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的上海辰光
一九五三年国庆贺绿汀与梅兰芳在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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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贺绿汀先生“躲”进了华东医院，尽管这个以给高级干部看病而闻名的医院如何“森严壁垒”，但是，九十岁的贺绿汀却躲不过追踪而来的问候、祝福和鲜花！这位曾写过无数精彩乐章，并以一曲《游击队歌》而名震天下的作曲家，这回是绝对无法再“游击”到别处了。
贺绿汀今年整整九十岁了，沧桑风雨的九十年！
按照中国人做虚岁大寿的惯例，去年，贺老先生的祝寿活动可谓是“轰轰烈烈”。一场“贺绿汀音乐作品演奏会”，让人听了，就仿佛跟着音乐走路，走过了数十年的中国历史，有悲壮，泣而无声；有狂欢，喜形于色。有诸多的旧雨新知，尤其是无数桃李弟子簇拥而至，他实在是很高兴，虽然，也累。所以，今年近7月20日生日时，他便不事声张地“躲”进了医院，就像一个“老游击队员”。
可是，他的“战略”“战术”，绝对逃不过热爱着他的人们的眼睛。他们不屈不挠地带着鲜花和欢声笑语来了。于是，他的病房，不可避免地成了欢乐大世界，成了花房……
在这一天的同一时刻，在北京皇冠假日饭店的艺术沙龙里，也聚集着一批带着欢声笑语来的人们。他们用乐器，用歌声表达着自己。从“嘉陵江上”的“百灵鸟”，到“晚会”上的“摇篮曲”，一曲“幽思”的“牧童短笛”，诉说了上海与北京相距遥远的“怨别离”……
感谢现代化的通信设备，得以使北京的声音热线传真给了病房中的贺绿汀。而贺老的答谢，又乘着电波的翅膀，飞临首都的上空。他深谢关心他的人们，说：“大家冒着酷暑，为我贺寿，实不敢当……”
许多年前，年轻的贺绿汀因革命而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曾口占一首《浣溪沙》以言志，上阕的末一句是：“不知何处是吾家。”下阕的第一句是：“好梦有情来欢迎。”今夜，在贺老的梦中，在医院做的这个梦中，有那样多的爱戴者陪伴，他还能找着回家的路么？
他的家，空空的了，像一只温暖的巢，等着他的归来。满院子的绿荫和蝉声，还有他所钟爱的四季鲜花，都在等待着已迈开人生第九十个年头之步的老人。
他的失聪，使他一直的形象是费力地戴着助听器，认真地倾听着别人的诉说。此情此景，让人感动。他过去享有的“硬骨头”绰号，依然紧随着他，形影相随。他还是不平则鸣，用那带有辣椒味的湖南普通话。他依然酷爱音乐，而对酒吧音乐堂而皇之的泛滥感到愤怒。他就是他。或许你可以说他近乎偏颇，但这种执着，却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分量。
贺绿汀最关心的，是国家大事。1988年时，他曾在某次会上诚恳地说：“我老了，我要死了。行动不方便了。我要退出政协常委，一退到底。政协不能尽让八十、路都走不动的人来干，要让能干实事的人来干。我不能尸位素餐！”可是，他并没有从此“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每天听新闻广播，读多种报纸，他在政治上依然敏锐。他不仅是个成功的音乐家，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中有着六十九年党龄的老同志，所以，他受到党内外的广泛尊重，应当是可以理解的。
贺绿汀每天坚持写回忆录和写日记，而这一切，无疑和他所奉献给后人的音乐作品一样，将成为他生命的延续。他最近在重读唐诗宋词，还在读一本历史回忆录，这两者，都使他浮想联翩。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和贺老一起消灭各种敌人，包括病魔。“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我们和贺老将唱着歌行军，在人生旅途愈走愈远，愈坚定不移……
上海的夜空，今天是一张乐谱，星星是流动着的不朽旋律。
199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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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2日，江苏高等法院高字第359号刑事判决书主角“贺如萍”在南京刑满出狱。四顾茫茫，两手空空，幸好在徐州任教的侄子贺涤心寄到三十元，他得以有钱买车票，东去上海。贺如萍，即贺绿汀，这一年，二十七岁。
据史中兴《贺绿汀传》，贺绿汀到上海的第一个住处，是在甘世东路（今嘉善路）崇仁里一家小店的楼上。这是他在湖南岳云学校时期同学刘已明以每月六元租住的一个地方。刘已明在老家做了几年音乐老师，带着所赚的二百元，想报考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他鼓励贺绿汀也一起报考。
目前，对贺绿汀人生轨迹有清晰描述的，一是史中兴出版于1989年的《贺绿汀传》，另一是贺绿汀女儿贺逸秋、贺元元出版于2003年的《我的父亲贺绿汀》。前者在传主去世前十年出版，相信素材采访起始应更早，故《贺绿汀传》得益于传主本人回忆应是确信的。后者是传主女儿，虽然出版稍晚，但所写史实也值得重视。
2021年6月12日，我从自忠路沿复兴中路一路向西步行至嘉善路，实地探访崇仁里。崇仁里沿马路一排二层建筑还在，一楼仍以各种小店为多，门牌号码从55至81号。崇仁里的门牌在其间，为69弄。门头尚在，只是应该有“崇仁里”三字的门额被白石灰覆盖，空空如也。与弄堂口几位纳凉的居民攀谈，他们大约五六十岁，尚能记忆早年那一排小店中有药店、成衣铺、老虎灶等等。令我比较意外的是，他们居然都不知道嘉善路69弄另有大名“崇仁里”。
关于刘已明的住处，贺逸秋所说与史中兴不同：“父亲出狱后，得到在徐州当中学教员的侄子的资助来到上海。父亲找到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的岳云艺专同学刘已明，刘已明在上海今岳阳路建国西路口一个裁缝店的楼上租了一间小房子,父亲就在他那里睡地板。”史说“甘世东路（今嘉善路）崇仁里”与贺逸秋说“今岳阳路建国西路口”，相距稍远。但贺逸秋所说也没错，因为《贺绿汀传》中说了：“刘已明准备考试，又把家搬到了建业里。贺绿汀也住了过去，把买菜、做饭的活儿包了下来。”
贺逸秋说的“今岳阳路建国西路口”正是建业里，只不过跳过了甘世东路（今嘉善路）崇仁里。
刘已明本人在《忆绿汀在上海》一文中，对往事的回忆或许更细致：“不久，绿汀兄找到了我的住地，我既惊奇又欣喜地了解了他的不幸遭遇，原来他才从南京监狱里出来，生活困难。我毫无考虑地邀他同住、同吃、同学习，并另租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我记得房子租金每月为光洋6元。又租了一架钢琴，每月租金10元。我每周去学校上几门理论课，上两次钢琴课。绿汀兄每天在房里练习钢琴、读书、看报、做饭等等。”
贺绿汀对那一段也有文字记录，但简略：“2月到上海借住难友刘炳华处，时湖南岳云艺专同学刘已明来沪报考上海音专，我即迁住他处，并在西门路西门里私立小学当教师。这一年我写了《小朋友音乐》与《小朋友歌剧》两本书，由北新书店出版，得了一笔稿费，有了点钱，便准备投考上海音专。1931年2月考入音专，选学作曲及钢琴，同时在另一处私立小学任教以维持生活。”
贺绿汀从刘已明处搬走的下一个住处，是西门路（今自忠路）西门里4号。他在一家私立小学找到了工作，月薪25元。这个小学校名，《贺绿汀传》明确为“上海小学”，贺逸秋则将其称之“西门小学”。
贺逸秋说：“后来在西门里有个西门小学招聘教师,父亲又去应聘。校长叫瞿伯华,租了两座弄堂房子办私立学校。学校只有三位教师,他同意父亲应聘,让他当初级班的教师,每月工资25元。这样，父亲就有了职业,并从刘已明处搬出，住在学校晒台上的阁楼里。”
西门里的门牌，是自忠路原380弄，现已拆除，原址变身为一个叫“华府天地”的高档楼盘。西门里的旧时模样，大约与一路之隔尚且存活的西成里、丰裕里相似。西门里故事多，如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期间，周恩来常到此开会；张大千昆仲居住在17号；艾青与力扬从杭州到上海，最初也是在西门里安身的；胡也频被捕后，沈从文将怀孕的丁玲从原住处迁移到西门里的李达、王会悟夫妇家中……
西门里之后，贺绿汀的下一个住所是哪里呢？贺逸秋回忆：“1930年夏天，父亲报考上海音专小提琴科未被录取。同年9月，三伯来到上海，为父亲添置了一些衣物和日用品，并为他在甘世东路租了一间亭子间。于是父亲辞去了小学教员一职，专心准备考试。”贺绿汀在次年春季进入音专，成为钢琴与和声两门课的选课生。如此，贺绿汀与甘世东路的缘分就有了两次。这两次对他而言，都有着纪念意义：第一次是借同学光，在上海落了脚，也在此确定选择音乐作为终身事业。第二次，则目标更明确，在这里复习应考，并遂愿。
贺绿汀在1931年春天考取音专后，姜瑞芝姐弟从邵阳来到上海。《贺绿汀传》：“曾和他并肩参加火烧英商煤油库的积极分子姜瑞芝，和弟弟一起，也到上海报考音专来了。贺绿汀为她补习和声和钢琴。会同三哥和他们在巨泼来斯路(今永福路)62弄美华里15号合租下一所三层楼的房子：三楼是姜瑞芝姐弟，二楼是一位浙江同学，他三哥住底层，他住二楼亭子间。”
这一段讹误较多，需要订正。首先，巨泼来斯路并非“今永福路”，而是“今安福路”。永福路在法租界时期名称是古神父路。两者相去不远，但却是两条不同的马路。其次，说美华里在62弄也是错的。因为，无论是巨泼来斯路时期，或是后来的安福路，62弄都是德安里的总门牌。只是德安里现在已在城市改造中成为永远的过去时。原处，矗立的是一幢有着玻璃幕墻的高楼。
但，巨泼来斯路或安福路，是确有美华里的，门牌是安福路191弄。从路口北进向南，有不宽的道路，直通弄堂深处。弄底，有三排共二十二幢石库门房子，15号在第二排最靠里的位置。大约在很长时间里，15号西面的窗外，应该是一块不大不小的菜园。
据1931年5月《新建美华里召租》广告：“法租界善钟路西首、巨泼来斯路南首、麦琪里西首有三层楼石库门房屋多幢。弄口装有铁门，屋身坚固，自筑丈宽马路。每间房屋之内，装有抽水马桶，且空气清新，日光充足，离善钟路电车站甚近，交通便利。租金每幢每月自三十元起。如合意，请向本里第一衖末家接洽。南京路四十九号美华地产公司启。”
贺逸秋说：“1931年三伯因卖了两部书的译稿，有了几百元的稿费，在上海美华里15号租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三伯住在一楼，父亲当时已经在上海音专读书，就搬来住在二楼的亭子间。我母亲那时还没有和父亲结婚，她和我小舅舅也在上海音专学习，姐弟俩租住在三楼，其余的房间出租。那时的生活比较安定。但想不到祸从天降，当年5月下旬，来了几个‘包打听’，拿出一个信笺，上面写着：‘贺××共产党中央住机关’一行字，就把三伯抓走了。”
据《贺绿汀传》：“后来三哥还是判了六个月徒刑。同时被捕的一个同志也判六个月徒刑。”贺逸秋的“三伯”、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原系中共党员，但在美华里时期，已无组织关系。所以，“包打听”以“贺××共产党中央住机关”为名抓人显然是不确的。最后判刑仅六个月，应该也不是以“共产党中央住机关”的罪名量刑的。据说，晚年贺绿汀一直想通过档案系统弄清当年究竟是谁向当局告密，但无果。
这件事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应该是美华里15号的房租无以为继。至于贺培真被抓时间，贺逸秋说是“5月下旬”，不确。因为《贺绿汀传》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三哥还在服刑”。以刑期往前推，不应该在“5月下旬”。
贺培真被抓时间及同时被抓者是谁？1931年7月19日《申报》有报道：
“浙沪警备司令部、日前得据密报、谓现有反动份子多人、匿迹法租界巨泼莱司路美华里十五号门牌、请速派员往捕等情、当由侦缉处探员杨凤歧、持文迳投法捕房特别机关、会同中西包探、按址拘获贺文麟、叶兰山两名、并抄获反动文件多种、一并带入捕房、转解司令部讯究。”
如此，贺培真（即贺文麟）被抓时间应该在7月中旬，同时被抓者是叶兰山。叶兰山后来也被判刑六个月，再往后，下落不明。不知道叶氏是否就是《贺绿汀传》中所言及租住在美华里15号二楼的“浙江同学”？对此，贺培真、贺绿汀昆仲似无回忆。
关于这段时间的经历，贺绿汀在1934年11月曾著文发表：
“1931年春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随黄今吾先生学和声，随查哈罗夫先生学钢琴。1932年中日‘一·二八’战事发生，离校到武昌艺专任音乐理论教师，同时翻译英国音乐理论家E.Prout所着《和声学理论与实用》。1933年再回母校，正式以理论为主科，随黄今吾先生学作曲。今年6月父亲逝世，故乡大饥馑，三哥亦因病停止他的职业去休养。为着生活，也许会要暂时停学罢，我的生活路程永远是曲折的。”
贺绿汀与姜瑞芝姐弟在1932年2月离开上海，姜氏姐弟因音专停课、贺绿汀则应私立武昌音专聘。他与姜瑞芝，当年暑假期间在邵阳老家结婚。等他再次回到上海，已是1933年的秋天。
1934年春天，他从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搬到了雷米路（今永康路）133号楼上，楼下是家木工油漆店，“咯吱咯吱的锯木声和叮叮咚咚的铁锤敲击声终日响个不停”，隔两个门牌，139号的楼上住着三位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青年：陈荒煤、张庚、吕展青。吕是贺在音专同学，他们为了生计，还曾一起承包过某个私立小学的教学。
吕展青即吕骥，后来成为新中国音乐领域的领导人。在第一届文代会上，吕骥是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贺绿汀是副主席（另一位副主席是马思聪）。当然，这是后话。继续回到1934年，有一次吕展青被当局盯上，贺绿汀帮忙到139号楼下的烟纸店打听有无吕氏信件，因此也被盯上。所以，贺绿汀夫妇当晚就搬家到了拉都路（襄阳南路）84号王春生裁缝店的楼上。
这一年的暑假，贺绿汀看到俄裔美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征求有中国风味之钢琴曲”的启事，他在现在已烟消云散的84号楼上，写出了三首钢琴小品《牧童短笛》《摇篮曲》和《思往日》。这成为贺绿汀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贺逸秋回忆：84号楼上的小屋，“矮小且不通风，夏天热得不能进屋。父亲只好一大早趁太阳还没有出来，从晒台爬到屋顶上，坐在屋面上写作。”
我对贺绿汀几处旧居的探访，其实就是田野考察。通过对实地观察、与居民交谈，查阅存世的历史文本，将两个时间中空间进行比较、叠印、组合，以企尽量恢复传主活动的历史现场。
对贺绿汀旧居，我先后四次走访了泰安路74弄4号（现存）、安福路（原巨泼来斯路）美华里15号（现存）、自忠路（原西门路）西门里（不存）、嘉善路（原甘世东路）崇仁里（现存）、襄阳南路（原拉都路）敦和里（现存）、永康路（原雷米路）133号（现存）、襄阳南路(原拉都路）84号（不存）和岳阳路、建国西路口（原祁齐路、福履理路）的建业里（不存）。
1930年9月，贺培真从河北到上海，曾住“拉斐德路幸福里”，《贺绿汀传》说，此时的贺绿汀，为了全力复习应考，辞去了西门里小学教职，搬进“拉斐德路幸福里”与三哥同住。不久，为了让贺绿汀有个更好的学习环境，贺培真在甘世东路为贺绿汀另租了亭子间。拉（通译为“辣”）斐德路，即今复兴中路上，并无“幸福里”地名。距复兴西路不算远的华山路1420号，倒是有个幸福里，但无当事人确认，不敢妄定。
岳阳路、建国西路口（原祁齐路、福履理路）的建业里名字还在，只是该处建筑在大部拆除后，又仿照原有外貌复建了起来，仍以“建业里”命名。究其内里，实际上只是姑存其名而已,今“建业里”已非原“建业里”了。所以，在“现存”和“不存”的选项中，应选“不存”。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一家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起，一直住在上海泰安路74弄（又称“亦村”）4号的花园别墅里。这是贺绿汀一生安居最久的住址，直到1999年4月去世。
2021.6.14.端午
