谓鼹鼠属性，倒不是作家不相信他自己的创造和创造力，而是一种更为内在和深度的犹疑，一种骨子里对一切坚硬的恐惧和对坚固的怀疑，一种强烈的无力感。

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他们的鼹鼠属性，并在文字中获得弥散？个人境遇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多些还是民族性记忆的影响更多些？令他们深为不安、并将这种不安成分带入到文字中的“不安”究竟有哪些包含，他们更敏感于哪一点儿，“写作”这一创造性的建筑为什么不能将更多的强大和“自信”带给他们？……在布鲁诺·舒尔茨和弗兰茨·卡夫卡那里，抑或在诗人策兰那里，他们大约永远也产生不了“拿破仑用刀剑未完成的事业，现在我用笔来完成”——那种巴尔扎克式的野心勃勃。即使他们的写作中偶尔会强化某些“笃定”，笃定故事会如此发生，笃定人物会走向这一结局，笃定格里高尔·萨姆沙会在某个早晨一觉醒来时变成甲虫（弗兰茨·卡夫卡《变形记》），笃定父亲在和蟑螂的斗争中能够渐生蟑螂的性质“皮肤和指甲上开始出现蟑螂鳞片的黑点”（布鲁诺·舒尔茨《蟑螂》）……但这份笃定始终是“非本质”的，它所强化的其实更是这个“非我建造的世界”的坚固和难以抗拒，一种鼹鼠式的、面对这个世界超凡力量的无能。鼹鼠属性深深地贮藏于这份无能之中，他们所创造的、属于文学的“另外世界”也经受着这份无能、无力的浸染，并将那种惊惧感深切地体现出来。这或许不是一种有意和自觉，而是更深处的“无意识”潜在，甚至属于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潜在——

我猜度，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内在因质，“犹太人”身份或许是这一鼹鼠属性的根源之一，它会有一种如影随形的飘泊感，一种无法真正地在土地上扎根、所有的故乡从一开始就有强烈的异乡性的“动摇着”的感触，它深入于骨髓的里面，严重地甚至是本质地影响着个人和他所处群体的处事行为，尽管这一影响有时会被掩饰起来；来自“父亲”的、家庭的影响，而父辈行为又与飘泊、动摇和无力抓住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他们是“犹太人”身份的具体承载者，那种延脉了太久的“客居状态”始终是种提醒，也大大强化了他们行为的执拗和过度敏感，而这份执拗和过度敏感又作为一种文化的、生活的内在DNA在儿子的身上缓缓显现……从来没有一种“形成”是单一性的，它都会是复杂合力的结果，我们的有意清晰很可能是一件臆想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理解的活儿，但它却具有着某种显要的必要性——帮助我们认知文学的内部，同时帮助我们反观自己的写作和它贮含的可能——尽管我和我们的猜度不可避免地带有错谬的成分。在这里，共有的心理无意识潜在或许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个人生活和生活中的父亲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当然更为显赫的应是自我心性的形成，这里面有一个更为深泓和隐秘的涡流。

敏锐和由此导致的忐忑使他们具有了鼹鼠的属性，也破坏着他们自身的坚固感。四处都是强大得多、巨石一般的力量，他们只有躲闪。文学书写，或许是他们为自己建筑起的隐秘洞穴，他们试图……

02

作为隐喻：变化和保持着本质的“父亲”

在布鲁诺·舒尔茨与弗兰茨·卡夫卡之间——他们的相似性是那么地多，而他们之间的差异一点儿也不比相似性更少。在他们的小说中，“父亲”都是一个相当鲜明的角色，占有重量。而在对父亲的书写和塑造中，他们之间的差异真的一点儿也不比相似性更少。

对卡夫卡来说，“父亲”是压力和恐惧的核心源头，他的身上具有父权和王权的一切性质，还代表着惩罚、榨取和不容商讨的心安理得。不过，他的强大更多是针对自己的儿子，是种“内向型”强大，他的存在甚至可以诱发承受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变形记》里，“父亲”是一个显然的榨取者，用硬颚咬开“亲情”这个词的皮肤缓慢而毫无羞愧地吸吮，这种吸吮在格里高尔·萨姆沙死后还会继续，直到他再也无可吸吮他者为止；《判决》，父亲强词夺理地宣判带有权力的傲慢和威严，格奥尔格只得去死……布鲁诺·舒尔茨写下的“父亲”则全然不同，“父亲”这个词被他赋予了另外一种象征。在布鲁诺·舒尔茨短暂的一生里，父亲被无数次地刻画，雕塑，他的形体一次次消失或改变，又在另一处一次次“拖泥带水”地重新复活，直到，父亲的精神性形象和他的精神性形象融合在一起。从某种意味上来说，父亲，也是布鲁诺·舒尔茨的“约克纳帕塔法”，布鲁诺·舒尔茨的高密东北乡，被反复书写，不断地叠加——布鲁诺·舒尔茨把自己的认知、审视、体味、悲悯和情感都注入进这个词里：父亲。

这里的父亲，是失败者，是零余人，我们可以见到在他身体内部的软弱，这份软弱和他可以变幻的形象也是相连的，甚至相互证实。这个父亲：他是形容憔悴的苦行僧，一个病态的、干枯着的人；一个“仅剩一副小小肉体的皮囊和荒谬绝伦的怪癖”的人；一个和日常的生活渐行渐远的人；一个习惯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些模糊不定的事物的人；一个，生活在亦真亦幻的边界的人。在众多被塑造的零余人中，他凭借“父亲”身份和我们建立了血缘上的联系，更为明确地出现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可能是我们自己。我们看到这个失败的零余人是基本无害的——他只有躲避，抽身出去，心不在焉，却不曾生出榨取之心与危害之意。在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中有一个被反复用到的细节：女仆阿德拉只要动一动手指，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让这个父亲“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身后的一扇扇门，最后倒在最远的那个房间的床上，在阵阵痉挛性的大笑中一个劲儿地打滚，想象着那种他觉得难以遏制的挠痒。”父亲由此遭受着“摆布”，在他的身上没有那种威严感，他和父亲所象征的权力明显格格不入，只能是，一个较为彻底的弱者，一个让人怜悯和厌弃的“丑角”。他其实只要边缘的、幽暗的一隅，只要不伤害到他，就足够。

和其他被不断塑造的零余人不同，布鲁诺·舒尔茨的“父亲”有一个异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习惯独自的冥想，并能让自己沉浸其中；他有一个“另外的”、外人难以企及的领域。他是未完成的哲学家，是荒谬绝伦的思想者。

《鸟》，父亲先是面对炉子“研究起永远捉摸不定的火的本质，”后来又展现了“对动物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激情，最初，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浑然不分的激情。”《彗星》，父亲身上那种荒谬绝伦的思想者的性质获得了充分展现，而在《裁缝的布娃娃》，一个可能的艳遇事件则被夸夸其谈的父亲和阿德拉联手毁掉，小说中第一次充分展示了父亲的那些冥想，“直到今天，我才理解了那个孤独的英雄，他独自发起一场战争，试图反击正在扼杀这个城市的无际的、本质的乏味。在孤立无援得不到我们认可的情况下，那个最匪夷所思的家伙捍卫着正在失落的诗意理想”。

弗·莫里亚克于《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一文中，曾谈及自己的创作，他以经验者的姿态说明，“我摄取了现实中存在的环境、习惯、性格，但却赋予主人公以另一种灵魂。”然而在布鲁诺·舒尔茨这里，弗·莫里亚克的这条经验得到了反方向的运用：他保留下了主人公的真实灵魂，却将现实中存在的环境、习惯、性格尽数做出了改变。他换出了不同的幕布，设计了不同的剧情，剧中的主人公也不断地更换着面目，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某种“灵魂的恒定性”。他写下的《鸟》《蟑螂》《彗星》《父亲的最后一次逃走》，他写下……他写下的，是统一的、始终保持着隐喻性质的“父亲”。这个父亲身上有种模仿的嗜好，这种嗜好拉拽着他不断改变，从习性到外形——他的这些变化让我想起另外一个人，“古尔杜鲁”，在《看不见的骑士》中被卡尔维诺创造出的人物，这个奇怪的人也总是随意地“丧失自我”，在鸭群里他会把自己当成鸭群的部分，在青蛙中间他就把自己看成是青蛙，而在梨树中间他就是梨树，遇到刺猬他就会成为另一只刺猬……就连这个名字，古尔杜鲁，也是丧失自我的表征之一，在另一个人的口中另一段讲述中他的名字也会发生改变，另一个名字也可以对应到他。在布鲁诺·舒尔茨笔下，在父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种类的“自我丧失”：精神上的趋近让他和苦行僧式的秃鹰越来越像；逃避的习性让他成为了蟹，而在《蟑螂》一文中，他身上有了蟑螂的品质并非是出自于品性的接近而是屈服：“他已被疯狂所俘虏，不去与这种充满迷惑性的巨大吸引力对抗，反而完全地向它屈服”。“白天，他还能用体内剩余的力量来抵抗，与自己的痴迷作斗争。但是，到了夜晚，这种痴迷就会完全将他制伏。”父亲的这一变化多少有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性质，他未必多喜自己的这一变化，甚至有着抵抗和厌恶，但那种屈服的快感让他生出痴迷。事实上，这一“痴迷”多少是弱者的普遍状态，布鲁诺·舒尔茨抓住了它，甚至显得并不用力。

03

文本的解剖刀

“昏黄的冬日来临了，四处弥漫着无聊。铁锈色的大地上铺着一层白雪，犹如一条磨得露出织纹的寒碜的桌布，上面满是窟窿。这张桌布不够宽大，有些屋顶依然暴露在外，它们就这样屹立在那里，有的呈黑色，有的呈棕色，有的是木椽顶，有的是茅草顶，像一艘艘载着被煤烟熏黑的大片阁楼的小舟……”这段文字，是小说《鸟》的开始。它所建立的是氛围，是一股带有雪花碎片的寒冷气息，一股，在四处弥漫的“无聊”。接下来，布鲁诺·舒尔茨再次强化，“白天的寒冷让人腻烦，硬邦邦的，像是陈年的旧面包。人们使用钝刀子切着这块面包，毫无食欲，带着慵懒的冷漠神情。”这段文字并不算长但在整篇小说中却占有相当的比重，它以一种传统的样貌建构叙述的整体氛围和语调，并形成气息笼罩。它先建构了整体的色调和轮廓，然后以一种“硬转场”的方式将叙述的追光转向“父亲”：父亲不再出门。他封起一个个炉子，开始研究起永远也捉摸不透的火的本质……

我极为喜欢《鸟》在开头时的这段文字，它让我着迷，几乎可以背诵，几乎可以在背诵的过程中添加、减少其中的某些词，而让它随时地丰腴或简洁些……它在气息统摄上几乎是完美的，以至于我们或许会不自觉地沉在这种“昏黄冬日”的气息中，而忽略时间可能的流逝。事实上，我们如果略做思忖，会发现“昏黄冬日”的这张桌布真地不够宽大，布鲁诺·舒尔茨的叙述时长是“超过”它的限度的，其例证是：购买鸟蛋（来自汉堡、荷兰以及非洲的动物研究所）和孵化它们需要一定的时间，而雏鸟成长为成鸟能够飞翔起来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何况，小说的结尾部分，“有一天，春季大扫除，阿德拉突然出现在父亲的鸟的王国中”也有更明显的提示，冬日已经结束——然而那种属于冬日的寒冷气息却一直得到贯穿，它几乎具有一种不怎么流动的粘稠。因为着重，因为笔墨和它的气息，在我询问过的几位阅读者中他们竟也有同样的“错觉”，仿佛布鲁诺·舒尔茨控制了叙述时长，将它压缩在冬日一季……

《鸟》的叙述采取的是“块状结构”，它有一个简单的发展顺序，然后是这个顺序上的场景和情节的累置——这也是带给我们“冬日”一直未曾结束的感觉的原因之一。事实上，这个开头部分在建立了氛围感之后就不再构成故事推动，它和后面的主体故事其实是分开的，只是不经品啜我们未必会意识到而已。正是基于此，我觉得布鲁诺·舒尔茨的《鸟》可以有更贴近故事发展和脉络的开头，出于游戏，我曾在我的“小说创作学”课上为它“重新设计”：

一、“我们没有想到，父亲真地会把他那奇怪的、不着边际的想法付诸于实施。他竟然，不顾我们日子的日渐窘迫花费大量资金，真的从汉堡、荷兰，以及总部设在非洲的动物研究所订购了鸟蛋。

鸟蛋，大大小小的鸟蛋，包裹得严严实实，被装在木箱里、周围塞满了稻草、羽毛或羊绒一起送来的鸟蛋，或者只有极为简易的包装，只有一条细细的绳子捆绑就连颜色和花纹也看得一清二楚的鸟蛋，被镇上的冻红了鼻子、不断朝毛线手套里哈气的邮递员一次次地送进家里。

他来的次数太多了。有时，一天能敲门三次——以至，我和母亲都已经熟悉了他的脚步声与敲门的习惯节奏。‘又来鸟蛋了。’母亲斜着身子招呼阿德拉去开门，‘那些鸟蛋将会把我们从这个家里挤走的，我发誓。用不多久。我们家就要成为一个臭哄哄的蛋壳博物馆了，我发誓。’”

二、“父亲已经消失——不，我说的不是他从家里逃走或者已经死亡，而是另外的意思，是另外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一钻进阁楼的那个房间就再也不见人影，就将自己沉在——他真的是‘沉在’了阁楼里，那些五颜六色、不断鸣叫着飞高和沉下的鸟群遮住了他，让他原本的弱小不再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

我的意思是说，父亲在那间阁楼上建立了一个鸟的王国，而他则是这个王国的国王和唯一的仆人，而他只有消失在这个王国的时候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他情愿有这样的消失机会，这是他的创造也是他的建筑，他终于，能让自己从反复抱怨的账单生活中挣脱，沉在一个别人不愿意进入的、有着纷乱的羽毛和臭哄哄鸟粪气味的暗处。他满足于这样的消失，仿佛他就是消失的一部分，仿佛消失这个词是他最近才长出的羽毛，仿佛，消失才是他……总之，我的父亲已经消失，他消失在阁楼的上面，即使我和阿德拉将泡好的小麦以及不屑、不满和轻视一并运到阁楼上去的时候依然如此，他蜷缩在鸟群的后面，用一两根羽毛将自己遮蔽起来……”

题目即是核心，《鸟》所写下的即是父亲购买鸟蛋孵化出鸟来并在鸟群中隐身、让自己脱离具体生活的过程，而这一躲避最终也不能彻底，春季大扫除，女佣阿德拉冲上阁楼“摧毁”了父亲的王国，在所有的鸟都被赶走之后，父亲从那间遍布着鸟粪和各种散乱的羽毛的阁楼上下来，“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王位而惨遭罢黜的国王。”是故，我所设计的小说开头都是由中段部分、一个有些小紧张感的位置开始的，第一个（由父亲购买鸟蛋开始讲述）多少模仿了布鲁诺·舒尔茨的语式，而第二个（由父亲沉在他所饲养的、已经壮大起来的鸟群中开始）则采取的是萨尔曼·鲁西迪那样的讲述方式。它是题外的游戏但也不尽然全是，我将自己的这一游戏过程列入绝非是对这个短悍的文本无话可说，恰恰相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谈论至赫拉克利特时曾有感慨，“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对待文学，对待那些经典的、极有价值的文学，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用一种科学的、近乎冷酷的方式“推敲”，拆散，然后用自我的方式再将它们重新组合——有时，我会想办法提供新方案，至少会努力让自己有提供新方案的想法在。我愿意用我的方式、游戏的方式改写所有的征服过我的经典，而它一直让我受益良多。

回到小说的原有。父亲出场。他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沉浸于冬日的昏黄和无聊里。“开始研究起永远也捉摸不透的火的本质”半是真实半是调侃，它很可能是策略性地言说父亲的出神状态，人坐在那里，而神已不知飘向了何处。“他越来越同实际的事务隔得远了。”有了一境遇的铺垫，父亲购买鸟蛋的举动尽管略显出格但也就具有了合理。我们可以看到，布鲁诺·舒尔茨的《鸟》从父亲出场开始就呈现了轻度的“虚构”性质，它开始有了溢出生活的自设逻辑，随后是一步步加深，“虚构”的成分也越来越明显。

在父亲出场的那一块儿，文字依然是介绍性的，它是状态描述，描述了父亲的种种和他对具体生活的脱离，以及在母亲和女佣阿德拉之间谁更对父亲有影响些……至此，小说已经进行到三分之一处。“那时候，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的强烈的兴趣……”叙述再次转场，转移到核心故事上来了。“一切都是从孵化鸟蛋开始的。”

——如果将这句话作为小说的开头，又会如何？

从父亲购买、孵化鸟蛋开始，到它们被孵出成为真正的鸟儿，到它们成为一个色彩斑斓的王国，布鲁诺·舒尔茨用一种仿生学的兴致勃勃叙述着整个过程，他在小说中承认“这件事情也把我迷住了”。貌似随意却不应被轻视的话，在这里父亲和儿子之间建立了某种理解关系，“悯父”的情绪有了铺延的可能——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你是不会读到这样的话的。布鲁诺·舒尔茨兴致勃勃，在这段叙述之中那种属于冬日的昏黄终于昏减少了一些，而黄则有了更多的显现，尽管它并不亮眼，并且很快就再次黯淡。让叙述重新生出黯淡来的是一只鸟，一只秃鹫，它像极了苦行者或者喇嘛，“在庄严的孤独中沉思”——小说说，“它像极了我父亲的一个哥哥。”小说说，它和我父亲越来越像，“我望着那似睡非睡的秃鹫的时候，总是禁不住产生这样的印象，我同一个木乃伊在一起——我父亲的去掉了水份的、干缩的木乃伊。”随后，布鲁诺·舒尔茨绝妙、天才地添加了一句，“它和我父亲共用一个便壶。”

小说写到这里那种虚构的晕眩开始强化，它并不“严格”地遵循于生活逻辑了，它与第一段描述冬日雪景的那种落实发生着松动。之后，虚构的晕眩再次叠加，“父亲”的行为有了一种轻微的怪异感：他住进了鸟群中去，有时几个礼拜都看到不父亲的身影；“偶尔地走神，从餐桌旁的椅子上站起来，摆动两条胳膊——好像胳膊是翅膀似的——接着发出一声悠长的鸟鸣音。”“那时候，他的两只眼睛像蒙着一层淡淡的薄翳。”（之前，布鲁诺·舒尔茨提到那只似睡非睡的秃鹫眼睛仿佛患有白内障，现在，它“传染”给了父亲。）

——这是小说中最为紧密的一块儿，它中间有几次柔软的叙事转场但不明显，几乎构成一种完整的顺接。它，也是小说最核心的描述部分，占有一大半儿的篇幅。猜度，我再次使用没有资料支撑的猜度来猜度：布鲁诺·舒尔茨在写作这篇《鸟》的最初，他可能预设了故事的最终结局，预设了父亲对鸟的饲养以及与鸟的亲密关系，但写下秃鹫和父亲“共用一个便壶”是写作过程中的意外添加，它可能并不是预先的设计；有了这一意外添加，他后面的添加也就更为大胆，在“父亲”身上添加出更多鸟的品质，这种品质甚至会让父亲也感觉到困窘。我猜度，布鲁诺·舒尔茨在写作的事先已经预设了父亲与鸟群的亲近，可亲近到什么程度他并没完全地想好，直到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掂量”出一只品性和父亲相近的秃鹫，接下来就变得水到渠成……之所以如此猜度，是因为我也是一名写作者，我在阅读和拆解他者的小说时往往会是“体验式”的，我会一直跟踪设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如果是我我会怎样……”

在写到父亲越来越“脱离生活”、越来越向“鸟类”靠近的时候，叙述的势能开始有所耗尽，它在完成对父亲形象塑造的同时也几乎消耗尽了故事的前推力。不得不承认，布鲁诺·舒尔茨故事的前推力都不够丰沛，他的小说不靠故事的曲折取胜而是语言和氛围，是其中弥散着的情感和情绪……是故，他的小说都不长，譬如这篇译成中文只有四千余字的《鸟》。适时地，小说的结尾部分来了，它是小说中具有强烈回音的高潮。这是小说的最后板块。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春季大扫除，女佣阿德拉突然出现于阁楼上：

“她毫不犹豫，猛地推开一扇窗，靠着一柄长扫把的帮助，把所有的鸟都搅得活动起来。一个由羽毛和翅膀形成的吓人的云团，就这样四散着升了起来，并发出一阵阵尖叫；阿德拉却像是巴库斯酒神怒气冲天的女祭司那样，在酒神手杖所发出的旋风的保护下，跳着毁灭的舞蹈……”她，把父亲的王国打碎了。把父亲的饲养全部驱逐出去。

“过了一会儿（请注意布鲁诺·舒尔茨的‘过了一会儿'！），我父亲走下阁楼——他是一个绝望的人，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王位而惨遭罢黜的国王。”小说的最后拖着漫长的尾音，它始终在颤抖，有一种易碎的性质。

再从技艺的角度来审看这篇小说：它由实入虚，在建立了一个貌似落实的场景和氛围之后慢慢地转向明显的虚构，让想象的成分缓缓增加——在这篇小说中，想象的重量并不均衡，然而布鲁诺·舒尔茨的不断叠加并没有破坏掉阅读的“信任契约”，这种渐进有效地缓解了骤然强化虚构、溢出生活样貌而带来的不适。块状结构，是它的第二个特点，它基本上是由拼贴的板块来完成的，每个板块负责完成一项“任务”，譬如第一板块负责建立氛围和境遇介绍，第二板块负责呈现父亲的生活和对现实的脱离，第三板块，则是父亲孵化鲜蛋，建立鸟的王国，第四板块，父亲在鸟的王国里，他越来越像是“另一只鸟”，第五板块，鸟的王国被女佣摧毁……块状结构保障了故事的明晰性，也大大减弱了阅读对于故事的环扣要求。同时，我们注意到布鲁诺·舒尔茨的《鸟》像他其他的小说“一样简洁”，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没有展开的向度，只有一种情绪在不断缠绕和极度粘稠的凝结感，然而却能够生有经久的、不断延宕的回声。

不得不承认，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设计感”不强，他有时会过于信马由缰，因此上他的有些小说完成度、均衡度并不高——然而他的小说却是有魅力的，有着给人胸口一击、让人在读后依然沉在情绪的涡流中的力量。

04

在精妙与繁复的修饰之间

我想再一次，拿布鲁诺·舒尔茨与弗兰茨·卡夫卡相对照：假如说，依照纳博科夫的说法卡夫卡的小说语感只有“黑白两色”的话，那在布鲁诺·舒尔茨这里则骤然变得色彩缤纷起来，他习惯在色彩之上涂抹色彩，让它生出某种直至过强的璀璨感；他习惯有意的妆饰性，就像克里姆特在自己的绘画里所做的那样。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字本质上是诗的，有着教堂穹顶彩色玻璃的性质。

卡夫卡的语言简洁，直接，不重装饰，只有叙述和对话的言说，你几乎找不出那种精心的比喻；但在布鲁诺·舒尔茨那里，比喻被充分地使用着，新奇而贴切，简直让人叫绝。而且，他的比喻往往有某种连绵性，譬如说冬日的白天像陈年的旧面包，而对时间的打发则是延续“旧面包”的比喻进行的：“人们开始使用钝刀子用力地切着……”它们之间还有相扣的环儿，这种方式也颇有新奇感。在诸多同时代及后时代的作家那里，具有修饰性的形容词是尽可能抹掉的，而在布鲁诺·舒尔茨的文字里却是叠加，甚至是反复地叠加，他把每个词都打磨得有了细细的光。和性格相联的“反方向风格”让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在语感上呈现了极强的异质性，也会生发出小小的不适来：它显得过于文艺。我想布鲁诺·舒尔茨应当遭受这样的指责，就像这种“过于文艺”的指责也会针对于莎士比亚和马尔克斯一样。在简洁和修饰之间，我承认以我的偏好会略略地倾向于修饰一些，因为它们有时会让我讶异，让我拿出更多的耐心反复品味。还因为它们时常会有特别的陌生，这种陌生使它区别于庸常。文学，在传达知识、智慧和对人的幽暗区域的认知之外，应当还要完成它的艺术美，完成它对母语的丰富和拓展，使自己的母语变得更为丰富，准确，精妙和意味悠长。

区别于庸常，属于布鲁诺·舒尔茨的那种奇妙的魔法性也可以局部建立，让你惊讶于他的奇思妙想，让你对这份奇思妙想怀有会心的敬意。在一篇小文中卡佛曾谈到，作家应保持“对每一次的日落和旧鞋子保持惊讶的能力”——是的，这是一种可贵的能力，一种值得作家们反复自我提醒的能力，他需要在所有的熟视无睹中做出重新的发现，让一切的旧都有初见的新奇。《肉桂色铺子》，小说写到“我”穿过距离校园很近的公园，灌木丛中时常有黄鼠狼、貂鼠等动物的出没，布鲁诺·舒尔茨先是发现了属于动物身上的“羊皮般的臭气”，这时幻觉来了，想象来了：“我们怀疑，它们中间就有这所学校陈列室里的展品。虽然那些展品的内脏已被摘除，毛也拔了，但仍然感觉得到在那个白晃晃的夜晚，在空空荡荡的躯壳中，那种永恒不变的本能发出的声音，那种木偶般的焦灼欲望，它们回到这片灌木丛中只是为了过上片刻虚幻的生活。”想象的奇妙与语言的装饰性精妙紧紧地粘合，它使布鲁诺·舒尔茨的叙述变得绚丽，过度繁华——当然其中包裹着的依然是忐忑、敏感和小小的忧郁。

许多时候，在谈论文学语言的时候，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使用“一条标准”而否认另外的标准，以一种审美样态否认另外的审美样态，在我看来它是值得商榷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审美偏好，但我不会轻易地只站在某一边。我审视语言的好与不好，第一标准是它与叙述的内部诉求是不是无限的“贴”，二是它的准确性，三是它是不是能留给我强烈的回味感，四是，它有无让我陌生或者惊讶的地方。我看重表达的自恰与丰富，在这个基础上，我略喜欢精妙的修饰，恰到好处的精妙修饰往往使平常变得神奇，同时有了更多可品啜的滋味。我喜欢甚至是极度喜欢在汉语中的布鲁诺·舒尔茨，我觉得，他也是那种比我还会使用汉语的作家。在这点上，他获得着敬意。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