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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阳林:如《惊蛰》能对读者带来些许启示,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来源:川观新闻 | 肖姗姗 成博  2021年07月08日08:38

7月7日。小暑。文坛却在为“惊蛰”而动。

杜阳林

下午2点半,李敬泽、阿来、梁鸿鹰、孟繁华、贺绍俊、刘庆邦、陈福民、张学昕、刘琼、王春林、何平、杨庆祥、张莉、邢春、刘大先、李云雷、饶翔、舒晋瑜、杨青等19位作家、评论家齐聚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大会议室,参加四川作家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作品研讨会,研讨会由《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主持。围绕作品,与会嘉宾就时代与个人、乡村文明的现代化、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等多个重要主题,展开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今年7月,《惊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是一部讲述底层少年凌云青抗争与成长的长篇小说。《惊蛰》最初刊登于《十月》杂志2020年6期,本次出版成书增补了杂志刊载时删减的部分内容,也对全书进行了全新的修订,使得小说在结构和内容表达上更加完整和细致。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四川北部阆南县观龙村,少年凌云青聪慧早熟,坚强好学,但苦难却如影随形:寒冷和饥饿的折磨,乡邻旁亲的刁难与欺辱……十年岁月,几番生死劫难与惊蛰之醒,凌云青完成了野蛮的生长。时代的列车载着这个倔强少年和他沉重的过去,无可阻挡地奔向未来。

主人公凌云青的成长经历,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中国历史巨变的缩影。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是新时期乡村青年人生成功的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主题。这个主题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持续闪现,《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文学名著,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惊蛰》是书写这一主题的最新版本。主人公更为极端的成长压力、更为坚强的意志和更为持久的韧性,赋予了作品更为强烈的励志功能。

研讨会后,川观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惊蛰》作者杜阳林。他从《惊蛰》谈起,分享了他对乡土小说和写作的认识。

一、从《惊蛰》谈起

记者:首先祝贺《惊蛰》继发表于《十月》文学杂志之后,又成功推出了单行本,并能在文学重地北京举办这样一场名家汇聚的研讨会。请你谈谈此刻的感受?对于自己这部长篇,有什么期待?

杜阳林:《惊蛰》能得到他们的肯定,对我来说是一份鼓励,也是一种鞭策。对于这部长篇小说,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来读它,不论它将来收获赞誉还是批评,只要是阅读的真实感受,都是对它的极大支持。如《惊蛰》能对读者带来些许启示,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记者:《惊蛰》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历程是怎样的?就好比阿来他沉积十年写出《云中记》,请问你的创作是否有真实参照的启迪?从落笔到成稿,一共花了多长时间?

杜阳林:我动笔创作《惊蛰》的时间不长,大约一年多吧,但前期准备时间很长,从脑海中有书写的这样一个想法,到最终成文,前后有五六年时间。小说中的不少人物,都有现实原型,是经过了艺术创作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像“跨门槛”一样,迈过了好几个“极点”,比如揭开当时记忆中的的伤疤,会影响创作情绪吗?我如何处理好真实和虚构的关系?处在今天高速发展的社会,还会有读者愿意去看一个“老故事”吗?幸运的是,通过认真思索,我为心中的困惑一一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也为小说画了上最后一个句号。

记者:惊蛰是一个节气,也是你这本书的名字。请问,为何要以惊蛰为题?你要传达的是什么?

杜阳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农人的生活跟着季节轮转,特别是跟着节气来安排耕种或收获,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对老祖宗传下来的二十四节气都不会陌生。而在众节气中,我又格外偏爱“惊蛰”,惊蛰会有春雷轰鸣,叩醒河山虫豸,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节气。我以“惊蛰”为题,是想传达一种“叩响与苏醒”之感,当然,除了是万物生灵之醒,更有人们“思维苏醒”的寓意。

记者:你将目光放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川北偏远的一个小乡村,书写了小说主人公凌云青十年成长,请问这是否是你的成长自传?你是基于怎样的初衷塑造这个人物的?当下年轻人是否能从阅读中受益?

杜阳林:坦率地讲,《惊蛰》中的凌云青,与我的成长过程有一定的重叠相关性,但这并不是一部成长自传,在其中有情节的设置,有艺术的提炼。我想塑造凌云青这个人物,不是描绘这一个“乡村孩子的逆袭记”,凌云青成长的“人生十年”,也是一个贫瘠偏僻村落的十年变迁,是一段于家于国都不该忘却的宝贵时光。

也许人年轻时,都会面对他自己的迷惘和困惑,如今年轻人的苦恼,和我们年轻时代也许有所迥异和区别,但那种“如同行走在黑暗隧道”的感觉是共通的。我们用自己的岁月经过摸索、试探与实践,走出了一条道路,并不是说这条路适合于当下的年轻人,但这种面对困惑不退却的精神,在暗中苦苦护住一点光亮的执着,也许会为年轻读者带来一些启迪,一点鼓舞。

记者:小说的最后,那些出走的凌云青们,他们到底后事如何?换句话说,凌云青出走了,乡村不再有凌云青,乡村怎么办?

杜阳林:凌云青们的出走,是个体的偶然,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无论城乡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之一便是改变了以前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城市化进程,随着城乡户籍壁垒被打破,乡村的凌云青们不再受土地的束缚,而是有了出走远方的机会。小说的最后,并未交代凌云青出走后的故事,因为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是既交叉又平行的关系,小说挽上了句号,而生活还在日日继续,千千万万个“凌云青们”后续的故事,就在我们身边时刻发生着,只要稍一留意就会看到他们的影子。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让更多的“凌云青”回归成为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凌云青”的出走和归来,都是在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体选择,所折射的是一条全民积极奋进、走向共同富裕的家国之路。

二、关于乡土小说

记者:众所周知,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乡土小说的写作一直在文坛延续。当代写乡村的作家有很多,这并不是一个讨巧的题材。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又为何会从这个题材入手来创造?

杜阳林:乡土小说的确不好写,我个人的认识,是要把握一种“平衡度”,如何让方言、故事,与现代性的文学思维接轨,写出“不一样的乡村”,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重点和难题。选择这个题材入手,也许和我个人情结有关。我就曾在一个与小说“川北观龙村”相似的村落里降生,长成少年,然后幸运地通过高考去往城市打拼。虚构的观龙村,承载着我对故土的种种复杂情感,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有着万千思绪,这种情感甚至会变成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让我将心中的故事,以文学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

记者:你不避讳乡村的贫穷与落后,这是乡村小说既定的路子,也是需要去突破的瓶颈。请问你在行文和叙事上是如何去解决这个矛盾,让读者可以从凋敝的乡村中看到光亮?

杜阳林: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农村的生活于我不是体验,而是真正身在贫穷困窘的环境中,从懂事起就经受着“人活着就会肚子饿”此类生存问题的现实考验。在书写小说时,我从未想过带着“滤镜”去美化它,将乡村塑造成民风淳朴的乌托邦,因为这并不符合我所经历的现实,虽然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但情感和细节都应该是真实感人的。在行文和叙事上,我尽力“贴着生活走”,不回避苦难和贫困,更不回避人心的力量和希望——正是有这样的力量和希望,才能让读者感同身受,从凋敝乡村看到温暖和光亮。

记者:书写乡村,但超越乡村,这应该是乡土小说最好的状态,你觉得《惊蛰》做到了吗?

杜阳林:我认为“乡土小说”只是对创作题材的一个划分,不管是“乡土小说”还是“都市小说”,它都应体现人性的复杂、情感的矛盾、理性的思考,否则,不具备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可能会因无法产生“同理心”而排斥完全封闭的“乡土文学”。人,是小说写作者永远感兴趣的话题,我希望无论“囿于乡村”还是“超越乡村”,《惊蛰》都能带给大家一点关于人性的探讨,如果能引起读者一点共鸣、一点思索,它已达到了我写作的初心和目的。

记者:阅读你的作品后,很想给你归类为乡村记忆小说。你已经脱离乡村到城市很多年了,如果接下来还要创作同类题材,你觉得仅凭记忆还可行吗?

杜阳林:当然不仅仅是凭借记忆。比如写作《惊蛰》,我查阅了大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报刊和杂志,就是为了在写作中培养一种“不与时代脱节的语感”。这也是向法国作家司汤达学习的:司汤达在写作《红与黑》的时候,认为文学必须追求严肃准确的风格,所以每天先读两页民法,让自己进入“民法典的世界”,再开始写作。

接下来还要创作同类题材的小说,仅凭吃记忆的“红利”是不够的,除了对“时代语感”的寻觅,我还会做更多的田野调查,从生活的质感中,提取更多写作的素材。

记者:综上所述,我想问的是,对于乡土小说的未来书写,你有何思考?如何不落窠臼?如何不只念过往?(简而言之,如何书写当下的乡村?)

杜阳林:当下乡村与几十年前相比,堪称风云巨变。这种改变,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这是一段激昂奋发的征程,但同时也为乡村的人留下了一些困惑。我的出发点还是从“人”入手,置身日新月异的新乡村,去深刻了解和剖析“新农民”的所思所想,所惑所求。

三、写作的继续探索

记者:我们知道,在《惊蛰》之前,你已经推出过不少作品,平时也在不断写作,包括散文等。你对自己目前的创作有何心得?

杜阳林:不敢称心得,只能说个人的微末感受吧。从很多年前,我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些散文、小说。书写对我的意义,就像给心灵推开一扇窗,透过写作,能看到更加广袤美丽的风景,认识更加丰富生动的世界,这是一件十分奇妙同时也让我乐在其中的事。

记者:从记者到一个作家,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杜阳林: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从事到人的变化”。新闻报道重“事件”,读者需要记者以简洁笔触介绍事件,而且必须客观真实地记述,不能掺杂主观性的意愿;小说创作更看重“人”,表达了写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及感受,以塑造出“立得住”的人物为己任,需要在“文学性写作”上下功夫。

记者:著名作家阿来曾公开点赞,说你的书写是具有文学性的,他很看重你的坚持与勤奋。你是如何看待这一褒奖的?在写作这条路上,你是否相信勤能补拙?

杜阳林:我很感谢阿来老师的勉励,与他的勤奋相比,我其实算不上勤奋,自己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文学性”应该是技术与心灵的结合,如果一个写作者没有持之以恒的写作锤炼,没有深刻反省的谦逊胸怀,很难得到真正的启悟,也找不到一条“文学性的书写之道”。文学性的书写,是心灵之“艺”,也是技巧之“术”,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古训在这里是实用的,但同时也需要心灵与认知的不断成长和成熟。

记者:目前你在不断地创作一些散文,也在尝试一些田野式调查写作。你是希望各方面都有所涉猎还是希望在小说上有所建树?

杜阳林:王尔德有篇经典的童话,叫《自私的巨人》,单身汉巨人在吃人鬼家里逗留七年,回家后才发现自己花园已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巨人大发雷霆,修筑高高围墙,不许孩子进入,但花园从此常年冰封雪覆,萧条凄清。直到巨人被一个孩子的心感化,推倒围墙,敞开花园,从此这里鲜花朵朵,欢笑声声。

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是“不设围墙的花园”,不管是散文,报告文学等,只要题材适合都可以尝试,这对我小说的创作路径,或许更有帮助。

记者:能透露一下最新的创作计划吗?

杜阳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我个人认为,懂得了乡村,也许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如何直面乡村现实面貌,透视村人的精神成长,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也会以此作为下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主题。

我聚焦于乡村社会,不过不再是“惊蛰”发生的时代背景,而是当下的乡村。如今的农村变化很大,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好,近年来随着电商的“消费式下沉”策略,使得城乡距离近一步缩小,但这是否是现实的写照,城乡之间还有哪些距离,我想探索在乡村快速发展的道路上,人们可能遇到的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