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华：鲁迅的上海研究与杂文写作
摘要：“上海”作为鲁迅20世纪30年代杂文写作的语境，使鲁迅形成了以上海为方法观察和理解中国的眼光，认为上海可以表征当时整个中国圈层化的状况。鲁迅从媒介（话语）、直接经验、颠倒表里和乡下人自觉等四个视角研究上海，充分拓展自己以上海为方法观察和理解中国的丰富内涵，从而展现出动态的阶级意识，提升了杂文介入社会的能力。因此，鲁迅虽然重视小说，但选择以杂文作为主要的写作形式，通过杂文介入上海的文化政治实践。但鲁迅对以上海为方法仍存怀疑，也怀疑在上海建构具有历史主体性的对象的可能，遂转而在乡愁的意义上书写“荒村”，将目光投向上海之外。
鲁迅在上海写杂文，这关联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写作主要是杂文；二是鲁迅的杂文主要写于上海时期。针对这两点，学界形成了三种比较重要的研究路径：第一种以钱理群为代表，主要强调鲁迅在上海时期的杂文写作表现出一种真的知识阶级的独立性和批判性[1]；第二种以郝庆军为代表，通过分析鲁迅1933—1934年间的杂文写作如何重返政治领域，认为鲁迅的杂文写作呈现了一种政治诗学[2]；第三种以代田智明为代表，通过分析鲁迅杂文的署名和投稿形态，认为鲁迅化身为媒介者，有力地介入和撬动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化政治运动和板块构造[3]。三种研究路径都很好地提升了对“鲁迅在上海写杂文”的理解，并或隐或显地启发了一个重要命题：作为语境的上海与鲁迅杂文的形式有何关联？
要解答上述命题，首先，要描述鲁迅与上海发生关联的基本事实；其次，要分析鲁迅理解上海的基本方式；再次，要分析鲁迅的杂文形式与这些基本事实、方式的关系。因此，分析上海语境与鲁迅杂文形式的关联，也可以理解为从形式出发分析鲁迅的上海研究与杂文写作。
一、以上海为方法
鲁迅与上海发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早，1897年前就购买了不少上海出版的书刊，如《点石斋丛画》《格致汇编》[4]。1898年5月2日，他自绍兴出发去南京求学，即途经上海[5]，此后三四年往返，均途经上海[6]。1902年3月24日，鲁迅去日本留学，也途经上海[7]。1903年9月10日途经上海时，鲁迅曾与周作人一起去四马路买书和观剧[8]，“四马路”这一地名后来也多次出现在他上海时期的日记、书信和杂文中。此后关联渐多、渐紧要，如1906年，鲁迅与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发行[9]；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不仅在东京群益书店销售，也在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10]等。概言之，鲁迅与上海发生关联的时间极早，渊源极深，不宜从1927年与许广平定居上海时算起。尽管如此，鲁迅对上海似乎始终格格不入，甚至颇有恶感[11]，令人费解。
就杂文而言，鲁迅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时，即在“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三”等篇中批评上海《时事新报》增刊《泼克》虽“模仿西洋”而“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12]。1922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 “以震其艰深” 》《所谓“国学” 》《不懂的音译》诸文，则批评上海的所谓“国学家”其实是鸳鸯蝴蝶派文人而已，“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13]，同时期其他文章中也有类似批评。鲁迅如此批评上海的文化现象，除了现象本身的确可议，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新青年》“四面受敌”，鲁迅认为自己对付的是敌人[14]。这些都不难理解，也呈现了鲁迅看待上海的方式，即站在《新青年》的立场上批评上海文化。
更为重要的，是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特点。这最早见于《记“杨树达”君的袭来》（1924）一文：
他说着，脸上做出凶相，手在身上乱摸。我想：这少年大约在报章上看了些什么上海的恐吓团的记事，竟模仿起来了，还是防着点罢。[15]
鲁迅当时正与陈源论战，精神紧张，容易言过其实。他判断一个出现在自己家里的不速之客，想到的竟是对方模仿了上海的恐吓团，可见对上海报章相当熟悉，不自觉地以之为分析眼前突发事件的参照。而这在《女校长的男女的梦》（1925）一文中，有更进一步的表现：
我不知道事实如何，从小说上看起来，上海洋场上恶虔婆的逼勒良家妇女，都有一定的程序：冻饿，吊打。那结果，除被虐杀或自杀之外，是没有一个不讨饶从命的；于是乎她就为所欲为，造成黑暗的世界。
这一次杨荫榆的对付反抗她的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们，听说是先以率警殴打，继以断绝饮食的，但我却还不为奇，以为还是她从哥仑比亚大学学来的教育的新法，待到看见今天报上说杨氏致书学生家长，使再填入学愿书，“不交者以不愿再入学校论”，这才恍然大悟，发生无限的哀感，知道新妇女究竟还是老妇女，新方法究竟还是老方法，去光明非常辽远了。[16]
鲁迅将杨荫榆比作上海洋场的恶虔婆，较明显地表现出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眼光。上海洋场恶虔婆逼良为娼的程序，成了鲁迅观察杨荫榆的透镜，他由此发现杨荫榆虽留学美国但思想老旧的秘密。假如缺少关于上海洋场的知识，鲁迅应该不至于不知道如何判断和批评他的论敌，但借助这一知识，表达就变得极为生动。这就意味着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眼光，不仅内含着新中见旧的洞见和思维方法，而且呈现了一种特殊的修辞效果，于并置中形象地捕捉人事，既纤毫毕现，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背后正是鲁迅所谓“砭锢弊常取类型”[17]的方法。
在上述两例中，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人事的眼光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等到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时，鲁迅就非常自觉了：
倘照这样下去，中国的前途怎样呢？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只好用上海来类推。上海是：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将来呢，倘使还要唱着老调子，那么，上海的情状会扩大到全国，苦人会多起来。因为现在是不像元朝清朝时候，我们可以靠着老调子将他们唱完，只好反而唱完自己了。这就因为，现在的外国人，不比蒙古人和满洲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18]
在这里，鲁迅不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具体的人事，而且上升到对整个中国的观察，从而真正在方法论意义上确立了自己以上海为方法的眼光。在鲁迅的观察中，上海呈现出圈层化的特点，“最有权势的是一群外国人，接近他们的是一圈中国的商人和所谓读书的人，圈子外面是许多中国的苦人，就是下等奴才”，这其实可以说是对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形象表达。而且，鲁迅认为这不是独属上海的地域性现象，可以“类推”到全中国，且由于“他们的文化并不在我们之下”，鲁迅认为必须学习“他们的文化”，进行文化和政治变革。也就是说，鲁迅此时自觉地意识到，上海是整个中国的象征和隐喻。此后，他甚至将这一理论逻辑化为亲身实践，用杂文在上海战斗。因此，他选择定居上海，虽与之格格不入却并不离去，实在有人事纠葛和生活要求之外的更高理由。
同样值得分析的，是鲁迅以上海为方法的自觉在多大程度上与香港有关。这需要从其对香港的观感开始分析。赴香港演讲后，鲁迅写了两篇直接谈香港的文章，即《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在前者中，鲁迅主要写了自己演讲前后遇到的两个人和看到的两篇文章：一个人是船员，教他如何规避捕拿的危险，另一个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自述向英官申辩赢了，但结果还是输；一篇文章是港督金文泰鼓吹中国国粹的演说词，另一篇是《循环日报》上的广告《香港城余惠卖文》，形式是七律七绝对联，内容是香港、青山、荻海、花地、日本、圣经、英皇、英太子、戏子等[19]。通过写这些，鲁迅呈现了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驳杂情形，与他在演讲《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对上海的概览式描述形成双城对照，从而深刻地暗示了殖民的后果，以及对上海进行研究、寻找文化和政治变革契机的必要。在《再谈香港》一文中，鲁迅详细地描写自己在香港遭受的羞辱后表示：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20]
这种对香港进行圈层化识别的方式与其对上海的描绘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说是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香港的结果。但需要强调的是，在香港的经历触发了鲁迅对圈层化问题的自觉思考，从而明确以圈层化的眼光观察中国。进而言之，香港现在已是“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那么，文化和政治变革的中枢在哪里？在这样的问题脉络里，上海浮现在鲁迅的视野中，并成为他理解中国的方法。
在上述迹近蹈虚的分析背后，是鲁迅1927年10月3日起定居上海的事实，这夯实了鲁迅思想和实践之间的空隙，他此后试图引导他人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1929年，鲁迅从上海回北京，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主要讨论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其中细致讲述了“新的势力来到了”后上海租界的圈层化状况，强调被“外国人”和“懂得外国话”的人欺骗的老百姓“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21]。这种对上海圈层化问题再三言之的现象表明，鲁迅不仅非常自觉地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而且试图引导他人以类似的方法观察各自所在地域，从而形成一种学习和变革的自觉，即通过积极学习外来文化摆脱落后的文化状态，打破“外国人”和“懂得外国话”的一圈的文化控制，夺取属于老百姓自己的文化政治权利。从内容上看，所谓“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和“知道得多一点”仍然延续着《新青年》的启蒙主义思路，但其背后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已超越了“五四”的文化政治逻辑，依托的不再是某种外来的思想观念，而是在地化的人群及其文化政治境遇，从而与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形成对话。后来的事实表明，鲁迅在这里展现出的对话意识，不仅不存在敌意，而且为自我的超越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向度。鲁迅所谓“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22]，除了说明他在谋生的意义上不想继续留在政、教两界，更意味着一种具有革命性的选择[23]：鲁迅以上海为方法的眼光不仅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而且逐步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相结合，发展出更为激进的文化政治判断。
这一点在《电影的教训》（1933）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鲁迅先回忆自己在家乡看旧戏的经验，写农人如何共情于《斩木诚》里的忠仆，接着写上海影院中“黄脸的看客”如何共情于电影中“黑色的忠仆”，最后借电影《瑶山艳史》讽刺“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不仅空虚，而且论客已堕落到只能幻想“开化瑶民”了。通过写在上海看电影的具体经验，鲁迅做了极为清晰的阶级论分析：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24]
这里浸透着鲁迅独有的观影体验，“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即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即指统治阶层的附庸，银幕中的白人和黑人即指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资本家和奴隶。以银幕为中介，鲁迅发现了“黄脸的看客”精神上的症候，即甘为忠仆，毫无阶级反抗的意识。因此，鲁迅在文中自称“下等华人”，既指向自己在阶级身份上作为统治阶级附庸的存在，更指向一种阶级意识的觉悟，只有不再共情于银幕中的设定，不安于既有秩序，才有可能“冲破了这一个圈子”。这就是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的眼光与阶级论结合后产生的更激进的文化政治判断。
二、研究上海的四种视角
鲁迅采用四种不同视角研究上海：1. 透过媒介研究上海；2. 通过日常生活空间研究上海；3. 通过颠倒上海的表里研究上海；4. 通过乡下人的身份自觉研究上海。这四种视角前后相续、相辅相成，构成了极具系统性的研究视野。
鲁迅在上海定居前，虽然也曾多次途经上海并短暂逗留，但熟悉的主要是媒介意义上的上海。定居上海后，鲁迅最早通过媒介来研究上海的文章是1928年1月21日发表在《语丝》上的《〈某报剪注〉按语》：
我到上海后，所惊异的事情之一是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无论怎样惨事，都要说得有趣——海式的有趣。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要受奚落——赏玩的奚落。天南遯叟式的迂腐的“之乎者也”之外，又加了吴趼人李伯元式的冷眼旁观调，而又加了些新添的东西。这一段报章是从重庆寄来的，没有说明什么报，但我真吃惊于中国的精神之相同，虽然地域有吴蜀之别。[25]
虽然剪报内容是关于重庆的新闻，但按语的兴奋点却全在上海。在由剪报触发的对上海媒介的观察中，鲁迅不仅指出上海的新闻已“章回小说化”，而且概括出“海式的有趣”，并由此推论“中国的精神之相同”。这种曲折的表达背后是鲁迅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的眼光的延续，同时增加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即上海在媒介上表现出一种令鲁迅惊异的“海式的有趣”。按照这一线索读鲁迅在《文学与出汗》（1928）一文开头写下的“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26]，应该意识到“上海的”三字不仅标示地域，而且会跟“海式的有趣”产生关联，有一些嘲讽的意味。而鲁迅研究媒介中的上海的名文《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对上海文艺的批评就充满了讽刺意味。鲁迅认为，在上海不仅鸳鸯蝴蝶派是才子加流氓，而且创造社“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27]，这就不仅是文人的问题了，上海这一地域也大有干系。虽然鲁迅并没有在文中明言上海有何干系，但结合其他文章中对上海圈层化的描述可以推论，鲁迅讽刺媒介意义上的上海，与他的切身体验有关。这就不仅是关于话语的话语[28]问题了，鲁迅在上海写杂文的形象，也超出了游弋于各种话语现象之间的媒介者形象。
对鲁迅而言，更重要的上海形象的透视点源于其根据自身的日常生活空间体验形成的观点。这一观点首见于发表在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4卷第7期“通信”栏的《〈“行路难”〉按语》：
从去年以来，相类的事情我听得还很多；一位广东朋友还对我说道：“你的《略谈香港》之类真应该发表发表；但这于英国人是丝毫无损的。”我深信他的话的真实。今年到上海，在一所大桥上也被搜过一次了，但不及香港似的严厉。听说内地有几处比租界还要严，在旅馆里，巡警也会半夜进来的，倘若写东西，便都要研究。我的一个同乡在旅馆里写一张节略，想保他在被通缉的哥哥，节略还未写完，自己倒被捉去了。至于报纸，何尝不检查，删去的处所有几处还不准留空白，因为一留空白便可以看出他们的压制来。香港还留空白，我不能不说英国人有时还不及同胞的细密。所以要别人承认是人，总须在自己本国里先争得人格。否则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吸吮，各处将都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29]
借力读者来信，鲁迅一方面“反刍”自己的香港经验，另一方面则调整视角，将自己在上海的切身遭遇补充进来，呈现上海（包括整个中国）的日常生活空间可能被“洋人和军阀”联合“吸吮”的未来，从而使文中对上海的描述不再仅与话语有关，更关联着作者“在一所大桥上也被搜过一次了”的具体体验。进一步发挥这种切身体验的杂文是《推》《 “抄靶子” 》《 “吃白相饭” 》《 “推”的余谈》诸篇，它们营构了极为丰富、立体的动作修辞学面貌[30]，更建构了充满鲁迅式的政治意味的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在内容上，这些杂文填实了鲁迅关于圈层化上海的判断，各种日常生活空间的细节都在其中，无需一一备述。更重要的是，在形式或写法上，这些杂文往往从媒介和话语意义上的上海写起，接着转入鲁迅的亲身经历，充满对日常生活空间中的政治意识的体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推》，该文发表在1933年6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以新闻报道上的公共性事件为由头，调动个体经验坐实新闻报道的生活实感，然后推论上海不同圈层之间的动作关系，即洋大人和高等华人推、踏一切下等华人，高等华人将下等华人的牺牲视为物质和献祭，是一篇既具体又抽象的杂文。而这篇杂文成立的关键，并不是新闻报道和高深议论，而是鲁迅的个体经验，如“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的经验，“洋大人”“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上等”的同胞“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31]。夷考其实，鲁迅文中引述的新闻应是当年5月4日《时报》第5版的《为生活而奋斗之卖夜报童子惨死》，这条关于日常生活事件的“章回小说化”的新闻中有“土根攀车兜卖，当下车时，有一乘客亦下，因急之而走，其足踏住乘客之衣襟，乃该乘客即将土根拉住一推，人小力微，竟跌在电车与拖车接线之中间，时卖票人方打铃开车，故司机者立即驶行，遂将王土根碾在其中”[32]等描述，系鲁迅文章转述的原文。但鲁迅文章开头说“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这意味着他对那一条新闻并不责求其实，“好像登过”而已；也有可能是他厌恶那条新闻“章回小说化”，故意将一个多月前的新闻说成“两三月前”。事实上，对鲁迅而言，即使那条新闻是谣言，或者自己记错了，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远比新闻报道来得真实。在这里，鲁迅调动的是自己“在上海路上走”的经验。正是依赖这种直接经验，文末的戏仿“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显得格外生动有力，将抽象的议论升格为对上海高等华人的人格形象的定位。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时报》上“章回小说化”的新闻报道，鲁迅不仅无意“赏玩的奚落”，而且有意调动自身的经验反抗对悲惨世界的廉价同情，去召唤一种集体的反抗，“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我们”都是不应止于同情，而应投身反抗的人。这一点在《倒提》一文中有更直接的表示，鲁迅呼吁“合群改革”，共同起来反抗，而不是“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33]。
在写出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阶级政治状况的同时，鲁迅并未畅想无产者才有之未来究竟如何，这是非常特别的。而其中的原因可以从鲁迅写《推》的同一天，即6月8日所写的《夜颂》开始谈起。这篇被推许为写出了“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风景和上海意象”[34]的文章，实际上并未出现“上海”二字，更像是鲁迅内窥其心的另一种极致表达，像《野草》又与之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在写出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同时，鲁迅也在探寻自我的内面，并由此建构自己理解上海的深度模式。在文章中，鲁迅先写出一句“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自喻的性质很明显，“孤独”“有闲”“不能战斗”“怕光明”都是论敌送给鲁迅的徽号，但他借以表达的是自己对集体、劳动、战斗和光明的渴望。不过，他并没有直接讴歌这些内容，而是强调人在白天和深夜的区别，认为“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然后能看清“一切文人学士”“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理解“高跟鞋的摩登女郎”的窘困，与她“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最终明白，“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并承认“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35]。在这里，一切繁荣的市景都是幻象，掩盖了类似《推》所勾勒的阶级政治问题。鲁迅将整个“光天化日”下的上海透视为“黑暗的装饰”，只是看似光明而已，真正的光明是夜所给予的，从而实现对上海表里的颠倒。这种颠倒表里的透视法，可能正好是鲁迅对上海进行圈层化理解的内在结构。它可以通向《推》《倒提》那样的对阶级和社会政治的理论分析，但它内含的更重要的面向应该是一种感性学，即鲁迅沉浸于其中时，即使为集体、劳动、战斗和光明所激动，也仍然孤独、寂寞，并因此更加憎恶“自在暗中”所见的“黑暗的装饰”，却不容易发生对无产者未来的想象。这里有一种社会政治和阶级政治背后的形而上学，它既是鲁迅精神世界内面向外部的彻底开放，所谓“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36]，又是一种集体政治的感性学，即鲁迅是在孤独、寂寞时，从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想象中得到安慰和宁静，并进而产生对“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这一集体的同情和共情。因此，他的孤独、寂寞之感呈现出更加辩证的气质，具有想象历史方向的高度。
鲁迅颠倒上海表里的透视法，在《秋夜纪游》（1933）中有更具实践性的表述。该文主要内容很简单，写“我”在秋夜漫步时用石子打中“吧儿狗”的鼻梁。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写法形似《野草》中的《求乞者》，但内在精神完全不同。敢于投出石子的“我”“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真正唤醒了危险中所感受到的“自己生命的力”[37]，鲁迅“自在暗中”，发现了“吧儿狗”所表征的上海的黑暗、危险，并以实际行动进行反抗，充满自信。“吧儿狗”很容易让人想起名文《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其现实指涉很清晰。将投出石子的细节与鲁迅视杂文为匕首、投枪的观点相联系，可知鲁迅确信自己写杂文正是投石打狗，喻指击中论敌维护现状和权力的逻辑要害，从而获得击退历史发展阻力的效果。因此，鲁迅在上海写杂文乃是把握住历史方向的行动。这就意味着，与《夜颂》形而上学的气质相关，鲁迅在《秋夜纪游》中发展了想象历史方向的维度，投石打狗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实践，呈现的是“我”因为有所行动，终于找到了光明的所在。因此，“我”之“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乃是拥抱历史发展的感性学，暗示着鲁迅的写作很可能开掘出超越讽刺和反讽的面向。
同样的透视法也见于鲁迅以“上海”为关键词的杂文《上海的少女》和《上海的儿童》，两篇文章都发表于1933年9月15日《申报月刊》第2卷第9号。《上海的少女》关于上海少女早熟的描写曾引起论者对上海现代性神话基础的理论建构[38]，但鲁迅更加看重的是上海少女所身处的“险境”：“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39]《上海的儿童》对中外儿童的比较与1934年8月7日写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观点差别不大，但主旨很不一样。后者主要谈的是向外国学习与爱国不矛盾，前者则延续了《上海的少女》的问题，认为中国的儿童也处于“险境”，必须为儿童“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否则就是“只顾现在，不想将来”的“更大的错误”[40]。鲁迅之所以能发现“险境”，自然是延续了颠倒上海表里的透视法。而“将来”问题的提出，显然不再是《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主题的简单复现。在《狂人日记》那里，“救救孩子”后面是一连串省略号，这意味着对未来缺乏想象的线索，只是一种徒然、焦虑的期待，而此时鲁迅已有对社会改革的明确要求和对历史方向的准确把握。因此，鲁迅颠倒上海表里的透视法，不仅透视出了光明和未来，而且使其相应的杂文写作也化为积极的力量，抵拒甚至消解自己对上海的格格不入和恶感。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上海研究水准也获得了提升，可以超越一己之私。
鲁迅不仅在颠倒上海表里的透视法中提升了自己的上海研究，而且在自己相对于上海而言的乡下人身份中，获得了研究上海的最后一副透镜。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其他文体的写作，都有明显借重和依赖乡下或乡下人的现象，茅盾当年还因此认为鲁迅的文学世界里都是老中国儿女[41]，这些现象并不是鲁迅相对于上海而言的乡下人身份的自觉。事实上，当鲁迅在研究和批评上海的杂文中提及乡下人时，通常仅仅在批评上海的某种现象，而非对乡下人身份的认同。例如在《流氓的变迁》和《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都提到上海流氓欺负乡下人，后者是这样写的：
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42]
很显然，这里很难识别出乡下人身份认同的因素，但并不妨碍鲁迅借乡下人在上海的遭遇勾勒上海流氓忽中忽西、毫无特操的面目，从而批评上海文人的作风。这种看似城乡二元对立的批评逻辑在整个世界现代史上都不鲜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以沈从文为代表。而鲁迅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以乡土隐喻中国，并非对抗或批判城市，而是为了将上海的意义复杂化，将自己观察和研究上海的视角复杂化，从而更好地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
不过，由于越来越多地借重和依赖乡下，鲁迅在上海写杂文时，也终于出现了乡下人身份的自觉。在《弄堂生意古今谈》（1935）一文中，鲁迅一开头就写：
“薏米杏仁莲心粥！”
“玫瑰白糖伦教糕！”
“虾肉馄饨面！”
“五香茶叶蛋！”
这是四五年前，闸北一带弄堂内外叫卖零食的声音，假使当时记录了下来，从早到夜，恐怕总可以有二三十样。居民似乎也真会化零钱，吃零食，时时给他们一点生意，因为叫声也时时中止，可见是在招呼主顾了。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昭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找过词汇的呢，还是怎么的，实在使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一听到就有馋涎欲滴之概，“薏米杏仁”而又“莲心粥”，这是新鲜到连先前的梦里也没有想到的。但对于靠笔墨为生的人们，却有一点害处，假使你还没有练到“心如古井”，就可以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东西来。[43]
从上海市井叫卖声写起，鲁迅写到被自己谥为“洋场恶少”[44]者所提倡的《昭明文选》，然后就带出了令人意外的“我似的初到上海的乡下人”。这一表述既对应上海市井的声音，也对应洋场恶少的做派，不像是作者事先有意想到，倒像是由文生文的一次戏笔，鲁迅在无意识中暴露了自己乡下人的身份认同。查考此文手稿，修改痕迹不少，但鲁迅并未修改此句[45]。可以推测，鲁迅在修改时确认了自己“初到上海的乡下人”的身份，产生了相应的身份自觉。鲁迅自觉自己乃是“初到上海的乡下人”，别有现代知识者或知识分子身份所无法遮蔽的经验和情感，是为上海所排斥的。他也正是因为乡下人身份而别具透视上海的能力，发现了上海的特点和症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松动了以上海作为中国之缩影和隐喻的观察方法，打开新的思考中国的向度。虽然如此，鲁迅却在文章结尾写道：
独唱，对唱，大布置，苦肉计，在上海都已经赚不到大钱，一面固然足征洋场上的“人心浇薄”，但一面也可见只好去“复兴农村”了，唔。[46]
他并未因为乡下人身份的自觉去呼应“人心浇薄”的道德论述和国民党政府“复兴农村”的政治构想，而是仍然在批评和研究上海的意义上理解以上海为方法的可能性。这可以说是鲁迅在上海写杂文最具辩证性的一个面向，虽在杂文中针砭上海的种种症结，却仍然留在上海写作，紧紧抓住上海作为方法的可能性。
在这一辩证性的面向中理解鲁迅1936年9月19—20日写作的《女吊》一文，显然会别开生面。曾有论者精细分析该文笔致和思想趣味，最后认为“鲁迅借女吊来抒情，来为他的人生作一定格”[47]，将关注点放在鲁迅个体的情感需要和表达上，诚可谓之洞见，但鲁迅明显以上海的文人、文化现象为标靶的一层就被淡化了。《女吊》第二段和最后一段的下述文字，曲折表达了作者在上海写杂文时的乡下人身份的自觉：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
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48]
绍兴与上海并举，表明了作者对上海“前进作家”的憎恶。在这里，鲁迅自然不会错过自己的绍兴人身份。实际上，他要在这里提出的恰恰是绍兴的女吊能够为作为一个集体的被压迫者提供什么，以此打破“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的话语控制，看透“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被压迫者”构成了绍兴女吊和上海的“下等华人”之间的共情纽带，不是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不是引入乡下资源以拯救城市的问题，而是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政治问题，上海与鲁迅乡下人的透视法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超越城乡二元对立的理论和情感视域。在看似抒情和乡愁的表达里，鲁迅仍然有着基本的政治敏感和觉悟，试图在上海复杂的媒介环境中掀起战斗的声浪，打破“凶手或其帮闲们”的文化政治想象。因此，在鲁迅乡下人的透视法里，一方面丛生着他作为客居者对上海格格不入的恶感，另一方面则仍然扩充着其研究上海的视野，使其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的行为具有更高强度的阶级政治能量。
三、上海迷思
在如此高强度的以上海为方法的情感和政治建构中，鲁迅主要的实践行为是写杂文，这使得对鲁迅杂文的分析不得不与上海语境建立具体的关联。而在上述见诸鲁迅杂文的上海研究外，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问题，即鲁迅面对上海市井的搅扰，陷入了对上海的迷思之中，在选择上海的同时又感觉上海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
这种对上海将信将疑的迷思当然与鲁迅对社会“刺戟”的理解有关。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在这里好像刺戟少些，所以我颇能睡，但也做不出文章来”[49]；在写给韦素园的信中也提到，“又无刺戟，思想都停滞了，毫无做文章之意”[50]，明显表现出因为缺少社会“刺戟”而要离开厦门的文化心态。上海刚好能提供鲁迅想要的“刺戟”，他在1934年写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乡间清静，也许舒服一些；但刺激少，也就做不出什么事来。”[51]这表露了他因为留恋上海社会的“刺戟”而不愿离开的心态。上海的“刺戟”甚至可能超过了鲁迅的承受能力，他在1935年写给萧军的信中说：“我并未为自已所写人物感动过。各种事情刺戟我，早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已也并不觉痛。”[52]从语气来说，鲁迅是回答萧军有没有被自己笔下的人物感动的问题，但其“各种事情刺戟我，早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的表达，却与上海语境密不可分。虽然这些书信表露的心态与其写作的具体关系还需要细致分梳，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海社会反复“刺戟”鲁迅写文章，他也乐在其中。因此，虽然鲁迅在1934年写给姚克的信中说，“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53]，但他其实不可能长时间离开上海。
显然，鲁迅对杂文有着爱恨交织的情绪，一方面，他将杂文视为极为重要的书写，建构了一种可以称为“生产者的诗学”的文学表达[54]，另一方面又在私人信件中多有微妙的心态流露，似乎小说仍然是他心中最重要的文类。他在1930年写给李秉中的信中说：“我于《仿（彷）徨》之后，未作小说，近常从事于翻译，间有短评，涉及时事，而信口雌黄，颇招悔尤，倘不再自检束，不久或将不能更居上海矣。”[55]其字里行间颇有骄傲的味道，以写杂文为荣。而在1932年写给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却说：“兄如作小说，甚好。我在这几年中，作杂感亦有几十篇，但大抵以别种笔名发表。”[56]其中就隐约有写了几年杂感而未有小说创作的遗憾了。这种遗憾，到1933年写给姚克的两封信中，就极为明显了。在一封信中，鲁迅说“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又说“新作小说则不能，这并非没有工夫，却是没有本领，多年和社会隔绝了，自已不在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写出来也不会好的”[57]。其中不乏自谦之意，但鲁迅对自己的写作显然不满意，他并不想和施蛰存战斗，内心对小说写作有某种渴望。在另一封信中，鲁迅说：“所作小说，极以先睹为快。我自已是无事忙，并不怎样闲游，而一无成绩，盖‘打杂’之害也，此种情境，倘在上海，恐不易改，但又无别处可去。”[58]其中对“打杂”的否定未可遽信，但他对自己在上海大体上只能写杂文、搞翻译和办杂志，难以进行小说创作的遗憾很明显。因此，当他终于写完《故事新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现出矛盾心态，是非常自然的。鲁迅在1936年写给黎烈文的一封信中说：
《故事新编》真是“塞责”的东西，除《铸剑》外，都不免油滑，然而有些文人学士，却又不免头痛，此真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而又“有一弊必有一利”也。[59]
他似乎拿不准《故事新编》的成色，但又对它会让“有些文人学士”“头痛”很开心。毕竟这是他在上海期间仅有的小说创作，不能不对此别有幽怀，并主动关心上海文坛和国外学界的反馈。
从结果来看，小说并没有遮蔽鲁迅杂文的成就，但小说和杂文的确让他在价值层面难以做出选择。客观地说，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的诱惑使鲁迅的写作深刻介入上海的社会现实，从而出现一种因为“刺戟”过度而远离“漩涡的中心”“和社会隔绝”的状况，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的上海迷思不仅表现为文类选择上的幽微心态，而且表现为他上海时期所写杂文中的一些特殊语词。彼时鲁迅在观念上相信只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认为在城市中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是历史的主体，并在此意义上以极大的热情处理上海市井的谣言和市侩气质，想从中寻找历史主体的人格形象。但结果却是鲁迅为上海市井所搅扰，并未发现劳动者成为历史主体的可能，因而只能对现实产生一种去主体化的思想进路，陷入日常生活的困局。例如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的《习惯与改革》，文章的主旨是改革要以理解民众的风俗习惯为基础，否则“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但使用的例子却是上海市井的日常现象：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60]
从逻辑来看，正是“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的“慨然长叹”引起了鲁迅写作的兴趣。他虽然在下文提到梁实秋对“多数”的态度，但只是斜刺一笔，并不关心，他真正关心的是那些看似“博爱”着“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而实际上只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的“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也就是说，相对于梁实秋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鲁迅更看重的是上海市井的谣言，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习惯与改革的问题。在这里，鲁迅仍然存留对国民性问题的热情，言辞间指向对“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的国民性批判，但却是在放弃精英与民众的二元框架后展开的。因此，更加看重上海市井的谣言意味着他已然扬弃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试图从上海市井的谣言中把握多数，建构不同的文化政治。这是鲁迅相信新兴的无产者才有未来的具体表现，他显然认为以上海为方法，从中寻找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可能，是不能从梁实秋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提供的话语入手的，只能从谣言丛生的上海市井中有所发现。
但是，从这些年被高频讨论的《阿金》[61]来看，鲁迅又再次陷入迷思之中，不知如何从上海市井的现实中把握历史主体。《阿金》发表于1936年2月20日《海燕》月刊第2期，主要内容是写自己如何讨厌一个从乡下来到上海的女仆阿金，似乎并不复杂，读来却令人费解。鲁迅针对“南京中央宣传会”删改《阿金》的行为，自言“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62]。在政治影射的意义上，鲁迅的确“毫无深意”，但撇开这一层，《阿金》却大有深意。文章劈头就是一句：“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63]接下来另起一段介绍：“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然后再另起一段写：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特意遴选了阿金一句话，却不引完，语焉未详。再次另起一段后，接的却是：“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从“最讨厌”跳到阿金的乡下人身份，再跳到泼辣恣肆的反问“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却接以“不过这和我不相干”，文气之奇崛郁怒，即使在鲁迅的写作中，也属罕见。既然“最讨厌”阿金，为什么先说“与我不相干”？是“最讨厌”有假？还是“与我不相干”不真？结合下文进一步的叙述来看，自然是“与我不相干”不真，阿金“轧姘头”的行为的确搅扰得作者不能安心写作，甚至“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不是“与我不相干”呢？作者自然不是反对阿金“轧姘头”，而是某种共同的感觉结构被阿金的搅扰唤醒了。其中的关键就是：“到上海来做啥呢？”鲁迅正是一个从乡下到上海来的人，其内心深处的乡下人身份意识在1935年写《弄堂生意古今谈》时即已自觉。同是在上海的乡下人，阿金泼辣恣肆的反问，也许正好触动了鲁迅乡下人身份的自觉，将阿金的话变成对自己的渺渺茫茫的责问：“到上海来做啥呢？”自己真能从上海发现什么吗？毕竟，如同鲁迅在另一篇杂文中所说：
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64]
虽然以上海为方法观察中国自有道理，但“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鲁迅也深知“孔子的教化”之于上海的影响。因此，他也许意识到一个乡下人来上海做不了什么，只能像阿金“轧姘头”一样，释放生命多余的力比多。鲁迅在下文解释了讨厌阿金的原因：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所谓“很普通，很难记住”和“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指鲁迅不在乎阿金具体的身体形象，只在乎她具体的声音被自己抽象之后所构成的符号形象。这一方面进一步坐实，鲁迅实际上讨厌的是自己被提醒，一个乡下人“到上海来做啥呢”；另一方面又抽空了鲁迅所讨厌的事项的具体内容，以至于只好填上一句：“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从下文来看，所谓“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是指鲁迅认为历史的沉浮转折与女性无关。但这些内容似乎又是虚文，因为鲁迅接下来又写：“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这就相当于在声明，写文章的时候，鲁迅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讨厌阿金，简直像是为讨厌而讨厌，莫名其妙。因此，文章最后以一句“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结尾，大而无当，却恰好表征了鲁迅虽讨厌着什么，却不知道具体讨厌什么，因而“迁怒”广泛的心态。而所谓“塞住了我的一条路”，恐怕与鲁迅的迷思攸关，在上海，真能召唤有效的共同反抗的阶级政治吗？这不是指鲁迅怀疑新兴的无产者，而是指鲁迅怀疑上海，怀疑自己以上海为方法的选择。
仅仅从《阿金》出发，也许并不能算发现了鲁迅的政治无意识。但鲁迅在上海写的两首旧体诗足以证明，鲁迅的确表露了这样的政治无意识。其中一首是1933年写的《酉年秋偶成》：“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65]另一首是1935年写的《亥年残秋偶作》：“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66]在上海想象“荒村”并且忆念故乡的“菰蒲”[67]，背后不正是“到上海来做啥呢”的反思吗？
注释：
[1] 参见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6期。
[2] 参见郝庆军：《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3] 参见代田智明：《1934：作为媒介者的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2期。
[4][5][7][8][9][10]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第54页，第87页，第110页，第177页，第211、213页。
[6] 黄坚：《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经之地》，《桃花树下的鲁迅——一部见微知著的鲁迅别传》，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44—63页。
[11][34] 钱理群：《鲁迅和北京、上海的故事》。
[12] 鲁迅：《热风·四十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
[13] 鲁迅：《热风·所谓“国学” 》，《鲁迅全集》第1卷，第409—410页。
[14] 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
[15] 鲁迅：《集外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鲁迅全集》第7卷，第44—45页。
[16] 鲁迅：《集外集拾遗·女校长的男女的梦》，《鲁迅全集》第7卷，第301页。
[17] 鲁迅：《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页。
[18] 鲁迅：《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第324—325页。
[19] 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446—456页。
[20] 鲁迅：《而已集·再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565页。
[21] 鲁迅：《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6—137页。
[22] 鲁迅：《书信·270919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第67页。
[23] 参见张洁宇：《从体制人到革命人：鲁迅与“弃教从文”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24] 鲁迅：《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鲁迅全集》第5卷，第309—310页。
[25] 鲁迅：《〈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241页。
[26] 鲁迅：《而已集·文学与出汗》，《鲁迅全集》第3卷，第581页。
[27][42] 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8—310页，第304—305页。
[28] 薛毅：《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视界》第4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9] 鲁迅：《〈“行路难”〉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245页。
[30] 参见郝庆军：《诗学与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研究（1933—1936）》，第200—225页。
[31] 鲁迅：《准风月谈·推》，《鲁迅全集》第5卷，第205—206页。文中所引《推》均出于此。
[32] 《为生活而奋斗之卖夜报童子惨死》，《时报》1933年5月4日。
[33] 鲁迅：《花边文学·倒提》，《鲁迅全集》第5卷，第518页。
[35] 鲁迅：《准风月谈·夜颂》，《鲁迅全集》第5卷，第203—204页。
[36]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6卷，第624页。
[37] 鲁迅：《准风月谈·秋夜纪游》，《鲁迅全集》第5卷，第267—268页。
[38]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非主流写作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1—342页。
[39] 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鲁迅全集》第4卷，第579页。
[40] 鲁迅：《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鲁迅全集》第4卷，第581页。
[41] 方璧（茅盾）：《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1927年11月。
[43][46]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弄堂生意古今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318页，第319—320页。
[44] 鲁迅：《准风月谈·扑空》，《鲁迅全集》第5卷，第369页。
[45] 《鲁迅手稿丛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1页。
[47] 王风：《鬼和与鬼有关的——鲁迅〈女吊〉讲稿》，温儒敏、姜涛编：《北大文学讲堂》，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48]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第637、642页。
[49] 鲁迅：《两地书·五十》，《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4页。
[50] 鲁迅：《书信·2611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604页。
[51] 鲁迅：《致外国人士部分·340730致山本初枝》，《鲁迅全集》第14卷，第314页。
[52] 鲁迅：《书信·350627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第489页。
[53] 鲁迅：《书信·340409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3卷，第68页。
[54] 参见李国华：《生产者的诗学——鲁迅杂文一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期。
[55] 鲁迅：《书信·300503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2卷，第233页。
[56] 鲁迅：《书信·320618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310页。
[57] 鲁迅：《书信·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477—478页。
[58] 鲁迅：《书信·331219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520页。
[59] 鲁迅：《书信·360201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4卷，第17页。
[60] 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第228—229页。
[61] 参见薛羽：《观看与疑惑：“上海经验”和鲁迅的杂文生产——重读〈阿金〉》，《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中井政喜：《关于鲁迅〈阿金〉的札记——鲁迅的民众形象、知识分子形象备忘录之四》，陈玲玲译，《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杨姿：《叙述与命名：〈阿金〉批评史及其反思》，《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王钦：《迈向一种非政治的政治：鲁迅晚期杂文的一个向度——以〈阿金〉为中心》，《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孟庆澍：《〈阿金〉与鲁迅晚期思想的限度》，《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62] 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21页。
[63] 鲁迅：《且介亭杂文·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5—210页。文中所引《阿金》均出于此。
[64] 鲁迅：《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鲁迅全集》第5卷，第257页。
[65] 鲁迅：《集外集拾遗·酉年秋偶成》，《鲁迅全集》第7卷，第470页。
[66] 鲁迅：《集外集拾遗·亥年残秋偶作》，《鲁迅全集》第7卷，第475页。
[67] 参见李国华：《鲁迅旧诗的菰蒲之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